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西方媒体头条都是美国大学骚乱，学生呼吁大学切断与以色列的经济往来和金融投资，占领校园标志性场所，连续多日不肯罢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维持校园秩序，结束反犹示威。校方与学生谈判未果，校长汲取哈佛和宾州大学校长被迫辞职的教训，邀请纽约警察入校清场，警察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场面惨烈。
2024年4月22日，“加沙团结营地”中的标语。
这次学潮或在重演一九八三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静坐抗议，当时学生要求校方放弃与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研究合作项目，出售金融投资，校方妥协了。之后产生多米诺效应，多所大学跟进，纷纷出售与南非关联的股票与金融产品。最终，美国联邦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停止了支持南非政府。
经济脆弱的南非白人政权难乎为继，开启了与“非国大”的接触，加速民主进程，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
抗议学生在阅读巴勒斯坦相关书籍
美媒体对学潮的报道基调不尽相同。偏右的媒体如福克斯电视，指责学生反犹，趋向激进和暴力。自由媒体如CNN、MSNBC或英国BBC，开始时多采访犹太学生和教授，报道他们不能正常上课，被激进学生围攻辱骂。后来渐渐偏向学生，质疑美国的中东政策和社会给学生贴上反犹标签。美国华人媒体则与右翼声音同调，均指责学生反犹与暴力。
这场学运源起于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袭。起初美国媒体与政府一致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反恐。但随着以色列军队的推进，自由媒体开始曝光以军的血腥与残暴，报道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舆论风向逐渐反转，大小屏幕上都是巴勒斯坦儿童、妇女惨遭屠戮的画面。此后无论在美国还是西欧，公众舆论分化了，自由派同情巴勒斯坦，保守派依然支持以色列。在欧美大小城市里，穆斯林、进步犹太人和左翼民众上街游行，呼吁停火，抗议以色列的暴行。七个月以来，游行持续不断，规模时大时小，此起彼伏，抗议几乎常态化了。
2024年4月29日，从哥大新闻学院俯瞰营地全景。
二〇二四年四月，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骚乱，让这场漫长的抗议达到高潮。镜头里警察与学生赤膊上阵，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迅速感染了从美东到美西的各个大学。
此刻抗议突然升温的原因是，二战后，在西方社会里“反犹”是一个极端严重的指控。官方给学生贴上“反犹”的标签，并以为借口出动警察恢复秩序，大打出手，让原本逍遥的学生也群情激愤起来
。仅几天工夫，东部、中部、西部各大学校园里到处是警察与学生的对峙、互殴。在加利福尼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放花炮袭警，警察用橡皮子弹回应。
2024年4月30日凌晨，抗议者在占领哥大行政楼汉密尔顿大楼后，将其改名为“Hind's Hall”，以纪念一位在加沙战争中罹难的女孩。
其实，“反犹”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回事。西方有两千年绵延不断的反犹史，最极端的形式是纳粹屠犹。而“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锡安主义，取自锡安山Mt. Zion，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滥觞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在二战后，中东国家举起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武力对抗以色列建国和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学生抗议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不是历史上的反犹种族主义。
自由媒体在报道中喜欢引用“六八运动”，把历史老照片和老记录片剪辑到这次学潮现场。学生们也有意摹仿六十年代，在著名的地标前摆放老照片，哥大学生占领汉密尔顿教学楼（Hamilton Hall），直接重演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占领场面。CNN电视网则凑趣采访“六八运动”的老学运，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历史的重现不过是剧情排演，
所谓重燃六十年代青春之火，烧掉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不过是时代倒错的一厢情愿
。今天早已物是人非，“六八运动”时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此学潮非彼学运。
警察站在被拆毁的营地前。
六十年代的历史背景是两大阵营对峙，双方不惜一切代价对内动员社会，对外则在冷战底下打热战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在法国，戴高乐主义日益保守和专制，迫使法国左翼各派进步力量联盟抵制。到六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对右翼保守主义失去了耐心，转寄希望于左翼政治。法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而美国的民权运动则风起云涌，反越战浪潮如火如荼。
“自由世界”的学生造反了，温和的学生、教授一边游行抗议，一边研讨马克思主义，建构文化批评理论，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流行的后现代理论，便是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成果
。激进学生成立了各种暴力组织，美国“黑豹”“气象人”、德国“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和日本“赤军”，在西方打起城市游击战。“六八运动”才是左翼社会运动。
1972年7月，简·方达孤身乘前苏联飞机前往河内，巡视被炸的平民地区，探访挤满伤者的医院，前往河内参观并拍摄了北越的大坝，还亲眼目睹了堤坝被美国的轰炸机破坏。她还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北越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结果，这幅照片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并激怒了许多美国人。
其中，现象级的事件“河内简”（Hanoi Jane）最具代表性。一九七二年，著名影星简·方达为反讽玛丽莲·梦露在五十年代去朝鲜战场慰劳美国大兵，她只身飞往河内，慰劳北越的越南人民军，被称“河内简”。美国公众指责她叛国，回国就该受审。六十年代青年的意识形态站队和地缘政治指涉明确：跨越铁幕支持东方阵营。而二十一世纪西方青年社会运动，却有一条不同的线索。
