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一定要找到自我吗？

本文摘选自《她们何以不同：52个生活之问》，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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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一定要找到自我吗？

在现代社会，人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认清生活和生命的本质，很难明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因为人的内在需求是动态的、发展的，外部的社会需求也是动态的、前进的。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很简单，所面临的无非是劳动和生存问题。人们只需要关心柴米油盐，跟随着春种秋收的自然节奏，维持吃饱穿暖的状态。彼时的人们按照天人合一的节奏来生活，用不着思考自我，用不着考虑个人的活法，就可以自足自乐。

到了工业化时期，新的科技、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应运而生，人被迫与社会产生另一种联系。在巨大的社会运转程序中，每个人都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的宏大价值已经为个人做出了定义，个人的选择在时代的定义之中。

如今我们被赋予了时代性的要求，也意味着在这个时代性的历史框架里，我们先要明确一个问题： 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又或者是，要深刻地去理解、认识、探究“我是一个什么世界的人” 。2500多年前的欧洲，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希腊时期的人，当时的希腊哲学家们特别强调，人要发现自己的本质，获得自己的价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通常采用演绎法解释一切，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提出了著名的“洞穴理

论”：在一个山洞里，有几个背对洞口、面朝洞壁被绑着不能动弹的人，洞口有一堆火，这些人只能看见通过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往来木偶的影子，以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直到有一天，一个人勇敢地挣脱束缚，来到洞口，看到了洞外的一切，他们才终于知道真实的世界什么样。

人若要对自我进行定义，即找到真实的自我，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世界的人。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理念”是最重要的，“洞穴理论”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这一理论也非常具有启蒙性，那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呢？

人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走出洞穴、被光照亮的人，要知道自我的认知和这个世界的本质有着十万八千里之差，真实的世界与认知也许是完全相反的。古希腊人的观点认为，人生的本质其实是追寻理念的过程，应该按照世界的本质来生活，过滤掉各种肤浅的表象。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人想要认识自我，需要经历一个思考与探索的过程。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家们认为生活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是被“演绎”出来的；他们认为生活实际上就是经验，是通过不断地归纳，最后人们获得一种对世界的总结性体悟。从这个定义上说，我们的一生可能就是在实践性的关系里，不断地形成自我，形成对世界的体认。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身处什么时代，或者更具体一些，要认识自己所处的时空有哪些节点，不仅要沿着历史长河追溯，还要看到世界的多元性。比如，遥远的古希腊时代发生的事情，看上去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想要认识自己是谁，似乎不必溯源至彼，但现代很多思想都是从那个时期演变而来的，比如人文主义精神。每个人的文化品格的形成，都有一种“多源性”。正是这种“多源性”，让我们无法整体认识自己。

这个世界是多源的，每一源都有自己的节点，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所以一个人身上可能就呈现出一种混杂性，有时候自己也理不清楚。

如果按照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来说，“自我”就是lighting，即有一束光照亮自己，这个发现自我的门槛是很高的。现在，很多大学都开始设置通识教育课程，通识就是给我们建立生命的坐标。比如，古代社会的“通识”，基本就是如何耕地种粮、如何遵从孝道、如何维护好伦理关系等，这种通识教育是比较朴素的，是依托于血缘关系、家族关系，从自然经济中产生的。

现代社会的“通识”是为了寻找自我。一个人有良好的自我，首先要有非常好的“通识”。通识不是人为构造出来的知识，而是我们人类获得的所有常识的沉淀，良好的自我必须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坐标系。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认识自我的难度空前之大。每个人都是活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接触了非常丰富的人类文明既有成果，导致生活变得特别复杂，生发的欲望也就特别多。

美国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认为，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整合自己的欲望，他在著名的戏剧《榆树下的欲望》中，描绘了一棵枝杈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大榆树，以此象征人的内心各种挣扎的欲望。除了内心的欲望外，还有因为外部世界的驱使而产生的欲望。如《楚门的世界》中，外部环境不断地给个体制造一些欲望、目标和追求，内外双重的因素影响，导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难上加难。马尔库塞则认为，所谓的“自我”，实际上都是外部环境植入的。比如我们今天常说的“诗和远方”，“诗”是什么，“远方”是什么，其实自己并不清楚。

20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人文主题，特别是文学、戏剧、电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寻找自我。美国作家耶茨、法国哲学家萨特等倡导存在主义的人，都在拼命思索这个问题：“自我”到底是什么？

在青年阶段，年轻人还承载不了“自我”这么一个深刻而宏大的命题，能在此阶段“安身”，但很难做到“立命”。认识自我以后，他们才有不惑之感，才有一种精神的扎根感。但我们今天的生活，年轻人还处在“安身”的压力下，换言之，他们还都处在生存竞争中，而认识自我是要在发展竞争中、在得失之间才能逐渐体会到生命内部的愿望，才能体会到自己生命深处不可更移的本质，才能认识到可以终生去追求的价值。

