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莫如忠、莫是龙对董其昌书法之影响略论

松江莫氏家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阀士族，虽然祖源可上溯至先秦，但真正发迹鹊起始于宋代。北宋嘉祐年间，浙江一带莫姓始祖莫君陈中进士，莫君陈后，莫氏家族累世金榜题名，仅湖州的莫姓进士就有二十多人，甚是可观。可见，江浙一带的莫氏家族是在门阀士族逐渐瓦解后，依靠科举考试发展起来的新兴望族。再到松江莫氏父子，祖辈的科第成绩也十分辉煌，莫如忠会试第二、殿试二甲第三，其父亲、祖父都是举人，莫是龙的外祖父杨仪为嘉靖年间进士，仕至山东按察副使，时人称莫氏“吾松文献第一家”。自然，莫氏家族对于儒林文苑、诗书礼教、文艺修养方面甚为重视，同时传承了积极谋求仕进的家风。

莫如忠，字子良，别号中江，华亭人。生于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卒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享年八十一岁。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进士，历官工部虞衡司主事，贵州提学副使，礼部精膳司员外郎，陕西布政使司参政等职，以浙江右布政使致仕。著有诗文集《崇兰馆集》二十卷。

明 莫如忠 答友人七律诗 63cm×129cm 上海博物馆藏

莫如忠长子莫是龙，初名是龙，字云卿，后得米芾石刻“云卿”二字，以字行，更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朋。生于嘉靖十六年丁酉（一五三七），卒于万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四十岁后两次赴京科考，均落北，以贡生终。著有《石秀斋集》《莫少江集》《莫廷韩遗稿》《莫廷韩集》以及《画说》（一说作者为董其昌）。

董其昌曾叙述道：“父子书家，自羲献后有欧阳询、欧阳通，徐峤之、徐浩，本朝则吾郡莫方伯与其子廷韩耳……此为甲乙，真如羲、献耳。”把莫氏父子比作明朝的羲献父子，足见其地位。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书名远扬并非一时兴起，这与其家族擅长书法的家学渊源不可分割。莫氏家族第一位入仕的近祖莫胜，便凭借着杰出的书法才能从贡试中脱颖而出，受到皇帝恩宠，受职于宫廷；其子莫昂，醉心于书画，隐居不仕；传至莫昊，以“书经”中正德癸卯乡试第二名，名声鹊起；之后便通过莫愚传至莫如忠，直至莫是龙。祖辈博闻多识，时人称“莫氏尚书学”。

莫如忠年少俊逸，其父感叹：“此儿麟凤材，不当成我宅相耶！”好读书，明代林景旸在《玉恩堂集》中写到“肆力问学，读书至丙夜不休，善属文，耻为时诗、训诂穷极要眇，即天官律吕、皇极象数之学，多所悟入。”晚年厌恶官场虚假险恶，归隐田园的愿望强烈。其对艺文事业兴趣甚浓，不仅在书画、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在天文地理、历史典故、学术宗教、园林花草、茶酒古玩等方面无不涉猎，兴趣广泛。

明 莫是龙 行书三段卷之一、二 18.8cm×108.1cm 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上，莫如忠上追魏晋，独宗“二王”，在明代中晚期具有独到超前的眼光。《明史·文苑传》称莫如忠“善草书”，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曰：“如忠行草，风骨朗朗，亦善署书。”《松江志》称“如忠书法以‘二王’为宗，书势若龙蟠虎卧”。董其昌也曾论述：“莫中江书学右军，自谓得之《圣教序》。然与《圣教序》体小异……及见王右军《官奴帖》真迹，俨然莫公书。始知公深于‘二王’。”

