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晚年生活
毛泽东读史书，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蒋介石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的系统而发扬光大。
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张：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张：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蒋：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张：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
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正在看什么书。相隔七十年之后，蒋介石日记向学界开放，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蒋介石读过哪些书，爱读哪些书，自是笔者查阅蒋日记的一个兴趣点。查1936年的蒋介石日记，蒋是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有四种：《中庸》、《韩非子》、《墨子》、《孙子》，确如张学良所言。
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去探讨。蒋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写日记，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这为我们研究其阅读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以圣贤自待：进德修身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蒋一生总共读过多少书，自然难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蒋日记显示，一般每年约读书10种左右。1920年代看书较多，一般在10种以上，多至20余种；1930、1940年代看书渐减，一般在10种以内，少则三五种。蒋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而是缓慢的精读。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少有中辍。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圣经》等宗教经典的日常诵读，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笔者粗略统计，1919-1945年间，蒋日记所记的阅读(含请专家讲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考虑到蒋未必将所有阅读过的书都记于日记中，其实际阅读数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蒋所阅读的书籍，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其实蒋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蒋好看古书，读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不仅自己读，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读。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给他布置的首要任务即是读古文。蒋介石少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受中国传统教育；16岁始入学校，受新式教育。那时所谓新式教育，其实是半旧半新，甚至新少旧多。
青年时期的蒋介石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先入保定军官学堂，继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一度遁迹东京。据蒋的年谱记载，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主要阅读王阳明（1472－1529）、曾国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如梁启超那样“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狂饮大嚼、目不暇给者，只是一部分，可能还是小部分；多数人其实仍保存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观念、心态和阅读偏好。这批人在童蒙时期完全接受旧式教育，几乎刚迈出私塾之门，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国之际，随身携带着大批的中国古籍，如胡适初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时，课余读的是《诗经》、《尔雅》、《老子》、《墨子》等书。只是胡适的阅读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后就很快“西化”。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却依然保守着传统读书人的阅读偏好，而且终身不渝。
蒋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读经书，多是反复读。尤其是《大学》、《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1934年9月，蒋在庐山给受训的军官将领专门讲解《大学之道》。他忆述其青少年时期读《大学》的经历说：“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孙中山）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之道，乃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
同样，蒋对《中庸》也推崇备至。蒋日记中，多处记录读《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蒋在南京陆军大学专门讲解《中庸要旨》，认为“《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并称“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
蒋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虽然认为《大学》之道，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其实也是从“修己治人”立论，先加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然后对外发扬而及“治人”“治国”。蒋反复强调，《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由修身做起，最终以“平天下”为目标，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之处，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7日）。
除了《大学》《中庸》，蒋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书》，始恍然自觉，久不见圣贤书，难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导民族之出路。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学案》，积圣贤之书，仍不能戒惧自勉，可耻可痛。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国藩，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1904年，17岁的蒋介石首次读曾国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两次复读。此后，又多次阅读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书牍、杂著以及治兵语录等。他读曾国藩的书，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方面，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记，急思立志，重新发奋为雄。
1930年8月20日：观曾公日记，乃叹其修养之深，为学之切，后生可不自勉乎。
1930年8月25日：阅曾公日记，为之兴感，此公于修己治人之道，讲求甚精，吾拟学之。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
是求，未有其能也”（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7日）。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21日）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遣”（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25日）。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3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7日）。
革命领袖自视：读革命史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蒋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踪新思潮。五四时期看过这些书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查1920-1923年间蒋所阅读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