斯多葛主义认为，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中，人们应当认识到哪些事物是可以控制的，哪些是不可控制的。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的最后一位皇帝奥勒留对此也有精辟的认识：一个人应当有力量去承受不可改变的事物，同时也应有勇气改变可改变的事物。这正是个人认识自我的核心所在。实际上，对自我的认识，永远是在自我形成之后，这是由时代发展决定的。

每个人要认识自我，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今天的年轻人，不必存有非要在某个时刻认识到完整自我的误解。

02

快乐有没有高低之分？

在当前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阶段，人的压力很大，人很疲惫，失去了向上看的愿望和能力。

从读书、看电影的角度来说，在过去那个只要踏实肯干就能有所获得的时代，人们能从经典电影或名著中的人物（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身上感受到一种庄严的奋斗感，以此激励自己做出努力的行动。但现在我们疲惫不堪，缺乏奋斗的精力、余力，内心深处有太多焦虑和各种各样的伤痛、迷茫。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人们去阅读或观看那些宣扬奋斗、奉献的书籍或电影，反而让人感到沉重。

现代社会，人们更倾向于释放，寻求简单的快乐。但是在逃避压力、寻找快乐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找不到正确的途径。由此我们看到，“审丑”文化，或者荒诞可笑的内容就变得很有市场。在看到这些内容时，人们会觉得有一种倾倒感，能疏解苦闷，但这无形中也产生了问题，就是下滑的快乐。下滑的快乐是短期需求，类似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及的人最底层的生理需求。短期需求满足得快，消失得也快，是即时性的，很难持久。它要求人们不断地寻找新的刺激来维持这种快乐，但人自身深层的焦虑，如身份焦虑、价值焦虑以及对人生目标和生活意义的探索，它永远也解决不了。

像坐滑梯一样，人在下滑中是很快乐的，如果只想把自己释放出去，便失去了向上攀爬的动力。人生本身起起伏伏，但在这种释放的情绪里只有伏没有起，起要攀登、要求知、要思考，这些在下滑的快乐中很难施展，所以更会产生一种生存本身的精神疲惫。

为什么大家对娱乐又爱又恨？我们追求欢乐，追求苦闷的疏解，还有物质条件的提升，其实这都是表面的需求。当我们往深处挖掘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心里都有焦虑—生活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许多人在短暂的娱乐后，常常会感到目标丧失，有一种虚空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是什么。

从宏观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真诚的沉淀，同时也需要面对人生深层问题的勇气和庄重的态度 。但是现在，这些需求与发展面临着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障碍。这种快速发展带来的匆忙感，让人们无法从容地思考和调整自己。

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时代，每个人都像小乌龟一样拼命追赶。但我们很少去思考，如果角色互换，我们能否比比谁慢，学习乌龟的慢节奏。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快慢结合的时代，既要快也要慢，要张弛有度。这样的平衡能力在今天已经变得稀缺，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拥有下滑性快乐能力的人不少，但拥有幸福能力的人却不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寻找幸福的能力，而不只是得到即时快乐的能力。

03

我们的幸福在哪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钱。

西方国家的制度是信用消费，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在西方，一个年轻人即使刚刚大学毕业，收入为零，他的生活状态也可以与中产阶层持平，因为他是以预期标准来生活的。如果他预期自己的年收入是10万美元，按照经济理论来说，他从大学毕业那一天起就要过5万美元标准的生活，而不是几百美元标准的生活，挣不到5万美元时他可以信用消费，达到平衡点后，甚至超过5万了，就开始还钱。当把前面的空缺填掉之后，他开始为未来的养老、医疗积蓄资本。

我们可以看到，信用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人整体的生活品质会很不错，不会因为刚毕业而困窘不堪。作为一个年轻人，在人生最黄金的年龄段，他能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准，能实现阅读、旅行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我一直认为，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这些，将来的生活幸福程度可能就比较低，品位、格局就不会被完全打开。当然，信用消费也会带来另一个坏的结果，当一个人没有还款能力时，超前消费会造成严重的负债，在往后的生命阶段，他的生活会变得特别窘迫，生命的质量会特别低，生命持续被打开的程度也很低。

美国人认为拥有50万美元的资产就算中产阶层了。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国家的中产阶层现在大概有2亿人，宽泛一些算可以达到3亿到4亿人。如果一个人在北上广深的中心地带拥有一套房子，就已经超过标准了，但这个标准不能健全你的生活，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重心都压在了房子上。

