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微信号
作者：史提芬·霍维茨
翻译：禅心云起
经济学家一般不认为自己拥有超能力，倘若要说我们真有这种能力，那大概就是巴斯夏在150多年前所察觉到的这个“见人之所不见”的力量（译者注：不是所有现在所谓“经济学家”都具有这个能力）。这个超能力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还能让我们发人之所未发——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获得新的认识。有时它甚至让我们看得见连具有超能力的漫画英雄也看不见的东西。
我和大家一样，最近观赏了新片《神奇女侠》。我不是影评家，也不是动漫“怪咖”，不会对影片质量或角色刻画的逼真程度评头论足。我想要发表的看法的是，剧情的某个关键方面，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究竟有何启发，经济学家“见人之所不见”的超能力，又是如何让我们学到一课。
我不认为本文会有严重剧透，但倘若你还没看过影片，为保险起见，可以等看完之后，再回头来读这篇文章。
整个故事的核心是，神奇女侠试图在德国人使用剧毒化武、屠杀数百万人之前，帮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神奇女侠是天神后裔，她相信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类正受到战神阿瑞斯的控制。她认为可以通过除掉阿瑞斯来结束战争。这个信念，也使她坚信人类基本上是好人，只是被坏神引向坠落。
不失有趣的是，她发现自己的信念并不正确。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开始相信，战争源于人类自身独立于神的心灵之中所包藏的邪恶。我们心目中的邪恶与生俱来，驱使我们在战争中以看得见的方式杀戮。
神奇女侠发生了转变，从所谓“邪恶伟人”的战争理论（也许是更一般的历史理论），到“充满邪恶的人类”理论。这个转变是我们在社会评论中常见的一种“二分法”。社会后果要么归因于强大的个人或小团伙的控制，要么归因于一般的人类意图，两者必居其一。
这些解释不一定仅仅适用于像战争、饥荒或贫穷之类被认为不可取的社会后果。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以上两种选项之一，被用来解释那些人们认为可取的成果。想想我们谈论“罗斯福总统把我们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或者宗教和神话中充斥“伟大立法者制定了让社会繁荣兴旺的规则”所采用的方式。
问题是，这两种解释并没有穷尽社会分析的可能方法。后果不一定与伟大人物的行为直接相关，也不一定与整个人类的心理状态或意图直接相关。战争可能发生的原因，不仅限于强大个人的欲望或人们心目中的邪恶。毕竟，如果我们全身弥漫着邪恶，时刻准备着战争，我们又如何解释（相对的）和平？
那些试图用石油公司的贪婪，来解释汽油价格涨跌的人，面临着解释汽油价格为何一路下跌的困难（难道石油公司突然之间充满利他主义的情怀？）同理，那些以人们内心邪恶解释社会动荡的人，也不得不解释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期又是如何可能的。伟人理论同样如此：为什么没有什么大奸大恶者（或大慈大悲者），大萧条期（或大繁荣期）也会发生呢？
什么是分析的替代选项？答案就是“制度”。比起我们有多邪恶的内心或者有多伟大的掌权者更重要的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结构，以及这类结构为人们提供的信息和激励。
私有财产、法治、自由贸易和健全货币等等制度，提供了产生社会合作、和平与繁荣等积极成果所需要的信息和激励。当这些制度羸弱不堪或彻底瓦解时，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就极大降低，战争和其他形态“负和”互动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增加。
市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是什么导致了繁荣？难道是个人为别人创造产品和服务的利他主义善心吗？莫非是有几个大才大德之人，要么计划着经济，或者发明了伟大的新技术？这些都不是答案。
繁荣的出现缘于何故？答案是保障私有财产、贸易和契约权利的制度，以及与之而来的追求利润至少获得容忍（若非道德上值得颂扬的话）的伦理环境。繁荣不依赖于“伟人”，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者、还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迹可寻，可它是否能够产生繁荣，则取决于它所运作于其中的制度和伦理背景。为此仅须假设人通常希望改善自身生活和他所关心者的生活。
回到对战争的考虑。人类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力量强大者对他们有某种控制，也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如此之多的邪恶。我们发动战争，是因为促进和平社会合作的制度和观念崩坏瓦解或遭到摧毁，从而导致我们利用暴力和武力，而不是互利互惠的交换，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神奇女侠尽管有神一般的力量，可她对战争的两处解释，都不会给予她很好的答案。那不过是因为：她缺乏经济学家“见人之所不见”的“超能力”。
即令神的后裔们能让我们驻足反省，社会后果的真正原因，还是可能得不到理解。本周末，我正在思考神奇女侠的错误“二分法”，不巧听了《国家评论》杂志凯文·威廉姆森一次出色的餐后讲座。他的要点之一是，就像鱼不知道水的存在，是因为它们一直游逛在水里，21世纪初西方的人们不能理解我们有多么繁荣，不能理解我们比上一代人更加繁荣，是因为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我在许多作品中尝试提醒过大家，我们正在繁荣之水中游泳。然而，《神奇女侠》的讨论，让我想到，我们可能因此忽略了包围着我们的水。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将这种繁荣归功于某些伟人的行动，或者人类动机发生的某些变化，故对此茫然不解。如果缺少经济学家的“超能力”，至少我们就不能看清这一点。
或许，像鱼游其中的水一样，被人视而不见的，不仅仅是繁荣本身，还有带来繁荣的制度原因。处在繁荣西方的我们，仍然在一个促进繁荣和社会合作方面运转相当良好的“制度海洋”中游泳。我们不理解私有财产、法治、贸易自由等等发挥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们是我们社会特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我们失去它们时才会知道它们的可贵。
神奇女侠的超能力没有让她真正理解战争的根源，在一个实际创造和平与繁荣的制度本身正遭受各个方面威胁的世界里，认为伟大人物或人们的心灵改变会阻止战争或带来繁荣的想法，是我们所无法承担得起的严重错误。
如果要让作为过去200多年标识的繁荣昌盛和社会合作延续下去，我们不该只是通过“蝙蝠侠信号灯”发出求救信号，呼吁超人和其他超级英雄用他们的超能力来拯救我们。我们应该寻求在自己的身上培养经济学家“见人之所不见”的超能力，这将使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现代生活中经常“看不见”的和平与繁荣，而且能够同样理解和平与繁荣那“看不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