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展览 | 袁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新疆（二）

三台南五公里为大龙口洪积扇……1928年9月下旬，我们七人一行迈过大龙口冰碛堤这垛黑墙……在这巨大的厚层上下两处都找到了化石，而且分布面积很广，我和同行诸人兴趣高涨，认为加详细作，当有重要的发现，我决定在此多留几天到几十天，把化石、地层年代和构造都考查清楚。为了加快进度，我让同队七人中的六人都投入采掘工作（即除采集员白万玉、靳士贵外，还让识字的丁同仁以及驼夫方、周、库尔班参加，只剩一名刘姓老人做饭和照顾骆驼）。

（袁复礼1982）

从9月16日开始，我们集中在第三个小山——东红山逐层细做，在第六地点连续发现了四个相距很近，并较完整的个体，一大三小。我在地上划出方格网，每人四格，每格约9平方米，让大家小心采掘。最要紧的化石采出后要按顺序排好，尤其是长条形的肋骨易断，脚骨、趾骨数多，它们的顺序不得有误。标本由我或白万玉、丁同仁编号，然后包装后携回驻地。

（袁复礼1982）

我多次写信给乌鲁木齐的我方团长徐旭生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正值瑞典一方的团长赫定第二次来新疆，10月5日抵乌市。他们得知我已发掘了7个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的化石后十分高兴。赫、徐二位团长通电国内外，要求作为科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进行报道。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以头条位置登出，一时国内外报纸争相登载。法国的一家报纸更渲染为：“七个活的恐龙在中国新疆发现。”瑞典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沙漠中发现大如驴的恐龙蛋”，则更是极尽了夸大与想象之能事，消息一时轰动了全世界的学术界。

（袁复礼1982）

1929年春，天暖冰雪消融，我带靳士贵去阜康、南泉和南沙沟。去年多次途经此处，见有红色泥页岩及棕红色泥质砂岩，判断它即为二迭一三迭纪的早期爬行类化石层。自5月13日至6月7日的26天内，我们发掘到一具相当完整的二齿兽个体，还采集到不少零散的肱骨、脊椎骨、肋骨、趾骨等，计属10个个体。

（袁复礼1982）

1930年夏季，我在天山上的工作结束后，于9月26日至10月16日又一次来到三台大龙口内。这次的重点是沟南端近天山脚下的背斜北翼，这里晚二迭—早三迭世的红层出露甚好。经过寻找，发现了丰富的化石，化石属于15个个体，其中一个相当完整，采集时我还绘下了水龙兽的骨架位置图。

（袁复礼1982）

1930年10月下旬，我率方姓驼夫等三人向东北行，去准噶尔盆地东缘——自奇台县到北塔山一线进行考察。

（袁复礼1982）

1930年10月24日至11月30日，我从奇台到北塔山南麓的小乌里雅苏台测绘了一幅路线地质图，对地层、岩石、构造、矿产和地貌等各方面都作了综合考查（见《地质学报》第38卷第2期113—132页）。

12月初南归，6日行至奇台县北77公里的白骨甸（哈萨克语称为凯利施），在晚侏罗世泥质砂岩的一个风蚀残丘上，发现了两个大型恐龙骨骼，保存相当完好。我先在地面划出了大方格，每方又划分成25个小正方块，以使有顺序编号不致弄乱，然后组织随行的3名驼夫与我一起仔细挖掘。时适寒冬，气温始终在零下，还经常有五六级大风夹着砂土袭来。为保持骨骼不被掘坏，我们便把左近积雪煮成开水，浇化冻地，然后再刮去骨骼上的泥砂。挖掘了32天，终于胜利完成了工作。我却为此冻伤了脚，2月15日回到乌鲁木齐进行手术及养伤，三个月始愈。

（袁复礼1982）

总计四年中断续采掘到各类爬行动物共72个个体，其中比较完整并已定名的有：（1）新疆二齿兽；（2）布氏水龙兽；（3）赫氏水龙兽；（4）魏氏水龙兽；（5）袁氏阔口龙；（6）袁氏三台龙；（7）奇台天山恐龙；（8）宁夏结节绘龙。如此众多而完整的爬行类化石，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很少见的。

（袁复礼1982）

1928年5月25日，我们在水西沟西侧的大隆口遇见旧土尔扈特两位年轻王子。他们说：山中正患瘟疫，那里的蒙族都要搬到北塔山东南居住。必须等到夏秋季节高山新雪部分融水下冲后，河水变清，才好进山长驻。我们感谢他们相告的厚谊，随后就改道去邻近的唐北庭遗址，进行考古工作。

（袁复礼1982）

多年以来，左近农户来此掘挖积土作为肥田之用，埋存的古物已经极少。掘出来的都是一些泥盆瓦罐。只在两个土坑内，找到九枚开元铜钱，证明是唐朝713～714年间铸的。另外，有一个在城南东门处，被人搬运而又放弃的一个佛头，高二尺半，由白色细晶质的石灰岩雕刻而成。眼帘下垂，仪态安祥，可见当时艺术已臻上乘。可是城内已无任何庙宇遗址可以寻找。

（袁复礼1982）

新疆乌鲁木齐市之东的博格达山是天山有名的高峰，常年积雪，高耸入云。……笔者在新疆的三年多期间内，曾两度上天山考查。第一次是1929年7月24日—8月20日，地点在博格达峰一带。……目的是测出包括博格达峰和天池一带的地形图。

（袁复礼1982）

第二次考察时间是1930年7月26—9月16日。工作范围和工作方法与第一次同。

（袁复礼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