为什么我们会说今天的社会是个短缺型社会？因为每个人内心所渴望的跟所能实现的相差甚远，所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要获得感”，也总有一种缺失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曾指出，人在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品格和品位，人通过人际交流、文化交换、文化吸收，才能收获好的生命成长感。我们目前面临的生命的艰难之处就在于，社会机制和制度尚未达到中产化的稳定性，导致年轻人不得不靠自己去打拼，去争取生活资源，如租房、买房等，这使得我们的年轻人在出生时就站在了与发达国家同龄人不同的起点上，好似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是他们一出生就拥有的。虽然父母或祖辈已经在尽可能地把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铺就得好一点儿，但他们最多能为年轻人减轻一些生存负担，最直观的就是金钱上的帮助，很难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幸福生活的解决方案，真正的幸福是个人化的，要自己去寻找。

以钱来计算幸福程度，那是很简单、简陋且非常狭隘的衡量方式，关键是个人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怎样体现与完成，这才是最紧要的。对于幸福本身，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当下的发展阶段，我们完全没有消费主义市场的基础，但是人们在进入社会时就可能已经拥抱消费主义，并对其有不切实际的预设。在全球化条件下，很多人看到别人的生活那么享受，也认为生活应该是满足和顺应自己的，如果你也有这种期待，那就要警惕了，因为你会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世界感到失望。

要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归属感，回归内心的清澈，并非易事。因为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空想主义，而是生命通过各种经验、经历，克服各种各样的难题，并解决一个又一个困境获得的。到那时生命豁然开朗，你才一下子明白人生所求无多，这种寻找其实是每一代人的命运与课题。除非运气好的人，一般来说，起码要到不惑之年后，大部分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人最怕的是过一种世俗意义上很幸福，但内心很空洞无着的生活 。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下，我们生命价值的落点、幸福感的落点，恐怕还是体现在探索性上。对我们中国青年来说，最重要的，是走过不同的生命过程，创造了某种新事物，如此，你所经历的一切才是有价值的，才符合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目前对幸福的理解逻辑，应该落在这一点上。

我们还要在探索性阶段的生活里，活出自己的唯一性 。今天中国青年的幸福点在于寻找差异，寻找跟别人的不同，创造性恰好是我们幸福的基本条件，没有差异和创造性，个人在10年后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因为你的语言、认知、体会都是跟别人相同的，你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和价值输出，也不会拥有自己的独特生命体验，别人自然也不会需要你。

各种各样的文化生产和认知输出，都需要个体生命拥有一种独有的发现、体会，并产生一种互相推动的能量。在尚未进入中产化社会的中国，在我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无法提供发达国家那样的支持时，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点以及可以依托的生命支点，体现在一个人对生命过程的探索性与创造性上。

04

如何平衡碎片化阅读和深度阅读？

碎片化阅读中，存在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时间失控”。马克思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根本的自由是时间自由。一个人早上弹钢琴，下午去钓鱼，这是生活过程，也是生产过程，生活、生产融为一体，也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

现代社会，手机已经成为我们与世界情感联系最深的东西，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手机不能不带。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在智能手机大规模市场化之后。智能手机，实际上就是一台随身携带的小型电脑，它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好奇和获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总是对未知充满好奇，而智能手机正是通过不断地点击和无限地输出，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好奇心。每一次点击都带来新的悬念，这种无限的探索感，似乎让个人获得了一种自主性，让他们感觉自己在选择、在畅游。实际上，这种自主性是虚幻的，因为背后是程序、大资本的设计以及流量的控制。但对个体来说，我们往往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现代社会将人变成了“自发”的人，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被操纵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既小型又巨大的黑箱，它让我们的时间失控。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料和促进发展的因素，但手机却制造了一个幻象。手机本质上是很好的东西，通过它我们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资源，如公开课、外语学习、各种知识门类等。当然，如果想通过手机让自己在知识、思想方面获益，还需要系统性的投入，需要自己养成持续阅读、思考的习惯。投入大量时间专注学习和碎片化阅读，两者思考的深度、所获得的感知是非常不一样的，长时间、系统性的思考必然会让人更有所获，对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也会更高。

在视觉时代，手机、iPad（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让我们能够直观地接收各种信息，比如电影、美术作品等。以前，摄影师需要通过洗照片来观看作品，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轻松地欣赏到布列松、卡帕等大师的作品。在这个时代，手机等电子设备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资源与个人的需求相结合。只有当个人有强烈的需求时，这些资源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我的一个朋友初到美国时，口语不好，就没日没夜地在网上看原版电影，没有中文字幕的辅助，经过一年多的磨炼，终于提升了英语水平。

所以一个人的需求决定了他能借用互联网做什么事情 。但目前很多人的需求更多是出于生活压力，在互联网上寻求娱乐化、宣泄性和轻松的内容。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虽然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但往往缺乏深度和艺术性。我看短视频时，会特别注意视频中的光线、角度、剪辑、转场、音乐等细节，如果内容质量很差，我会果断放弃。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远离那些质量不高的内容，而专业的内容制作者会发现其中的商机。在中国，创业的空间是特别大的，因为低劣的东西太多了，这其实是可以转化的，这个转化的过程就蕴含着大量可做的事情。我常常思考：我们的需求跟网络到底呈现了什么层次的发展？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们目前的文化、艺术、精神发展的水平。