莫如忠为人爽直，喜好交游，无论是为官期间还是退隐之后，皆与当时名士结交，陆树声、何良俊、何良傅、冯时可、冯大受、董其昌、陈继儒等皆与其交好。陆树声《陆文定公集》中便收录有《赠别莫中江序》《寿方伯中江莫公七十序》《莫中江先生全集序》《莫公墓志铭》数篇与莫如忠相关的文章，二人关系可见一斑。莫如忠晚年在家开设馆学，门生众多，其诗集《崇兰馆集》便有诸多后生为其作序，皆对其推崇备至，加上董其昌这样的大家对老师也称赞有加，时下的影响力十分深远。

明 莫是龙 行书三段卷之三、四

钱谦益在《石秀斋集》序中称赞其子莫是龙：“廷韩有才情，风姿玉立。少谒王道思于闽道赠诗云，风流绝世，美何如一片瑶枝出树，初尽舫夜吟，令客驻练裙画卧，有人书其风致，可想也……廷韩及张仲立皆翩翩隹公子，青溪社中之白眉也。”莫是龙“八岁善读书，一目数行下”，“十岁能文”，“郡中呼为圣童”，十四岁就“补郡诸生”，少年时代便才华俊逸，声名远传。这与其后数次科考不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也难怪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四十六岁的莫是龙二次北试皆落第，滞留京师，在杂记《笔麈》中写道：“人生最乐事，无如寒夜读书，拥炉秉烛，兀然孤寂清思，彻人肌骨。”科举仕途的不顺，恰好为其文学艺术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莫是龙生母于其幼年离世，由外祖父杨仪抚育成长于常熟。杨仪为常熟的大藏书家，筑七桧山房万卷楼，家藏异书古玩甚多，莫是龙因此得以饱览群书，学闻见识增长迅猛。杨仪的言传身教以及在常熟的经历，对其日后的艺文生活与作风性情皆有深远影响。

明 莫是龙 半塘寺访镜泉上人诗 37.5cm×141.5cm 故宫博物院藏

在文学诗词方面莫是龙也颇有建树。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其“诗名满天下”，同郡后学陈子龙也感叹“于今作者不无有盛衰之感”。莫是龙三十五岁时作《送春赋·并叙》获得时人的称赞，钱谦益评曰：“廷韩尤妙于书法，常作送春赋，手自缮写，词翰清丽，皇甫子循、王元美皆激赏之。”此外，王穉登、王世懋、俞允文、欧大任、梁辰鱼等均题跋称赞，足见莫是龙的才情与当时的影响力。

莫是龙书法重在求古，上溯魏晋，宗法“二王”，在其父莫如忠“独宗‘二王’”外，创新求变，兼有宋人意趣，米芾笔意尤为鲜明。《明史·文苑传》称其“善书”。何三畏云：“云卿书法无所不窥，而独宗羲、献，宗米，楷宗锺繇。”李日华也说到：“廷韩书法米颠，亦咄咄逼人。”《艺苑巵言》评价：“是龙小楷精工，过于婉媚，行草豪逸有态。”王穉登在题莫是龙《送春赋》时对其书法也评价甚高：“书法韶令英英，逼人子敬，白练裙中墨，属泽家之季矣。靡靡隃快哉，莫盛璞且耳熟。”《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三》记载了莫是龙自己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番评述：“余生平雅好书画，壮年精力半疲于此，虽未便诸古人，然当其得趣，合撰往往不恶，遂为交游中好事者所赏。”书画艺术作为莫是龙半生的爱好与追求，可以想象“临池数酌，设笔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游羲皇矣”，应是其最惬意向往的生活状态了吧。

