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是股票大亨的前妻、上海知名心理学家、女企业家，离婚前家里还坐拥位于上海国宾馆旁的两栋别墅……但谁能料到，她竟遭受了长达10年的无性婚姻和13次被送精神病院“囚禁”治疗的经历！
2013年，李莉通过诉讼，向前夫伍建提出离婚，结束了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涯。但在签订离婚协议前后，她才赫然得知：经司法鉴定，自己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13年间，她一直是在“被精神病”！这时，她又得知：“阳痿”丈夫和失踪的小保姆早已偷生了两个孩子……
这是一场怎样的恶意欺骗和阴谋布局？2015年5月，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李莉，通过她的口述，还原了一场云谲波诡的人生悲喜剧——
序·咏：一朵复生的野花
“我突然加快步伐，从精神病院大门口直接狂奔而逃……女护士吓得大声呼救：‘跑了，快抓住她！’所有的医生、护士，甚至医院里施工的农民工，都倾巢涌来，加入抓逃跑疯子的行列！一阵喧闹之后，我又被抓了回去，穿上精神病服，被捆绑着喂药——在音乐的催眠下，吃药后的我迷迷瞪瞪、晃晃悠悠，像地上的一株野花，被很多人踩在脚下。”“2013年，我终于摆脱痛苦的婚姻，从精神病院被解脱出来。窗外墙角那朵不知名的野花，就如昔日的我：‘即使是被人践踏和漠视，但只要春天来了，我也不能放弃生命开花和怒放的权利！’这是我在今年母亲节，为自己即将到来的44岁生日写下的一句话。我曾是一个‘被精神病人’，现在，我要借着《知音》杂志，为自己曾被践踏和漠视的生命权利抗争、呼吁，我要让自己的生命重新怒放！”
往事，不堪回首——
一次“精神感冒”后，我的人生被逆转……
我叫李莉，生于1971年，陕西安康市人。15岁时，我就考上了安康师范学院，后又就读于陕西师大中文系。1995年8月，本科毕业后，作为人才引进来到上海，就职于徐汇区中国中学，任语文老师。199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伍建，1997年与他领证结婚。1999年，我们的女儿妞妞出生了。
2000年8月的一天，我在课堂上试行语文教学改革，学习东北语文教学专家魏书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当老师。我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引起了学校领导的不满。一次，我正在上课时，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宣布要停我的课，年轻气盛的我和领导争吵了起来，最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我丈夫伍建，派几个同事把情绪激动的我送回家。回到家，丈夫指责我不懂事，我更委屈了，干脆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痛哭到第二天早上。丈夫不但没安慰我，还惊讶道：“咋这么‘作’啊？！一根筋！”我气得一下冲到了阳台，往楼下扔东西……丈夫惊慌了，打电话给我学校的领导，校长到我家后，说带我出去散散心。没一会儿，车停了下来，我才发现这里是上海静安区精神病医院，还没等我反抗和叫喊，早已等在那里的医生和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护工一拥而上，把我像绑架一样推进了医院。就这样，我被当成一个精神病人，强制送到这里来治疗。我的噩梦开始了……
我的前夫伍建出生于1957年，是上海一家五金厂的下岗工人，他初中文化，但却很好学，他是上海第一批老股民，对股票和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因为有炒股票的特长，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很精明、城府深，但很会关心人，刚开始，我们的夫妻关系还很融洽。我年轻奋发，特别想在教学上有一番作为，遇事易感情用事，不善处理人际关系。那天，我因为受了刺激，才出现了应激障碍，导致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没想到，医院就凭这里主治医生简单的观察和问诊后，一纸写在病历上的诊断结论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李莉)患精神分裂症(偏执性)，建议给予治疗，设立监护。”我从此就被定性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丈夫在给我办理了住院手续后很快就不见了，我被两个男护工强行带到病房后，双手双脚立即被白布条绑在床上。此后一周，我像活在恐怖的梦魇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我都被绑着，全身不能动弹，我害怕被打麻醉针和上电刑(电击治疗)，开始变得老实听话了，也被解除了强制捆绑。
