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出任Facebook首席运营官，开始掌管这家社交巨头纷繁复杂的业务运营。
2013年，她又开始承担另一项社会职责——为有志成为领导者的职业女性发声，推动职场改革。
在《向前一步》（Lean In）一书中，桑德伯格呼吁女性采取行动，克服体制障碍和个人困难，实现职场成功。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HBR：你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吗？
桑德伯格：“女权主义者”一词在最近几年颇受非议。如果在大学期间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不是”。但是，如果这个词的本意是支持男女获得平等的机会，那么我们需要还它清白。
HBR：《向前一步》（Lean In）一书的主旨何在？
桑德伯格：此书是为那些不知如何获得理想职位的女性以及有意参与创造一个更平等世界的男性而写。真正的平等，是无论男女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自己的职业。如果我们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我相信未来的公司效率会更高，家庭也会更为平衡和睦，拥有更多的欢声笑语。
HBR：你在书中谈及重燃性别革命之火，您认为这场革命将如何发生？
桑德伯格：目前，女性权益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进步，唯独在通向领导职位的道路上依然障碍重重。三十年前，女性就占到了拥有本科学位人群的半数，然而女性在职场高层的发展却一直停滞不前。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公司里的C级高管中仅有14%是女性，董事会中仅有17%是女性。
握有决策权的女性实在太少了。我想让大家意识到这一问题，从而鼓励更多的女性勇争上游，鼓励更多的公司认可女性领导者的价值。这就是重燃性别革命圣火的本意。
HBR：女性无法全力追逐她们的梦想，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失？
桑德伯格：沃伦·巴菲特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功于他只需跟一半的人口竞争”。参加赛跑的运动员越多，整体成绩也就越好。
HBR：有人批评你苛责女性没有做到“更好”，因为女性面对的困难往往是制度造成的，而非个人原因。对此您如何回应？
桑德伯格：毋庸置疑，女性面临巨大的制度障碍，但同时女性也要面对来自自身的障碍，有时候这是女性被社会同化的结果。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能指责我裹足不前。
我之所以说女性还没有做得更好，就是希望女性意识到她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责怪男性。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说得好：“放弃手中权力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以为自己没有权力。”我并不是苛责女性；我是要让女性意识到她们手中的权力，并鼓励她们大胆运用这些权力。
HBR：能具体分析一下女性裹足不前的问题吗？
桑德伯格：正如我书中写到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是部分女性“人还在，心已去”。她们为了家庭甘愿退出职场竞争，有些人甚至还没找到老公，就做好了放弃事业的准备。其实在这个时期，她们应该勇往直前，而不是提前打退堂鼓。
HBR：我们谈了很多女性的不足，那么女性领导人在哪些方面值得男性效仿呢？
桑德伯格：我认为不存在男性领导人和女性领导人的模板。但是在一些方面，所有的领导人都应该向女性学习。女性通常是很好的倾听者，善于促成共识，是团队里不可或缺的黏合剂。
HBR：那么你的终极目标是让两性逐渐趋同，还是正视性别差异？
桑德伯格：我希望我们了解并正视两性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也需要突破性别偏见带来的局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不会鼓励女性成为领导人——我们会批评自己的女儿“爱发号施令”，却不会这样对待儿子，女性总会持续接收到“女性不应该做领导”的信号。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对全职主妇也不够友好和尊重。
HBR：我曾经问过一些女性CEO，她们在“高管圈”这个属于男人的天下，是如何行使领导职能的。但是，她们全都拒绝回答，并声称“我只把自己看做一个CEO，而非’女性CEO’”。“CEO”与“女性CEO”之间的差异无疑值得探究。
桑德伯格：如果五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在职场上，人们不谈论性别，因为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女人”，对方收到的信号可能是“我想要特殊优待”或者“我要起诉你”。一位大公司的男性高管曾告诉我，在公共场合谈论性别比谈论性生活更令人尴尬。但是，性别问题是真真实实的客观存在，例如我们如何了解自身，以及我们如何感受彼此。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性别问题成为职场上的公开话题。
HBR：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离开职场？
桑德伯格：女性离开职场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职场缺乏灵活性，也可能是因为渴望追求人生目标。很多毕业于一流学校的女性最终选择离开职场，这是公司领导层“阳盛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在职场领导层中实现性别平衡，就首先要解决家庭生活中两性责任失衡问题。