有人批判我们追求的内容太低劣，那说到底能不能批判呢？我始终觉得不能批判。我非常反对鄙视链，每个人都是国家的纳税人，都在辛苦劳动，但有些人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反而是所谓的上流社会更藏污纳垢。一个人活得粗劣，没有积累，被认为是匆匆上马，从小没有艺术、音乐等方面的熏陶……让“无本之木”有所建树本来就不可行。所以要尊重每个人的小快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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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与理性，孰优孰劣？

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中，主人公玛丽安就属于特别感性的人，她对约翰·韦勒比一见钟情，认为爱情应该如同闪电般迅猛且炽热，但韦勒比是一个复杂且多面的人，虽然长得英俊，但实际上性格多变，这一刻他是真诚的，下一秒可能就变得非常虚伪。

玛丽安的姐姐埃莉诺认为生活需要理智，比如说结婚，肯定要考虑对方的品德，也要考虑生活里物质的保障性，等等。姐姐代表了那个时代更为理智的女性形象，中规中矩，也很现实，与玛丽安截然不同。故事中，玛丽安为自己的感性冲动付出了代价，导致了她的情感受挫，当韦勒比为了财富而移情别恋时，玛丽安备受打击。

不过感性也有好处，它使人随时保持一种鲜活的状态。在经历挫折之后，玛丽安的感性使她很快调整过来，她又活泼起来，同时也变得更有魅力。感性的激情有时能够冲破世俗的束缚，实现一种超越，理智的情感则能使人获得一种长久性和连续性。

在人类生活中，尤其是女性，不必将感性视为一种烦恼或缺陷，人的自我压力有时就源于自认为在感性和理性之中只能择其一而处之，其实并非如此。人一辈子就是要感情充沛，把生命从里到外地活通透。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理智理解并解决。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理智不能解释所有，相反有时是情感引领着人走向问题的真正答案。世界并不完美，有时候看似合理的事物，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有时候过度的理智会使人在无形中被社会同化，被他人改变，在无意识中将自己活泼的生命与新鲜的念头，限定在标准化的格式里。

另一方面，理性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把握事物的真实价值，有些事物看似诱人，但实际上它可能是瞬间的幻象，所以人需要智慧来判断，理性从某种意义上需要智慧来支撑。

在《理智与情感》中，有位上校一直爱着玛丽安，尽管最初玛丽安认为他不够英俊，而且还有点老，但在最危难的时刻，正是这位上校给了她真挚的呵护。上校对她一往情深，虽然上校本身不是贵族，但他有贵族的气质，他知道玛丽安爱上的韦勒比人品不佳，但他不想点明，让玛丽安误认为自己是为了私欲，所以他一直很克制自己的感情。后来在玛丽安经历了感情的打击后，他向玛丽安表明了心意，玛丽安此时才真正认识到此前的自己被直觉化、激情化的想法遮蔽了双眼。

感性实际是我们的生命本性，是那些我们难以割舍的本能情感。一个保持真性情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经历很多痛苦与挫折，甚至是幻灭性的打击。纵观历史，社会中一直存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样的两极对立。而一个完整的人生应该是多方面都要体验的。

对年轻人来说，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明确自己的感性基础是什么至关重要，我们应当多思、多想、多阅读、多游历、多去体会，丰富我们的人生。每个人的激情瞬间源自本能，但释放出来的情绪确实是各不相同的。

在美国小说《革命之路》中，主人公弗兰克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内涵的人，但是爱波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弗兰克身上的不确定性吸引了爱波。弗兰克用很抒情的语言来回答爱波的问题，爱波认为他浪漫至极，他言辞之间的表达也富有诗意。但这一切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幻觉，爱波最后在悲惨中去世。

生活中是讲究直觉的，但直觉的质量因人而异，一个人的人生阅历、人生积累、对世事的洞察能力，能为其瞬间的直觉带来加持，这个特别重要。其实理性和感性是互补的，没有感性的理性是空洞的，没有感性积累的理性是贫瘠的、冰冷的。 理性思维并非万能，如果理性脱离了感性的滋养，它可能会变得冷漠和机械，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 。

历史上，很多革命家用乌托邦理想（即所谓“理性推导”）来统摄一切，酿成了很多悲剧。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下的屠杀场和集中营，就是对此的残酷讽刺，正是因为这种极端理性主义忽视了人的情感和道德，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本文摘编自

《她们何以不同：52个生活之问》

作者：梁永安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