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海
本文原刊于《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03期
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说的。太史公说这话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做心灵鸡汤，而是要为我们上一堂经济课。
看《史记》，有人说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史学巨著，也有人把它当文学作品看，其实它里面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
在这两本书中，司马迁认为人天性是逐利的，而且没有什么不对，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这句话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因为在此之前的诸子百家和统治者无不重义贬利。
《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经》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连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
但道德的高标无法掩盖人性的现实，经济决定道德而非道德决定经济，哲学可以理想化，经济学必须务实。在现实中重利轻义的人是有的，他们被称为君子。
但社会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人因为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在一个人人利他的社会里理想也就消失了。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司马迁认为不能回避欲望、利益，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即人人拥有且无法抑制，“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
既然逐利是客观的、享受是正当的，那么鼓励致富、鼓励消费也就是自然的，这一点司马迁的看法也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前诸子百家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抑制消费需求。
司马迁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美好的东西“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正是因为大家自觉追求这些东西，同时也努力创造这些东西以换取别人的成果，所以经济才得以繁荣。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来自面包师、屠户的恩惠，而出自他们为自己谋利的打算。这就是“经济人”的概念，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司马迁的认识与此相同。
自从有了国家，百姓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国家产生关联，尤其是经济活动。出于强化集权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往往最关心富国强兵，当然也认识到实现“上富”必须先“下富”。孔子说“百姓不足，君熟与足”、“民不富，难以施仁”，虽然也强调了民富，但只把这个看作实现国富的手段。
也有人认为国富与民富其实是相矛盾的，商鞅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赤裸裸地道出了心机。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对人和一切资源的全方位控制。
民富不富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国富。商鞅或许认为早他200多年的管仲虽然通过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由于过分强调富民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所以“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仅昙花一现。
孔子是儒家，商鞅是法家，在民富还是国富的问题上儒家更容易赢得人心，而法家更容易为统治者接受。司马迁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又讨厌法家的做法，《货殖列传》引用了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进一步阐释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国家不仅要富裕更要安定，那就得让百姓“知礼节”，百姓只要富足了自然会“知礼节”。
“货”指的是财富，“殖”指的是增长。财富的增长首先来自于经济个体，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不仅实现了富裕而且会更渴盼稳定，这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国富、民富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因为国富所以才要“使民富”，它们其实是融合于一体的。
如何实现民富、国富呢？传统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农业，“末”是农业之外的其他各业，包括手工业、商业等，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民富国强。
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像商人这样靠从事交易而致富的人是“蠹虫”。司马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周书》上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各行各业的重要。农是农业、工是手工业、商是商业、虞是从事山林渔猎的人，农、工、商、虞四业互相无法替代。
在这四业之中司马迁更强调商业，《货殖列传》就是为成功的商人们立传，其中包括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这些“企业家”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不仅被舆论歧视，而且经常受到政策的打压。
汉初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后来更视商人为亡命、赘婿这一类人而进行贬斥。
司马迁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进一步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现代经济学认为工业的附加值确实比农业高，而商业、服务业的附加值又比工业高，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
司马迁反对歧视商人，认为“富者得势益彰”。他举例说，孔子之所以“名布扬于天下”，与他的学生子贡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很富有，正是因为他有条件对老师进行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在后世才这么知名。
司马迁甚至提出了“素封”的概念，认为这些成功的商人虽然没有爵位、没有官职，但他们是“千金之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比王侯、高官小。
国家要对经济进行管理，怎么管？管仲认为必须全面加强管理，“以轻重御天下之道”，通过货币、价格、税收等手段控制物资流通，对盐、铁等战略性物资实行国家专营。他的主张被称为“轻重论”。
司马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管理经济有五种方式：一是“善者因之”，通过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顺其自然，国家不干预；二是“利导之”，通过一些手段，如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等引导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三是“教诲之”，通过教化手段影响人们，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四是“整齐之”，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手段规范、整治人们的经济活动；五是“与之争”，通过直接干预、介入经济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好，最后一种方式最差。他的“善因论”与管仲的“轻重论”刚好相对，一个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一个主张干预。
作为太史令出身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本应专注述史，但他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显然也十分深入、深刻，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汉初无为而治，对经济活动较少干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但从汉武帝起逐步改变了不干预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农抑商、移民屯垦、假民公田，不仅收回了货币发行权、盐铁经营权，还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酒榷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管控。
司马迁写《平准论》，叙述的就是汉初以来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汉武帝实行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评议。他认为由于国家强化了干预，汉初以来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可能一耗而空。
司马迁认为应该“善者因之”。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异曲同工。
后代有学者说“读中国书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未读《货殖列传》，可算未读《史记》”。然而，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
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认为汉武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英明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崇奢到重商、到国家不干预都是错误的。
对于“班马之争”，后代的统治者显然更喜欢班固，重农轻商、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历代政策的主流，从而限制了市场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到明代资本主义也只“萌芽”而不“结果”，都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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