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里：一座上海老房子，见证了三代人的命运

文 | 龚晗倩

一九九六年，吴青青来到上海已经三年了，从操着一口浓浓乡音到流利地使用沪语，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能够和身边的人顺利交谈，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融入。无论怎么努力，她终究是不被接纳的，这一点，十三岁的吴青青深深地知道。

来上海以前，吴青青一直和父母住在皖南的小镇，在那里度过了恣意妄为的童年，她没有想到命运会毫无征兆地垂青于她，让她走出小镇。

其实上海对于吴青青并不陌生，从记事起的每年春节，父母都会带吴青青来上海玩几天，这里有好公好婆（常熟方言的爷爷奶奶）、娘娘（姑姑）、叔叔，每次过年吴青青都能吃到好多新奇的零食，像叔叔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用牛油纸满满装了一大袋，还做成有趣的汽车形状，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顿时被醇厚香浓的可可味道填满，吴青青觉得乡下的金豆巧克力除了廉价的甜味，就不剩下什么了。

吴青青怀揣着兴奋与得意告别了乡下的小伙伴们，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来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生活。父亲带着吴青青住进了好公好婆位于虹口区苏州河边上一个里弄的老房子：江夏里。

江夏里大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除了弄堂口附近的几户人家沿袭了石库门的青瓦砖雕和圆瓦顶 ，两扇厚重的黑色木门配以铜质门环以外，里面的门洞都是简易的单扇门面。在狭窄的弄堂里拐几个弯，沿着木门上的绿色铁牌上的数字找过去，便来到那个熟悉的门洞。

进门是公共厨房，门边是石头水槽，水槽上方高低错落着三个水龙头，属于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三户人家。靠墙立着两个摇摇欲坠的架子橱，里面摆满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每次经过厨房，青青都尽量轻盈地“飘”过，以免沾上架子橱和煤气灶上的油垢与灰垢的结晶物。由于是公共区域， 大家都很好地推脱了清洁打扫的责任。所以整个厨房的色调是暗沉的黑色，细看连窗楞上都厚厚地长了一层黑褐色“绒毛”。

穿过厨房，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窄道，几只洗澡用的大木盆竖起来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些杂物堆积墙边。通道的尽头左手边是一扇门，里面住着一家三口，再往前就是天井院子和铁门，一般由一楼人家出入，住在楼上的自觉地从前门进出。后来一楼住户在天井里搭建了卫生间，从此摆脱了“马桶”。

靠厨房一头有一段接近80度陡的楼梯，每一级阶梯都只有半只脚宽，上楼下楼必须侧着身子斜脚踩上去才能站稳，左手边有一截贴墙的栏杆，落了几十年的浮尘，偶尔站不稳拉一把就满手灰。

右手边是一间5、6平米的亭子间，住着一位阿婆。门是推拉木门，年代久远的木槽没有滑轮，每次都要使劲往上抬一下，才能拉动打开。 进去后需要弯着腰，因为层高只有1米左右。里面没有窗，只有一个通风口，漆黑一片。阿婆在这间无法站立的“鸽子笼”里住了一辈子。

楼梯上去是一个半平米左右的平台，左手边是一间大一些的亭子间，可以直立行走，窗下能看到下面的弄堂，这间小房间住着阿婆的女儿女婿外孙一家。

平台的右边有五六级台阶，上去后正对着的房间是好公好婆的卧室，右手边是饭堂间。卧室朝南，每天清晨有阳光洒进来，透过淡绿色百叶窗的缝隙，把黑色的木地板镀上一层光，能看见蓬起的尘轻轻浮在光线里。

吴青青刚来时好几次想进去晒晒太阳，和好公好婆玩一玩，悻悻地发现门上了锁，进不去。也对，好公好婆不会讲普通话，和孙女鸡同鸭讲，毫无意义。所幸吴青青很快学会了上海话。

后来吴青青想看班上同学说得神采飞扬的动画片，敲门进去，好公好婆在看苏州评弹，电视机里坐着一男一女，男人一袭黑色长衫，女人身着艳丽的旗袍手持琵琶咿咿呀呀地唱着吴侬软语。每天晚饭后的评弹是好公好婆的保留节目。傻傻地听他们唱完已是九点多钟，动画片也结束了。吴青青怅然地回到自己的阁楼。