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中国。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中，蒋介石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产生了阅读兴趣。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考察。正是赴苏俄考察期间，蒋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蒋介石在旅俄期间阅读马克思书籍的情形：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卷”（蒋介石日记，1923年9月24日、10月10日、10月18日）。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接触马克思学说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唯一一次。此后日记中再也没有相关阅读记录。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尤其是《俄国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两书，1926、1929、1931年多次阅读。
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与清末由单一党派（同盟会）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成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高举“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党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而国民党仍自视为革命党，蒋介石亦自视为革命领袖。蒋介石将统一和稳固政权的一切举措都视为是革命的继续。他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各国革命的方法与技术。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计划出洋考察一年。他拟定的计划中，其中一项是要去土耳其“学革命”（蒋介石日记，1927年9月16日）。当然，他的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阅读和研究俄法两国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记写道：“亟欲研究法国革命史与俾斯麦历史一番，使有以法则也。”1932年4月3日日记又称：“近日急思求学，而终未得暇，俄法革命史与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内忧外患：学以致用
蒋介石有时也会为了某一具体目标和计划而阅读。1932年蒋介石的阅读经历，即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征。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19日，蒋介石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两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请地质学家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的分布，其中谈到东三省的煤铁矿业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国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本占有。蒋介石听后“惊骇莫名”，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敌国侵略计划及国家基本资源的分布情况，竟如此茫然无知，确令人惊骇。这显然与其长期的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偏颇大有关系。 1932年2月29日，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力行社”。该组织是蒋推崇俾士麦的铁血主义的产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镇慑国内的反对派。3月3日，蒋介石开始看《俾斯麦传》。4月20日日记载：“看《俾斯麦传》，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为特务组织，收集情报十分重要。为此，他专门找来一本《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读，“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2日日记称：“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从蒋介石的阅读中，我们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础及其特务情报组织的技术来源。
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讲课，内容涉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国际经济形势、苏联计划经济、各国统计制度、统计学、土地学、教育学以及中国矿产资源分布、币制等专题，范围相当广泛（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1日、5月14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5日、6月18日、8月5日、8月9日、10月12日、10月21日、12月2日、12月8日）。他在听完西方各大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后，得出结论说：“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4日）这虽然只是蒋的理想，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政治取向。
听讲也是一种阅读。因此笔者有意将蒋介石的听讲纳入其阅读史的主题下讨论。请什么人讲，讲什么，自然由蒋介石自己决定。由于阅读必须依赖现成的书刊材料，当某一问题急需了解，却缺乏适当的参考书籍时，请专家讲解，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后，蒋介石仍不定期请专家讲授，但没有1932年那样频繁。
由于蒋介石不能直接阅读西文原著，其阅读范围势必受到限制。比如有关西方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蒋的阅读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时期接触过马克思和杜威的学说外，抗战时期阅读黑格尔，就要算是其阅读史上值得一记的事了。
蒋介石日记
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随后还将该书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为什么突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兴趣？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给出了答案：“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原来还是为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蒋介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阅读兴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对政治人物蒋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寻常。更令人称奇的，是下面这则日记：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太迟，故又失眠不宁，今晨八时后方起床。
蒋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尔哲学”太晚而失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研究”。蒋介石并不滥用“研究”一词。而对黑格尔哲学，蒋介石日记中却不止一次地写着“研究”二字。蒋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尔的话作为格言记在日记中（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17日）。
持续三年的阅读兴趣，几乎可以认定蒋介石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甚至信仰黑格尔的学说。然而，1941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1941年7月3日日记称：“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涨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本以为他信仰了黑格尔学说，没想到转了一圈，最终仍回归到中国传统哲学。
比较中审视
1936－1937年间，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底“杂录”）应该说，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一个人的阅读取向，既与其政治地位和社会角色密不可分，也与其时代环境、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时，蒋介石已18岁。这意味着蒋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举时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后一代旧式读书人中的一员，亦因为此，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志趣爱好、他的行为规范、更多地与传统读书人相近。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兴趣明显超过对新书的兴趣。他对修身进德的刻意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与革命先辈孙中山迥然有异。
孙中山书蒋介石句
