说到《1984》，可能有些读者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但谈起韩寒的《1988》和春上春树的《1Q84》，相信大多数的读者都耳熟能详，而这两本小说也都是为了向乔治·奥威尔的寓言体小说《1984》致敬。
1948年，45岁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给小说取名时，把1948的最后两个阿拉伯数字调换了一下位置，以《1984》作为小说的名字。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令人惊叹的是：从来没有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奥威尔，竟然早在1948年就预言了社会主义的极权统治。
在小说中，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街道上贴满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老大哥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人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就像公仆、人民的儿子一样亲近，但人们所受的却并不是一种慈祥的统治。
社会的基本信条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电幕无处不在。不论你是在吃饭、睡觉、走路、上班，墙上的电幕时刻都在监视着你，它们不仅观察你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也监听你的每一句话，甚至一声叹气。最重的罪行是思想罪。穿着便衣的思想警察混迹于人群之中。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逮捕。醒着时你可以做到不说话，但梦话是不可控的。小说中那个叫作派逊斯的党员，就是因为梦话被自己的子女听见报告给当局后而被捕的。他失踪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在小说中，一个人如果失踪了，所有人便会强迫自己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根本没有过这个人。
这些场景是不是有点耳熟？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年轻时思想左倾，在上海读中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后因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9年，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但被急于投身为新政权服务的他断然拒绝了。1950年，董乐山考上了新华社外文部。1957年，刚在中共“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其直接原因竟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品质不好。
“文革”期间，有位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出了一个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于是他被关入了牛棚，受到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他一个人。再后来，他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断了一只胳膊。了解了他的这些经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对《1984》的感同身受和情有独钟了。
对于这样一段由权力和阴谋主宰的历史，我们的文学不是不能表现，就是无力表现。我们对历史的判断，仍然习惯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思想活动，在官方的结论那里一动不动地打下了死结。偶有意识松动的作家，也都学会使用含糊的措辞，再三审制之下，同编辑一起与官方达成看不见的“社会契约”。在历史面前，我们的文学等于交了白卷。正是在这样一片空白的文学地带，出现了董先生的翻译小说，它们的价值，实在远远超出于原著本身。
在翻译了《1984》之后，董乐山又翻译了一部三十万字的《奥威尔文集》。其中有一篇《我为什么要写作》，大可以看作是董先生关于翻译的自白。
“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对董先生来说，翻译相当于奥威尔的“政治写作”，同样也是作为一种艺术来经营的。
在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董先生对“人文主义”一词做了很详细的阐释，他是主张把它放到人类的自由生存──“人学”的根本意义上进行理解的。针对中国思想知识界的现状，他批评说：“过去中国虽有两次西学东渐，但主要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两次都不深不透，近乎一知半解。最近这次虽然因为新思潮新学说纷呈，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但还未深透就戛然而止，以致烧成了不少夹生饭。不是有著名政治学家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吗？在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但发生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至于把民主理解为‘当官要为民作主’而就理直气壮，那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
美国报人斯通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是董先生晚年所译的又一部著作。斯通把言论自由的源头一样上溯到希腊古典文明时代，他认为，“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在它以后也很少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然而，恰恰在这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别无武器捍卫自己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在本质上，苏格拉底坚持的立场是个人独立自由的立场，也是反民主的立场。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斯通揭示了民主与自由的矛盾性，民主政体的缺陷及其潜隐的危机。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定民主，而是通过对民主的批判，使之趋于完善。民主是开放的，多维的，兼容的，而不是独裁者的招牌；它必须使个人自由栖居其中，成为它赖以长存的基础。
董乐山的翻译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更在于他把翻译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恰恰相反，他把对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八十年代初率先完成《1984》的翻译，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的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完全展现了出来。他的思想发出了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今天，虽然他已经离我们远去，虽然他的骨灰远在大洋彼岸，但是他的精神也永远不会被人们所忘记。
因为董乐山，有些人发现了奥威尔，重读奥威尔，再一次解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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