从二楼上到阁楼，需要放下墙上的黑色木头挂梯，在通往阳台处转身爬另一段更窄的楼梯。每一级木板之间是宽大的空隙，吴青青总是担心自己会一脚踏空掉下去摔死。

在好公好婆的房子里有严格的规矩，比如食不语， 好婆告诉青青，吃饭时讲话会咒死娘。吓得吴青青一句话也不敢讲。

有一次吴青青实在太想看动画片，便想端着饭碗去卧室边吃边看，被好公严辞喝止。“吃饭不许看电视！没规矩！”吴青青也气急败坏了，吃完饭老人要睡午觉，下午和晚上他们都要看评弹节目，凭什么电视机只被好公好婆霸占，凭什么自己不能看动画片！她冲着老人直嚷嚷，还和好公推搡了一把，赌气地爬上阁楼，把木门“砰”地一声甩上，重重地将小板凳砸向地板，发泄了一番终于怒气消退了一些。

过了一会儿，好婆喊青青，“下来吃饭吧，肚子饿坏了可不行。放心吧，我们不打你。”她喊了好几声，吴青青下去了，知道自己刚才有点过分，低着头刚想认错，好婆一拳打在吴青青的鼻梁上，鲜血流淌下来，点点滴滴的猩红像落下的凤仙花瓣。吴青青懵了，她哭着跑回阁楼，吓得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一整天都没有下楼吃饭。

后来好公好婆再也没有动手打过吴青青，因为她变乖了，从来不会提出要求，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吃饭，然后回到阁楼，也不再吵闹着看动画片。她像一块木头，没什么反应。她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不是撒娇卖萌的小孙女，而是寄人篱下的乞讨者。 在大上海，有一个屋顶遮风挡雨，有不用发愁的一日三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有一段时间，吴青青总想着出走，到了晚上，收拾几件细软放进包里，像一只壁虎一般沿墙上的挂梯爬下去，可每次都被好公听到响动，跑出来抓个正着，她耷拉着脑袋又回到阁楼。其实也没有目的地，不知道还能投奔谁，娘娘和叔叔都对她很好，但毕竟那是别人的家，不是她的家。

后来吴青青不再背着细软，而是等到过了十二点，轻装上阵爬下挂梯，终于成功了，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她走出老房子，来到马路上，苏州河就在一旁静静地流淌，散发出阵阵腐烂的臭味，桥上没有行人，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便又回到弄堂里。

吴青青走进江夏里隔壁的经纬里，这条弄堂靠近马路的一段很宽大，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而且这一段有路灯，照亮着脚下，走到一百米处的夹竹桃树下，一桌上身赤膊的男人饶有兴致地搓着麻将。吴青青不懂搓麻将，便转弯进了狭窄的支弄。

支弄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和白天的嘈杂相反，听不见说话声、电视机声、收音机声，吴青青不禁怀疑，这么多的屋子门洞里面真的住了许多人吗？还是到了夜晚，所有的人都去了另一个世界。

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不停地走，吴青青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所有的路都相连，一条刚走到头，马上出现了另一条路。路上的景象都很相似，黑色木门，旁边有方形的石头水槽，水龙头上反罩着一只易拉罐，有的还上了锁，门的另一边有时会凸出来一间私砌的水泥房当作底楼某户人家专用的卫生间或厨房。

心跳到嗓子眼的吴青青飞快地走着，不时回头看有没有黑影跟着，到后面索性跑了起来。终于七拐八弯转到了一个极其狭小只容一人通过的不起眼的小巷，竟然通到了马路上。吴青青长舒了一口气，辨认出这是海拉尔路，路上随处可见垃圾和脏水坑，不远处是三角地菜市场。

弄堂探险从此成了吴青青的秘密，她从未如此期待黑夜的到来，虽然怕黑，但夜色中的弄堂迷宫有一种无法细说的魅力 ，让人想一探究竟。吴青青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那些宽宽窄窄的小路，试图记住每一家门口的特殊标记，找出每一个通往外界的出口。过了很多年以后，她才猛然发现，这几个相连的弄堂加起来也就是一个街区，绕着街区完整地走一圈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住在“鸽子笼”的阿婆时常关心吴青青。每次看到她，都会和气地问长问短，吴青青很羡慕亭子间的哥哥，有这么和蔼可亲的外婆，所以常去亭子间玩，还能看到动画片。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吴青青觉得不太对劲了，阿婆常常拉着她一遍遍地问什么时候来的上海，父亲现在在哪里之类的事。后来吴青青总听到亭子间的阿姨破口大骂：“死不掉的，又拉屎拉在身上也不说，臭得要死。"这才知道阿婆是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忘了洗澡换衣，大小便失禁也不自知。