据姜义华研究，孙中山生前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在1800种以上。当然，藏书未必皆读，读书未必皆藏。就阅读量而言，蒋远不如孙，应是无疑的。蒋、孙阅读的不同，数量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阅读类别上。孙中山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有长达30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其语言运用、知识结构、思维方法，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孙中山所读的，主要是西文书籍，范围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蒋介石虽然也曾留学日本，但时间不长。
外国语言方面，蒋先后学过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但都未能精通到可以熟练阅读外文原著的程度。蒋日记中所记的阅读书目均是中文书，未见有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记载。这自然极大地限制了蒋介石的阅读视野和知识结构。
由于蒋不能直接阅读西书，他所阅读的新书，或为翻译过来的西书，或为国人自撰的书籍。清末民初以来，虽有大批西书被译成汉文，但实际的印刷流通不能估计过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学家的描绘中是如何的风云激荡，如何的气势如虹。但细察当时人的记载，情形并不尽然。郑振铎在1920年年初出版的《新社会》杂志上撰文说，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确实非常“热闹”，但这种“热闹”主要表现在传播新思想的定期杂志的繁荣，而图书业则仍停留在“谈鬼神”、论“先知术”以及黑幕小说之类书籍的热销，有关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出版得极少。五四时期，中国“新书业”还刚刚起步，新书的出版机构也没有几家。直到1920年代末中国的新书业才逐渐繁荣起来。
当文化处于中西新旧交接转型之际，无论是译书还是国人自撰，基本上还处于粗浅的贩卖阶段。在新书出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阅读古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1925年，《京报副刊》曾就“青年爱读书”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列举的63种“青年爱读书”中，古籍有39种(62%)，新书刊24种(38%)。
在最爱读的前10种书中，古籍8种，新书只有2种。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爱读旧籍居然超过爱读新书。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迈入中年门槛的蒋介石爱读旧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蒋爱读古书，认为“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读来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现代之书，不足论矣”（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读古籍的结果，不仅认为古籍胜过现代之书，更感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远为西方所不及（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1日），认为中国“仁义道德之王道”，远胜于西方“功利强权之霸道”（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日），批评“国人近讲哲学，专尚欧西之书，而将我国固有优美之哲学，置之不讲，此今世文人之所以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7日）
蒋介石日记（原稿现存于斯坦福胡佛研究院）
对比蒋介石与毛泽东的阅读兴趣，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古书是两人相似之处。同样爱读古书，两人又不无差异。毛泽东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尤其爱读史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均通读过，其次是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知识性、趣味性的杂书，也广泛涉猎。相对而言，毛对儒家经典兴趣不大。蒋介石则偏爱儒家经典，文史书读得不多。日记显示，蒋只读过《史记》、《通鉴辑览》和《清史辑览》等少数几种史书。1924年预定要读的书目中有《汉书》和《资治通鉴》，但是否读了，不见记载。蒋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也不大。古典诗、词、曲、赋甚少涉览。古典小说看过《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是否看过《红楼梦》，未见记载。当然，日记中没有记载的，不等同于没有看过。日记并非什么都记，尤其是消遣性的书籍，很可能看过而不记。蒋日记中有时只记看小说，而未记具体书名。蒋对现代小说没兴趣，所看小说应是古典小说。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古书的内容；二是“古为今用”，汲取古书精华，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蒋介石则有所不同。他以为要挽救国家，只有恢复民族性，恢复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7日）。蒋介石要以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必须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协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为国民党的第二代党魁，蒋必须继承孙中山开创的党统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蒋介石不可能抛开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主要源自其西学背景。蒋介石要想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全党的意识形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家化。蒋介石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十分引人注目：
1937年7月6日，看《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完，此书已看完十遍，实不忍掩卷也。
《三民主义哲学基础》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于1925年写的一本小册子。蒋介石大概自1931年开始看这本书，到1937年已看过十遍。这可能是蒋介石除《圣经》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蒋介石自然也读孙中山的著作，但读的次数并不多。这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为什么不直接读孙中山原著，而反复读戴季陶的这本小册子？原因其实很简单，戴季陶在这本小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正好为蒋介石解决了上述意识形态难题，完成了三民主义儒家化的理论建构。
换言之，毛泽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性地解读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或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含义，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蒋介石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源于西学背景的三民主义异化为以儒家文化为内涵的三民主义，同样为其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读史书，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蒋介石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的系统而发扬光大。
对于近代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最推崇曾国藩、胡林翼，反复阅读两人的文集，将两人作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对曾、胡之后的历史人物，则很少关注和肯定。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曾国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后，转而对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别关注和肯定，大量阅读他们的文集与传记。
蒋、毛两人的读书习惯有所不同。蒋的习惯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毛擅长快读，记忆力超强，读书效率高，故阅读量大，阅读面较广。毛对自然科学技术有相当兴趣，也阅读过一些基本的科技书籍；而蒋对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几乎不读。毛对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读得很少，但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蒋对文学书籍，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兴趣都不大。毛、蒋都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对西方现代政治与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书籍都读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长期而大量地阅读马列著作，而蒋只在1923年前后略有涉猎。
本文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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