在阿拉伯之春的启发下，二〇一一年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抗议，同年又发生伦敦青少年破坏治安和打砸抢的“伦敦暴乱”。自此以后，西方社会如干柴烈火，动荡起来。美国有“黑人的命也是命”，巴黎有“黄马甲”运动，然后是引燃世界各地的“Me Too”运动。
这些运动没有中心，缺乏纲领，无组织、无纪律、无革命诉求
。某事件在网络上形成热搜，就可能无预警地引发街头抗议。既无人领导，也没有事先周密的筹划，骚乱迅速升级，又倏忽消失，无影无踪。看电视上有一位大学管理层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与“六八运动”完全不一样，找不到事发的线索和规律，似乎只是情绪宣泄，抗议只开花不结果，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无法应对。但
这不意味着运动没有后果，每一场运动销声匿迹之后，都会深深嵌入公众的集体无意识，改变大众文化和社会舆论的未来走向
。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
学界一般认为占领华尔街是左翼社会运动，反对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资本对大多数的剥夺，可适用马克思经典。但之后的运动中有关于性别的，也有种族和身份政治的，还有青年就业困境等，就难削足适履去套用左派理论了。而且，参加运动的人更来自各意识形态谱系，有民粹右翼，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女权主义者，
更多人则根本不在意什么“主义”，只是痛恨少数人幕后操纵，反对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质疑优胜劣汰的建制官僚体系
。虽然运动并不挑战代议选举政治，却表达出对党派政治和精英科层的深度不信任。
也有人认为，今日西方左翼是非常广泛的思想谱系，包括性别、种族、弱势群不平等和青年困境等问题，皆可用阶级分析进行批判。但在冷战时代，这些运动都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痼疾。直到冷战之后，左翼才试图给各种社会批判贴上“左”的标签。然而这种策略只是用来汇集各种社会力量，扩大已经势弱的左翼声势而已。这次学生声援巴勒斯坦继承了“占领”模式，强调“占领”本身与诉求一样重要，占领是运动和实践的重要组成，既团结社会力量，又创造声势、扩大影响。老“新左派”一厢情愿地将其说成是声援第三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也确有少数激进学生欢呼哈马斯的胜利，或从约旦河到地中海打败犹太人。
但主流学生和教师既不站在以色列一边，也不支持哈马斯，而是无差别地同情受害者，反对系统性暴力，谴责强权对百姓的加害。这种普遍人道的立场淡化了地缘博弈的维度，也忽略了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两分
。
乔纳森·格雷泽导演电影《利益区域》2023年上映
最好的注脚是犹太大屠杀电影《利益区域》（二〇二三年）导演格雷泽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他将此片献给二〇二三年十月恐袭中受难的以色列人，和此后因以色列报复而死难的巴勒斯坦人。
他说犹太人的身份不应被大屠杀的历史所绑架，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生命。遭纳粹屠杀不应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优于他人的生命价值。
犹太学生、教授，以及美国犹太组织在抗议中呼吁：以色列政府不要借大屠杀历史或保卫犹太人生存的名义，对巴勒斯坦实施暴行，以政府的行为不代表全体犹太人。既同情以色列人，又支持巴勒斯坦人，算不算骑墙派？同时，极端右翼政客如特朗普在纽约庭审之后，发言力挺以色列政府，但平时又常冒出反犹言论，赞赏纳粹的反犹种族主义。这种矛盾立场与学生们的立场如何对照？
如固守传统的地缘观念，坚持对标代表国家的政府或权力机构，那么就只能在哈马斯或以色列政府之间选边站队。中国舆论分为支持巴勒斯坦的官媒立场，与支持以色列的部分自媒体立场。官方立场始终如一，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巴以冲突爆发，绵延至今从未改变。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第三世界解放。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以色列与中国缓和，关系日益加深。以色列为报答二战中上海庇护犹太人难民，在科技、经贸领域与中国全方位合作，同时要求中方改变巴勒斯坦立场，但中方始终如一地站在巴勒斯坦的一边。
国内自媒体在二〇二三年十月的恐袭之后，出现一波前所未有的舆论热炒。其实，巴以冲突占据官媒的国际新闻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国人对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等词烂熟于胸，却没有多少人想弄清楚来龙去脉。但这一次却大动肝火，认真争论起孰是孰非来。
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媒体有随官方立场的，也有与西方左翼同调的，既坚守人道主义，也隐含“后殖民”的线索
。而支持以色列的自媒体与西方右翼或海外华媒相近，斥责哈马斯恐怖主义是痛恨西方民主制度，疯狂袭击无辜百姓，必须予以武力清除。
这种立场实际上是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的自由主义，经历几十年的沉淀，已经落入西方社会右翼保守的思想光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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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左）与哈马斯创始人亚辛（右）
国内网络舆情严重分歧，双方各执一词，恶语相向。同时各请专家助威，引经据典，从古罗马、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直至两次世界大战，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自己认同一方使用暴力的正当性。要么说巴勒斯坦不得已武力自卫，要么称以色列反恐才能免遭再次种族灭绝。
这种视角产生视差，会误读美国校园的抗议。
其实，哈马斯代表不了巴勒斯坦人，它只是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者。国际社会只承认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称巴自治政府），并将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而有合法地位的法塔赫也只控制约旦河西岸，软弱腐败，同样代表不了巴勒斯坦人。内塔尼亚胡上台以来实行激进的对巴政策，越来越失去以色列人心，特拉维夫和其他以色列城市不断爆发抗议，要求谈判解决人质危机，反对清除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在加沙和拉法的暴行，也不能代表以色列人的意愿。
美国大学生则既不认同哈马斯，也不支持以政府，他们抗议的是为实现所谓远大的目标而对百姓实施的系统性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