吴青青最后一次听到阿婆的声音，是一个冬天的清晨，时针指向6点，外面的风刮得生猛，像是能卷走地上行走的一切活物。

“鸽子笼”的阿婆吵着要出门，却不知大门在哪里，在老房子里迷了路。她敲打着好公好婆的门，大声叫着开门，她要出去。好公一直没有开门，在里面回答她：“你走错了，门在下面，这里是二楼。”亭子间的阿姨也被吵醒了，叫嚣着：“你怎么不去死！你去死掉好了！”阿婆找到了离开的路，走出了老房子，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吴青青听说亭子间的阿姨在外面找了好多天，一直没有找到阿婆。“鸽子笼”成为堆放杂物的空间。

吴青青的阁楼也有至少一半是用来堆放东西的。靠近阳台的那一半屋顶是个45度角的斜坡，好婆把多余的被褥棉被、箱子杂物都堆在这里，用一块发黄的麻布盖在上面。吴青青曾在箱子里翻出许多包着牛皮纸脆弱泛黄的书，那些是上一任主人叔叔留下来的，她津津有味地读完一本又一本。她喜欢在这个角落待着。

有一次，同学来阁楼玩，指着那块脏兮兮的麻布说，这下面像一具棺材。

吴青青晚上有些睡不着，倒不是害怕棺材，而是隐隐觉得，这里一定埋藏了什么。

一九六八年五月，江夏里搬来了一户人家，老老小小八口人。

吴世人跟着父母在弄堂里左拐右转进了一扇木门，他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梯一直上到了顶层的阁楼。阁楼不足8个平米，进门需要弯腰，阁楼的木门高不过一米，屋子中央有一个四方的玻璃窗，由一根木棍撑起。屋顶有一个大斜坡，斜坡下的地板便是接下来一千多个日夜的栖身之处。

吴世人排行老大，又是男孩，主动要求和两个弟弟打地铺，两个妹妹跟着外婆睡在大床上。 对于吴世人来说，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小小的、拥挤的却难得的容身之地。

这一年，他十四岁。

从出生起，吴世人就开始了他奔波流离的人生。几个月大时，便被父母送往常熟老家隔壁村的人家寄养，五岁多的时候才被接回父母身边，与几个弟妹挤住在静安区的一个弄堂口搭建出来的不足10平米的狭长房子。几年以后，父亲在工作的机床厂分了一间房，吴世人和弟妹们迁往杨浦区。两年以后，全家又搬至虹口区塘沽路上。住了一年多，再次搬家，这一次，他来到了苏州河边的江夏里。这房子够大，有一个二楼朝南的卧室，一个饭堂间，和一个阁楼。

不断搬家的那段时期正好是文革爆发之时，街上经常看到有人被批斗，戴着高帽子游行。吴世人在小学里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红小兵”。

与“红卫兵”不同，参加“红小兵”的没有荣誉袖章的标识，走在路上也没有趾高气昂的底气。当时学校不怎么上课，喊口号和背毛主席语录占据了大量的时光。

吴世人常常闲得无聊，与同学们晃到鸭绿江路的车站坐公交车玩，那时的公交车班次少，车上的人挤得前胸贴后背，一群“红小兵”窜上车不买票，还热烈地给乘客们高唱宣传歌曲，惹得公车司机不胜其烦，乘客们虽不堪其扰，但为了显示政治正确的态度也不便出言喝止，只能劝说着“唱累了吧，下车去喝口水吧。”

搬到江夏里的同年，吴世人到溧阳路的新沪中学就读，学生们已经闹着复课学习知识，批斗的浪潮渐渐退去，语录被翻来覆去地唱着，也失去了昔日的激昂之情。初中三年平静如水，第四年开始学工学农。

吴世人的班级50几人全部被分配到了苏州河畔香烟桥路的益民食品厂，厂子很大，学生们分别入驻了不同的食品车间，有冰淇淋、巧克力威化、罐头等 ，吴世人被安排在了软糖车间，他的工作是站在流水线包装机器前，盯着一个一个牛奶糖、花生牛乳糖从裸露着粉嫩的玉体到穿上薄薄的糖果纸，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容易。

