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凭栏欲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令人瞩目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但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却并不复杂。
从起步点来说，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优势，承接了亚洲四小龙和日德的产业转移；
从主驱动因素来说，则是重商主义和地产经济。
01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又被称为“工商业本位”，
15
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开明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工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工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工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简而言之，重商主义就是追求外贸顺差，对外输出产能的模式，这是一种加速工商业原始资本积累的模式。
从商品和货币关系上来说，自平衡关系将使得重商主义无法持续。价格是货币的具现，金银（外汇的）的输入抬高了国内商品价格，商品价格上升使得对外输出产能无法持续，形成自平衡特性。
但为了使重商主义能够持续，重商主义国家多会从两端发力，货币上限制金银（外汇）输出，贸易上刺激商品输出。
重商主义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1776
年出版）中谈及重商主义时，着重谈及葡萄牙和西班牙，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从两端发力的行为长远来看会拖累经济发展。
西班牙、葡萄牙也许应该为最贫乏，英国却无疑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他们境遇上的差异，很容易可由下述两种原因说明。
但重商主义也有其优势，
重商主义非常有利于产业资本迅速积累
，经济起始阶段多数国家都会采用重商主义。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日本等国家在经济起始阶段多数都采用重商主义，当然也包括中国。
02
重商主义伴生货币超发
笔者在《凭栏：
流动性的盛极转衰》一文中，已经详细陈述了人民币是美元的货币乘数这一概念，即离岸美元被中国央行（印钞）购入，从而创造出人民币基础货币，再经过货币乘数（目前已经超过7）放大，成为中国的广义货币M2。
这一链条的起始点就是离岸美元输入，而离岸美元大量输入的主推手，正是中国的重商主义。中国大量对外输出产能，反过来就是对内输入外汇（离岸美元），最终经货币乘数放大，形成中国的货币超发。这两者是伴生关系。
重商主义加速了中国工商业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存量的积累，资本边际收益迅速下降。
2008
年之后，外贸日艰，正是资本积累过多（产能过剩）的表现。
03
地产经济
价格是货币的具现，货币多了，理论上会抬高生产资料价格，压制出口优势，导致出口无法持续，从而抑制甚至终结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国家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多数要寻求转型。
然而
2008
年之后，中国的重商主义势头并没有被抑制，
最大的原因就是货币具现的领域对应着物资和资产（房产），而并非只是物资。
大量的货币流动性被资产（房产）交易吸走，并没有流入物资领域，从而压制了物资价格，同时中国对外贸出口采取加大退税、出口贴息、通关便利化等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出口成本，两者共同发力使得重商主义可维持。
2008
年之后为中国重商主义可持续作出最大贡献的，并非是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而是房地产价格暴涨。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吸引了大量货币流动性，从而将货币囤积于地产领域，被称之为“货币蓄水池”。
整个过程的简单概括就是，中国以重商主义输出产能，净外需拉动
GDP
增长。货币上赚取外汇，成为中国货币发行的信用抵押，以此为锚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然后与货币乘数共同作用，再将货币倾泻于国内房地产市场，驱动房地产市场的暴涨，过程中截流物资领域货币量，从而压低物资价格，使得重商主义可持续，这其中获得双重经济驱动力：
1）
重商主义获得持续性，净外需可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2）
大量货币倾泻于房地产市场，驱动房价持续暴涨，投机（投资）性房产需求暴增，驱动中国经济超速增长。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主驱动因素，外需拉动（重商主义）和地产经济，两者其实是伴生的。
但这也形成了两个伴生的问题：
1）
房地产泡沫；
2）
重商主义模式（在房地产泡沫助推下）持续深化，目前中国工业产能足以供给全球，产能极端过剩，
增加了内循环难度，
转型难度升高。
没有房地产泡沫，重商主义将无法维持；
反过来，重商主义转型，房地产泡沫也将无法维持。
2015
年之后，重商主义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大幅增加）中国净出口占
GDP
的比率迅速下降，但开始寻求以金融项顺差补充经常项逆差，以此稳定资产泡沫。但金融项顺差的实现需要对放大货币乘数的欲望进行自我抑制，这种自我抑制对房地产业形成挤压。如资产泡沫破裂，重商主义将被迫加速转型。
2020
年中国反复强调内循环为主，就是指向重商主义加速转型。
04
房价争议与取样范畴
同样观察房地产历史价格，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房价会继续涨（或者至少不跌），有人会认为房价会跌。
实际上观察同样的历史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个现象非常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