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短语的受关注度，给人感觉已不亚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1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首次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并提为高等教育的四大职能；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层面下发以促进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政策文件中，尤与戏曲艺术直接相关的，莫过于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办发［2015］52号，以下简称《52号文件》）。
三项政策，从教育、扶持和传播三个不同的层面推动戏曲传承发展2017年春夏之交，中央各部委又相继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
5月27日，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优化戏曲专业结构布局、完善戏曲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戏曲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院团深度参与实践教学、积极推进招生与用人一体化、建立健全戏曲教育质量评价机制、搭建平台展示教育教学成果等七项主要任务。
6月1日，文化部发布通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2017年度戏曲专项扶持工作，扶持主要内容包括：“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昆曲传统折子戏录制和地方戏曲院团文献、资料数字化影像化保存；随后不久，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委又联合印发《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实现戏曲进乡村制度化、常态化、普及化，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解决农民看戏难的问题，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良好局面。
这三项政策分别计划从教育、扶持和传播三个不同的层面，推动戏曲的传承发展。毫无疑问，这都是贯彻落实《52号文件》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由政府扶持戏曲事业的方针，不仅把戏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升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并且，将以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贯通各级行政区域，一直落实到最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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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综合、立体的文化形式（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中国戏曲经过长期历史考验、特别令人喜闻乐见，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哲理中，富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思维习惯、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戏曲，绵延千年，始终植根民间，这里所说的民间，显然不只是指都市，而更多的是指乡村。山西省至今仍拥有数千座自金、元、明、清以来的古戏台，其中保留在乡村的，占很大的比例；我们常说中国戏曲拥有数百个种类，其中完全从田间地头孕育、发展，甚至今天仍然活跃在乡村阡陌的，也占很大的的比例。都市与乡村，也从来都是戏曲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山西临汾牛王庙戏台曾几何时，广大的农民，当然也包括许多城市平民，都目不识丁，但他们往往都是通过欣赏戏曲，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谦逊友爱、孝老爱亲，懂得在山河破碎时保家卫国、出生入死。但不知从何时起，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日趋疏离，渐行渐远；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得不用“提倡”、“鼓励”，“期待”、“呼唤”这样的词来号召戏曲能够重返校园，重返社区，乃至重返乡村，这可能是工业化进程一日千里的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加以阐释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从何而来？首先应当是从深刻学习、深刻理解与体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中来；之所以要不断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之前不短的一段时间里，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民族血脉略有不畅、精神家园地气不足，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智慧似乎已不再是国人人生历程中的必备选项。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活，正如植被与土壤的关系，远离生活的文化，固然缺乏生命力，而没有文化积累的生活，同样行而不远。今时今日，这个问题无论是在都市还是乡村，其实都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临界点。
经典的古诗词能引发我们对未来的积极憧憬：“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盛唐诗人贺知章晚年返乡时的亲身见闻——这首作于一千多年前的诗脍炙人口，描绘的是一个如在眼前的生动场景，使我们不禁会展开对下一个场景的想象：一位八旬老人，用乡间儿童熟悉的乡音，向他们介绍自己在家乡生活的过去，在京城工作的当下，以及自己长达数十年的人生体会，而这些恰恰都是乡间儿童从未接触、最为需要，而能增广智慧的见闻。《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很可能将会描绘出与《回乡偶书》相类的生动场景。这也不禁让人想起前两年，中央连续两年在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创新乡贤文化”，想来这也应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题中之意。
《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强调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明确参与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全国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众、全国各级各类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戏曲艺术专业人员（含艺术专家、表演人才、研究人员、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等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人才资源，在组织观看演出中促进戏曲普及，并且有培育团队的计划。经济建设要全面发展，支柱产业的工业、农业、商业，商业中的实体经济、电子商务皆不可偏废；教育事业要全面提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亦需齐头并进。做好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同样需要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这两篇大文章。重返乡村，无疑是优化戏曲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无可奈何花落去，是自然规律，似曾相识燕归来，同样是自然规律，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么具体来说，戏曲重返乡村，带给广大农民群众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剧目呢？我们自不必把现实意义机械地理解为现代题材，举个例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容纳了以周传瑛、王传淞等昆剧“传”字辈艺人的国风剧团，因为得罪日伪，无法继续在上海生存，只能辗转江浙沪水陆码头，为广大农民演出，多数出身城市的剧团演员们惊喜地发现，各地的农民观众其实也都能看懂、且十分欢迎原以为只是阳春白雪的昆剧剧目，国风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民间演出中打磨出了日后《十五贯》的精湛表演——尽管是明代的故事，但人命关天，必须在缜密调查研究后慎重断案的法制思想，不但在六十年前可以“救活”昆剧，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015年的《52号文件》也好，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也好，2017年1月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及春夏之交的三项政策也好，照笔者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中央的政策方向，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号召全社会都来参与创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值此良机，戏曲艺术重返乡村，自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