明 莫是龙 五律诗 38.3cm×163.1cm 上海博物馆藏

关于莫是龙的离世，其嫡孙莫秉清在《傍秋庵文集·家传》中有着这样的记载：“疾革时，尚与友人对弈，已较胜负，收其子，倏然而逝。公有梅花纹琴，数百年物也。一日，七弦俱绝，不数日，公病矣。”但莫秉清（一六一二——一六九一）出生时莫是龙已经去世二十五年左右，此种说法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令人质疑。莫是龙的朋友冯梦祯就叙述了另一个不同的版本：“方病革时，梦若钧天召者至，则献吉、于鳞、昌谷、子相数辈集阙下，上帝命赋碧牡丹诗，诗皆不称旨，最后得廷韩诗，称善，趣入紫薇班甚急。廷韩惊窹，索宣和，研磨李廷珪墨，摊高丽纸，疾书其事，以告同社，而笔不能举，遂卒。”此二种说法皆叙述莫是龙病情危急之后发生之事，虽然离世的过程玄幻而突然，但疾病缠身应该是其去世的客观因素。也由于莫是龙五十一岁英年早逝，为其书画文艺上的成就留下了遗憾。

莫如忠、莫是龙父子的书学观散见于各类文集、诗集、墓志铭亦或后人的评述中。莫是龙尚有《笔麈》《画说》等书画类著作可观，莫如忠传世著述甚是稀少，目前所见仅有诗文集《崇兰馆集》二十卷。鉴于此，本文只能从零散的史料中探究些许线索，并把莫氏父子的书学思想结合起来一并论述。

“师匠不古，终乏梯航”，莫是龙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莫氏父子书法观念的核心：“师古。”可以说莫如忠打破了赵孟頫自元以来的笼罩以及明中期“吴门书派”对文徵明的盲目崇拜，直接上溯魏晋，寻求古法。其子莫云卿继承了莫如忠直入晋室、上追“二王”的师法观念，但不局限于此，还兼学米芾，注重个人性情的表达，创新求变。“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适彼互合，时发新奇。”莫是龙提倡师法古人，掌握法度后，要使“法”为“吾心”用，二者相互融合，方能出“新”“奇”，这便是他书法实践的真实表达。学习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正是莫氏父子所提倡的书法创作观念，董其昌的书学理念与其有诸多相似之处。

明 莫是龙 致友人函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署香光居士，生于嘉庆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卒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松江华亭人（今上海松江县）。万历十七年中进士，会试第二，廷试第四。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广按察司副使，福建副使，南京礼部尚书。因政党祸乱，请求告归回乡，崇祯七年，朝廷诏加为太子太保，特准致仕。崇祯十七年，赠太子太傅，谥文敏。

董其昌《容台文集》载“仆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以曩时读书莫中江先生家塾”。他十八岁便在莫如忠的馆学读书，兼学书法。董其昌叙述自己的学书历程：“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锺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人，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晚年也回忆道：“余年十八岁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董其昌初学书法便取法高古，直入晋室，以后也始终奉行“晋人取韵”为最高境界。难怪学书三年就不把文徵明、祝允明放在眼里，意欲超越赵孟頫。虽其晚年有所悔悟，也足见莫如忠直入晋室的取法观念对董其昌的影响之深。

董其昌在莫如忠塾馆读书时约为隆庆六年（一五七二），此时莫是龙已三十五岁。虽然二人是师兄弟，但从年龄上讲，莫是龙可以算作董其昌半个老师，莫是龙对董其昌的书学观念不无影响，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从那时结下。莫是龙与董其昌诗文集中对二者密切的关系多有表现，莫是龙《石秀斋集》载有《代柬董逸少》《寒夜与方同叔董子元董逸少袁履善徐长裕集彭钦甫九麓山房》《知唐元征董玄宰俱下第志感》等多首与董氏相关的诗词。《画禅室随笔》也有“题莫秋水画”：“莫廷韩为宋光禄作此图在已卯之秋，时余同观，咄咄称赏。”

