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新一轮城市发展正发生重要格局变化。全球城市格局正在深度调整，“中国板块”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加快“隆起”，中国的城市也在转型升级。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如何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建设之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为此，我们特邀多位专家提出对策建议。
当今世界进入了城市世界。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经济增长的引擎、人类活动的平台、权力决策的中心，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全球化突飞猛进，信息化日新月异，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流动，使全球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合作越来越广泛。在新一轮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竞争也有了新的升级。研究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能够应对挑战并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城市，是包括中国城市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城市的发展目标。
成都着眼担当国家战略的成都使命，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三步走”的战略路径。未来，应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全球战略这个大局，不断强化自身综合实力，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宏伟征程中，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建设一个为居民提供可持续福利的理想城市，首要的是明确城市的理想，它跟过去的空想城市的最大不同有三点：第一，它是以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第二，是一个以创新驱动为经济支撑的城市；第三，是一个全球联系而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的城市。
由于经济全球化，全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体系，这个城市体系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参加，它正在扩大、演化，规模也在增速。同时，国家内部的城市体系、区域内的体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成都高新区 (摄影/张直)
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框架表明，产业是整个城市竞争力的主体和支柱。解读城市竞争力和产业的关系，需要明确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城市竞争力是指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一个城市在竞合发展中，利用城市内外要素，发展合适产业，更多、更快、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的能力。这里，引用“弓弦箭”模型来解释城市竞争力作用机制。如果城市环境是弓弦的话，那么产业就是箭，箭射得有多远，创造价值就有多少。这个射箭的“人”是企业。因此，对单个城市来说，城市要素环境决定城市产业体系，城市产业体系决定城市价值福利。对全球城市来说，要素环境异质性决定全球生产体系，全球生产体系决定价值链体系，三者之间在全球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全球城市竞争力体系并不断变化。
产业升级是城市竞争力永恒的命题。城市的竞争力要提升，产业必须提升；竞争力要壮大，产业必须壮大。产业升级决定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城市体系竞争力的提升，它是城市向上发展永恒的命题，产业升级永远在路上。
全球城市格局，如果按照价值链体系、产业体系和要素分布进行比较和判断，欧洲、北美和东亚已经是全球城市发展的中心。欧洲、北美地区的城市普遍处在全球城市体系中高端。而不管从产业体系还是从要素体系看，东亚地区只有个别城市处在全球城市体系的高端。
从地理分布看，全球城市密布在北美、西欧和东亚。如果从区域划分，那就是北大西洋两岸和北太平洋两岸，这是全球城市地位或者是城市体系的高端系列。而亚洲城市的变形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的特点。
从产业体系看，欧美仍占据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过去对全球产业体系有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欧美国家主要是高端、新兴产业，中国及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加工制造产业，俄罗斯、中东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提供能源，全世界按照这样一个产业体系运营。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中，高端和中高端实际上都在欧美，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极少数城市处在中高端的阶段。
从城市功能看，金融和科技主导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新型全球城市将是兼具金融与科技功能的城市。过去一些著名的城市学者把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全球城市的衡量标准，根据这个观点设计了全球联系度的指标，主要根据金融和生产服务业的跨国公司数量来衡量全球城市发展。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全球科技中心城市的发展也没有停步。科技和金融实际上在主导着全球的发展。为什么强调这个？这个可能就与中国的城市，与成都未来的定位有非常大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部分城市已发展到全球城市体系的中间水平，极少城市已处在全球城市体系的高端水平。