治疗了三个月后，我父母闻讯赶到上海，把我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三个月的“囚禁”，让我竟如同被“洗脑”一般，我反省了自己的脾气性格，去找学校领导求情，又回到学校教学上班。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却没有发现我的家庭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2002年的一天，我女儿刚学会说话，忽然对我说：“爸爸和阿姨睡觉觉。”女儿口中的阿姨是我家请的小保姆。我很纳闷，问女儿：“爸爸和阿姨在哪里睡觉？”女儿指着床上说：“在那里。”我以为是孩子小不会表达瞎说，根本没在意。小保姆叫张小英，1999年女儿出生时，我从老家聘请她来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张小英，1985年出生，老家在陕西安康关庙镇，父亲是瘸子，母亲是个不会说话的智障人，家里非常贫困，她到我家时，仅14岁，由于营养不良，瘦弱矮小。我教她做家务，还教她读书认字，她甚至还和我女儿一样喊我“妈妈”，和伍建年龄也相差将近三十岁，所以我压根没把她和我老公想到过一块儿。可我万万没料到，这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姑娘，日后竟成了我婚姻的“秘密杀手”！
出院后，我和丈夫相处小心翼翼，生怕丈夫一不高兴就把我再次送进医院，可事与愿违。2003年的一天，小保姆在给女儿喂饭时，女儿吵着要我喂，我让孩子自己吃，结果孩子哭闹。伍建勃然大怒，骂我是神经病，一听到这句话，我又一次“情绪感冒”，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人都直冒火气推搡了起来，我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见状，丈夫吓得跪倒在地，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把菜刀放下。他眼珠一转，哄道：“老婆，消消气，我带你出去走走！”我解气后，和他一起下楼散步。岂料，他偷偷给精神病院打了电话，把我骗上出租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出租车又开到医院门口，医生和护工再一次等在那里。我像一个待宰的羔羊，只好老老实实地在那里治病。这一次，我学乖了，按时吃药、听医生护士话、不乱跑、不抵抗……
“阳痿丈夫”送我两重天：
知名心理专家和“精神病人”
又“治疗”了三个月后，我终于被“释放”回到家。学校也不敢让我回去继续教学了，给我办理了病休手续，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我知道伍建炒股赚了不少钱，劝说他投资房地产，他也看到了投资房地产的赚钱商机。他在上海一个别墅小区购买了第一套独栋别墅，这套别墅位于上海西郊宾馆隔壁，位置非常好。不久，精明的他又购买了同小区的另一幢别墅。2003年，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小保姆，搬进别墅。此后，伍建反复跟我灌输，他是下岗工人，股票都买了房子，还贷款了，家里没有钱。我信以为真，开始出去打工赚钱养家。那段时间，我积极利用自己的特长，四处兼职赚钱补贴家用。
一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步伐回到家时，伍建突然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他查出得了糖尿病，而且，由于那次我拿菜刀向他发脾气时，他受到了惊吓导致他阳痿了，夫妻生活不能过了！丈夫的话，如同五雷轰顶！我才30出头，就要面临无性婚姻。
但那刻我心里更多的是内疚，忙安慰他：“老公，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一起把女儿好好抚养大……”也就是从那时起，伍建开始与我分房睡。我有苦难言，每天在外辛苦打工奔波来消磨内心的苦痛。
没多久后，一天下午，丈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小保姆不辞而别，留了一张条子，说家人帮她介绍了男朋友，她要和男友去广州打工，不在我家当保姆了，我们就这样跟她失去了联系。而自从丈夫“不举”后，我把所有精力都寄托在事业上，寻找人生的另一种精彩和骄傲。2005年，我报考了上海华东师大心理咨询师，2006年通过考核，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正式成为心理事业工作者。此外，我还注册了上海茉莉花健康管理咨询工作室，成为一名专职的心理咨询师。由于咨询者心理治疗效果显著、口碑好，我渐渐小有名气。
我因此被推荐上“辽宁卫视”《复合天使》栏目做嘉宾，录制了10期节目，帮助10个破碎家庭复合成功。在帮他人修复感情的过程中，也触痛了我的伤，无数个深夜，我都浸泡在无眠的孤泪中。因为无论我多么成功，都始终无法得到丈夫丁点儿爱怜和温存。他冷漠得可怕，也开启了我的两面人生——
我一面顶着上海滩“知名心理专家”的光环，一面遭受着丈夫的冷暴力，他不但不与我同一个房间睡，甚至不与我同桌吃饭。我吃过的菜，他不会动，故意对我说：“你是精神病人，唾液有毒，你要有自知之明……”他还总找茬跟我吵架激怒我，动辄用报警或哄骗的方式，将我往精神病医院送。每次出院回到家里，如果我胆敢发火、情绪激动，他就会马上打110报警！就这样，前前后后，伍建将我通过骗上出租车、报警，或者直接给精神病医院打电话等方式，共送我进过12次精神病院。
然而，正是这些住进精神病院的机会，让我能近距离接触和研究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对精神病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反思。我原以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是一个复杂过程，就算是认定一个患者是精神分裂，除问诊，也要经过一系列的诸如测谎仪、脑部CT等严格的仪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