如上文所述，莫是龙书中带有宋人意趣，尤其偏爱米芾。《笔麈》中有：“米南宫《研山铭》一幅，后书云：宝晋山前轩书铭云：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电烁痕。下震泽，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语亦奇丽可诵。余甚爱之，时时仿真意，出以示识者。”其四十六岁时，汤子重携米书示之，莫是龙跋云：“壬午秋日，汤子重携米书见示，其一谢人赠笔一诗，字如拳，而时作枯墨飞白，老健无比。其一亦帖，纸墨皆精好如新，而法甚颠逸。留玩累日付还，信佳物也。余因临得诸贴存之案头，聊以寄慕而己。”如此足以说明莫是龙学习米字的热情。李日华在参观莫是龙《笔麈》书作时的感慨，更从侧面反映出莫是龙师法宋人的渊源：“廷韩作散语，有苏黄之致，书法米颠，亦咄咄逼人。此数则乃得之不经意草草者，而天真朗然，中载天上，立世宗敕，尤为奇活，晴窗一展，为止拍拍。”同样，董其昌约中年后开始学习唐宋人书法，其中主要的师法对象便是米芾，从绘画、鉴赏到书学处处以米芾为典范。《明史》谈及董其昌书法说：“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董其昌自己也认为：“运笔得米元章髓，非敢自誉，书道本如是，历代皆迷耳。”可见，依托于莫是龙与董其昌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莫氏早于董氏师法米芾的书学实践，莫是龙对于董其昌的书法取法观影响甚多。

明 莫是龙 行草书古诗 70cm×150cm 广东省博物馆藏

董其昌书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对其后期推重米芾或能做一解释：“……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解读为：董其昌认为宋人取意，有弊有利。“利”在于能有“已意”，“弊”在于“非能有古人之意”，即没能追取晋人古意。其后的赵孟頫“矫宋人之弊”，重新恢复晋人古意，赵孟頫的这一做法得到了董其昌的肯定，“虽己意亦不用矣……为法所转”的部分却遭到董其昌的否定。也就是说董其昌批评赵孟頫只追寻晋人古法，而没有自己的意趣。不过董其昌对于“宋人取意”的说法，只是一种基本概述，对像米芾这样两者兼具的宋代书家还是保有赞赏态度的。因此董其昌常常赞美的对象是既能宗法晋人，又能自出新意者。此书学观与莫是龙的学古而求变一致，两人皆推重米芾也就不足为奇了。

莫氏父子与董其昌的一致性不仅仅停留在书法上。莫氏父子与董其昌皆爱绘画，董其昌对于莫是龙的画尤为喜爱，二人还会经常讨论画理。或许是二人交往甚密，致使《画说》作者和画分南北的提出者，究竟为莫是龙还是董其昌依旧没有定论。无论怎样，两人关系的密切与书画理念上的一致性是不可否认的。书画鉴赏方面莫是龙也颇为精通，董其昌就感叹过“廷韩游道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历”。董其昌作为鉴赏家的名气之大自是不用多说。在求禅悟道方面，莫如忠有这样一首诗：“教外何知别有传，群嚣已自堕言诠。正如兀坐忘言者，此是西天大梵天。”无论是玩笑之言，或内心的真实想法，皆可看出莫如忠对于禅宗的领悟与喜爱。莫是龙四十五岁以后思想趋于恬静与平淡，也有研习释、道，如《石秀斋集》中的《谈禅》：“欲悟三乘妙，还从万劫来。浮生终是幻，一念未成灰。水月疑趺坐，天花聚讲台。空明本我性，莫使泪尘埃。”再如《送雪和尚游方》：“法性元无住，行行蹑万峰。如来传正叶，此去立南宗。洗钵春江雨，投斋晚寺钟。草堂寒不锁，今有绿苔封。”至于董其昌，其“以禅喻书”（“顿悟说”和“淡说”）的书法思想广为流传。

三者在各个层面的相似性，除了有时代社会背景等大环境因素的影响，莫氏父子对董其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或者可以讲这就是莫氏父子对于董其昌直接教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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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硕士 研究生。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最终成果，项目名称 为《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书法研究》， 项目编号：SJLX15-0477 ）

（节选自《荣宝斋》2017-03 总第1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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