中国高端的资源要素过去主要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中国的城市体系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上说都是塔尖型结构，极少城市处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很多城市都处在塔基位置。现在真正能够实现转型，进入到全球城市体系高端序列的是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虽然它们还没有完全高端化；而其余大部分城市还处在中低端水平。这样的局面有所处发展阶段方面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开始可能只是在一些中心区域率先实现转型和发展。
大国优势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实现转型突破，从而带动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人才、科技、资本等高端要素都集中在极少数一线城市，导致这些城市率先实现转型。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实现转型突破，进而扩散全国。具体地说，虽然中国城市平均发展水平还不高，但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聚集巨大资源，聚集在一个城市、一个点、一个产业上，先在这个产业突破，再实现城市突破，然后对外扩散，慢慢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发展。
中国城市转型升级在迈向极化的扩散期。一线城市聚集全国资源转型升级成功以后开始向外扩散，这个扩散从目前情况和未来趋势来看，有三个层面的表现：一是从全国来看，中国的经济中心在扩大，正向中部推进。东部和中部在逐渐一体化，中部人口（也包括个别西部区域）回流十分明显，中部的一些城市迅速崛起，人口也在迅速汇集；二是从不同层级的城市来看，一线城市的资源正向二线城市，尤其是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二线城市扩散；三是从城市群来看，中心城市开始向周边城市扩散，这个特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可能更加明显。城市群在迅速发展，城市群周边的重要城市，大城市周边的重要城市和小城镇在加速发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格局变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能够承接一线城市高端要素资源的只有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周边的城市。所以，二线城市这一轮竞争特别激烈，如果在这一轮竞争成功的话，就迈入一线城市行列。因此，目前不管是人才、资金的争夺，还是公共服务平台的争夺，特别重要。比如，各个城市对人才的争夺力度都很大，成都主动出击，一马当先，在这方面制定实施了非常好的措施。在这关键时期，先下手为强，谁下手早，谁下手力度大，谁就能获得一线城市的资源。
如果把成都放在全球城市的坐标下综合比较，成都也是具有竞争力的城市。比如，环境、区位、人口规模等指标和可持续竞争力都非常好。因此，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拥有一些特别好的优势，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成都有能力发展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世界城市。
从内部条件来看，生态和文化是成都最核心的优势。人才、资本要素可以流动，但生态环境要素是不能流动的、稀缺的，它具有稳定性特征，不可多得。如果是高端要素和资源，对优越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会更加敏感，所以生态特别重要。文化是软环境，短期内是不可变化、复制和代替的要素。中国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因为它是开放包容的，成都的天府文化就有这样的特点。如果软硬环境是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因素，那么，成都在这两个方面恰恰就有非常好的优势。优美的城市生态环境与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相结合，这在中国都是不多的，整个西南地区成都更胜一筹。
天府新区夜景（摄影/白桦）
从外部环境看，成都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战略支持。成都一直都是所在区域最重要的中心，现在又有人口规模上亿的广阔市场腹地，这是它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优势。从全球角度来看，将来欧亚要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中国也需要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中心，这些城市既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成都是中国的战略中心之一，也是世界的重要中心。
因为区位优势独特，成都获得了国家战略支持。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地区变成了开放前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西部向西开放更具优势，这就是成都的机遇。
中国城市发展总体上是成都、武汉、重庆这样的城市机遇更大。但谁能掌握先机，谁能做得更好，这是有条件的。中国西部还有重庆和西安等城市，最终谁做得更好？成都需要主动出击，占据先机。
首先，要顺应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和趋势。从全球角度来讲，过去全球城市主要是以金融产业为主导，现在转变成以金融科技主导。成都要在金融和科技这两大功能上发力，因为世界城市发展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
其次，要在城市发展模式上进行创新。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得好，根本上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模式。城市发展可以借鉴电商发展经验，实施平台发展模式。城市可以培育很多平台企业，提供平台服务，使城市成为这个平台的中心，要发挥政府作用，多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聚集平台的主体部门和产业为抓手，规划布局大公司群，创建国际一流的城市群。
总而言之，成都要定下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的目标，这个模式也许能够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城市发展的经验借鉴，甚至可能成为引领全球城市发展的模式。成都一定要向前看，向全球看，以全球视野和国际标准来促进成都的产业和竞争力的提升，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