HBR：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可能是项艰巨的任务。迄今为止，我还未遇到一位职场妈妈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表示非常满意。对这些内心纠结的女性，你有什么建议？
桑德伯格：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我们的选择。拿自己跟那些无家庭琐事羁绊的职场中人相比，我们自叹不如；拿自己跟全职妈妈相比，我们也自愧不如。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无法做到十全十美，每一分钟我们都要做出取舍。我们不能为自身的不完美鞭笞自己。
HBR：你多次谈到“受欢迎度”的性别差异。为什么女性领导者在这一方面得分很低？
桑德伯格：数据显示，“成功”和“受欢迎度”这两项指数在男性身上是正相关，在女性身上却是负相关。这就是说，女性越成功，就越不受欢迎，尤其是其他女性的不欢迎。其原因在于，我们都希望他人符合我们固有的观念，当他们与我们的观念相左时，我们就不那么喜欢他们了。对于男性，我们期望他们具备领导素质，例如自信、能干、敢于直言。对于女性，我们则期望她们具备集体素质，例如甘于奉献、乐于分享、追求集体利益。我们想雇佣、想提拔的总是既能干又受欢迎的员工，而男性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HBR：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把谢丽尔·桑德伯格当做榜样，是否现实？你在哈佛读书期间就是班上的佼佼者，你刚进入职场就得到了拉里·萨默斯（哈佛大学前校长，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编者注）这样一位明师的指点，你的丈夫也十分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的工作也颇具灵活性。因此有人认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大多数职场女性的挣扎和苦楚。
桑德伯格：我不认为自己是榜样。我确实颇受幸运女神的眷顾，获得了很好的机遇、遇到过良师的指点和提携。但是，我书中讨论的是每位女性都会面临的困惑和内心挣扎：如何去相信自己，避免陷入内疚的深渊，保证足够的睡眠，并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位好员工和好家长。
HBR：你曾说你5点半就回家陪孩子，这一言论引发了极大关注。我们是不是都应该5点半结束工作，下班回家呢？
桑德伯格：我们都应该想方设法去做我们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我说我5点半下班，不是要大家都这样做。不管你在什么职位，都会很难承认自己是5点半准时下班回家。我故意为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看，我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我的方法是5点半回家。”当然我也说过，在跟孩子吃完晚饭、给他们洗过澡、送他们上床睡觉之后，我还要继续上线工作。
HBR：你曾公开承认自己曾在工作场所哭过。男性和女性是否都应该放下包袱，在职场中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
桑德伯格：在工作场所大哭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承认自己哭过并不是建议那些希望晋升的人也拿纸巾来宣泄情绪。但是，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我认为有必要拓宽职场可接受行为的范围。
HBR：你是否考虑过传统的性别角色是由自然规律造成的？
桑德伯格：正如格劳瑞亚·斯坦尼姆（Gloria Steinem）所说，性别角色与生物学无关，纯粹是意识的产物。人类在不断进化，比如，按照自然规律，人类注定要发胖，因为人类的躯体具有储存脂肪和糖分的本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狩猎季节结束后继续生存。但人类其实是可以对此进行改变的，事实上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同样，我不认为对领导力的渴望源于生理需求。难道我们真相信男性是天生的领导者，而女性不是吗？我认为，对领导力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所创造并强化的。
HBR：说到底，对于极具事业心的女性来说，最关键的好像还是找一位支持她的伴侣。
桑德伯格：这的确是女性最重要的职场抉择：她是否要选择一位人生伴侣，而这位伴侣是否会支持她的工作？我这里所说的“支持”，是指能半夜爬起来给孩子换尿布。
HBR：你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人们对女权运动的厌倦感，毕竟这场战役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桑德伯格：这没错，但我反而认为现在是最佳时机。当年，所有的人都告诉我的母亲，她只有两个职业选择：要么做护士，要么做教师。如今，这种外在的障碍已经少多了。只要我们能认清真正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决它，这其实没那么困难。
本文有删节，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4月《重燃性别战争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