幸好有些糖果纸包裹得不够服帖或是歪歪斜斜的，吴世人便将这些衣着不得体的糖果拣出来，糖果的命运就此改变，逃脱了被装箱存储仓库的集体生活，却被装进了少年的口袋，最终进了全家人的肚子。有时候糖果太多，便被吴世人拿来与同学们交换肉罐头、冰淇淋和巧克力威化。

幸福的日子只过了半年，与糖果的纠缠到此为止。吴世人在那个冬天与十几位同学去了崇明岛的堡镇。带吴世人的农户家里有一片广袤的油菜地，完成每一次翻土播种施肥和收割均需要一个星期时间。在一片片明黄得刺眼的油菜花丛中穿梭来去，手持镰刀从根部割下一株株结了籽的油菜杆，把收割的油菜杆和累趴下的自己摊晒在田埂上发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未知的命运一天天逼近。

从堡镇学农归来，到了毕业分配之际。不似六八六九年的一片红（全部下乡），吴世人毕业那年有四个选项：当地工厂、郊区农场、外地工厂、上山下乡。

然而，吴世人仍然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同期毕业的学生家中有哥哥姐姐已经下乡的，学校会优先安排这些学生进当地工厂和农场作为照顾和补偿，次之外地工厂。轮到老师来找吴世人时，只剩下了上山下乡这一个选项。 而一旦下乡，便意味着永世不得回城。 吴世人不愿意，想去工厂，当地或外地都行。老师一次次来做思想动员，没有工厂，只有下乡一条路。吴世人是长子，只有下乡了，下面的四个弟弟妹妹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寒冬，学校把打包好的被褥席子棉袄夏衫统一发往十六铺码头，吴世人登上逆流而上的江轮，把青春的记忆全部埋葬在了江夏里阁楼的斜顶下，那个曾经让他得以安身的角落。他奔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却不知何处是归巢，也许注定一辈子流离失所，随波逐流。

亭子间的阿姨一家搬走了，住进来一位神秘的女租客。她四五十岁上下，褪色的黄头发在脑后高高束起极短的一小撮，面色如多年没有翻整过又经历了暴晒的泥土，又干又黄。

从她搬进来的第一天起，亭子间便响起了“叮叮叮咚咚咚”的敲打声。短马尾女人把沿着弄堂的两扇窗用一根根铁条装起了栅栏，窗子关得死死的，再用透明的厚塑料严严实实地蒙住缝隙，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空间。

她从早到晚敲个不停，隔壁邻居老孙有意见了，嚷嚷道：“敲什么敲？白天敲晚上也敲，还让不让人清净了？”短马尾女人一声不吭，老孙见她不接话，也不敲了，便当没事了。谁知过了几日，一天晚上，短马尾女人突然大声喊道，“不要脸的臭男人，偷看老娘洗澡，没看过女人吗？不要脸！”隔壁老孙吓得不敢回话，他还是单身，怕一接就扯不清楚了。

老房子里洗澡是一件麻烦事，江夏里建造的时候没有排污系统，所以屋子里没有卫生间。洗澡只能在进门的公共厨房解决。 一个人洗澡，所有人家都不能烧饭，也不能进出。夏天洗澡很闷热，对着弄堂的窗子总是不会关紧，而是留一条缝。吴青青多次在洗到一半时，被亭子间的阿姨叫开门，让放学回来的哥哥上楼写作业，她只能光着身子躲在门背后让哥哥穿过厨房。

在夏天的厨房里洗澡最可怕的事，不是被人偷看，而是一盆水浇上身，溅起水槽里蟑螂无数。后来吴青青再也忍受不了，转而深夜在露天阳台上对着月亮沐浴。

短马尾女人偶尔开门出来，吴青青便闻到从亭子间的密室里飘出来一股浓烈的说不清的味道，不是单纯的臭味，更像是一座古墓封闭千年以后被打开时散发的毒气，能把人熏得晕死过去。幸好吴青青平时在学校住宿，周末才回来，得以避而远之。

母亲何秋平来上海找活干，在姑父介绍的纸箱厂当工人，晚上睡在阁楼里。她睡眠很差，极易惊醒。连续几夜，何秋平听到有人在凌晨一两点钟窸窸窣窣地摸上楼，呆在阳台上好一会儿，又极轻地下楼。清早起床去阳台上一看，晚上晾在窗檐下的衣服上有一口淡黄色的痰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