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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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蒋廷黻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的危机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机。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本被蒋廷黻 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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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音同”浮”），1895 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农家，1965 年病逝于纽约，享年 70 岁。在新中国成立前， 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 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他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便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总论

近代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工业的欠缺。中国的优势有三：

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并不劣于其他任何民族；

二、 地大物博；

三、中国并不是不知变通的老顽固，秦时的废分封设郡县就已彰显了我们的政治智慧。

而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根本上的问题，除了科学不及人、机器工业的落后，还在于民族观念的欠缺。 西洋国家虽小，但在历次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民族观念。而中国一直以来强调的家族观念却如同一盘散沙，大而无用 。从地缘看，近有1868日本的民治维新，和1861俄国的农奴制改革给中国以启迪，远有1925凯末尔在土耳其的复兴，显示出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中英战争

以“剿夷与抚夷”为标题，实在是与中国一直以来的“天朝”心态有关。彼时中国尚不知外交的必要，认为外国皆“夷”，贪利而来。所谓的政治家派别，也不过是一些主张剿，一些主张抚。

彼时清朝只许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并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关税方面，朝廷原定的关税极轻，不过4%，但层层官吏通报下来，抽成竟能达到货价的20%，因此外商也很不耐烦。中国对涉外法权的不重视，其实也为日后埋下隐患，此处暂且不表。

乾隆年间，英国为解决通商时遇到的种种麻烦，决定借为乾隆祝寿之名，派马戛尔尼为特使来交涉。可惜乾隆只视他为蕃属贡使，并不接受谈判。其时欧洲正忙于法国大革命，也无暇顾及这次失败的和平交涉。十九世纪初，英国第二次派使节来华，然而嘉庆对英使的态度更差。

故而英国不但对中国的私人感情不好，也明白了和平交涉的道路走不通。 为增加交易量，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试验，发现鸦片是上等的商品。中国举国上下，则都认为用我们的银子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实乃大患。有的人建议以国货抵外货；有的人主张严禁吸食；有人则建议禁止贩卖。

彼时是道光当政，他指派林则徐赴广州查办禁烟，林的清誉使得举国官员都无异议。然而禁烟是个极复杂、困难的问题，绝非士大夫阶层唱高调可解决。 鸦片是通商大利、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国人染上烟瘾者也不会放弃；英国更早就不满我国闭关自守的自大态度，禁烟正好给英国以出兵借口。

1 840年的这场战役我国称之为鸦片战争，缘于我国的目的是禁绝鸦片烟；英国称之为通商战争，缘于其希望能藉此获得更多机会和自由。 因此就世界大势而论，那次的战争无可避免。

先说禁烟。林到广州后，先要求外商交烟，外商不肯，则派兵围起十三行，撤走中国人，使其成为外国人的监牢，且断绝饮食供给。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 终于屈服，但他教英商把烟转给他，再以商业监督的名义交出，此一转手，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借此将英国商人行为上升至国家层面。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出身于英国贵族。1834年随英国政府来华，1936年升为商务总监督。

林随后于虎门销烟，林则徐为彻底禁绝鸦片，要求义律保证日后不再做鸦片生意，义律自然不答应。于是为防再起冲突，林重修虎门炮台，并以粗重铁链封锁虎门入口，同时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一种中药，清湿热、泻火，林以为次乃外国人生活之必需），以为足以抵挡外国军队。

大黄

布置好的种种防御，一开始的确有效，在与英国几只小兵船的冲突中，广东水师获胜；然而英军由小兵船改率海陆军队北上，随之而来的是定海失守、割地香港。

林则徐上书增加军费建设，而道光不愿花钱，对林则徐的军费请求大为光火。不愿花钱又器不如人，清军一败再败。终于，道光二十二年夏天，公元1842年，英军攻破广州一路直上攻抵南京，订立《南京条约》。

败因分析

战败的根本原因，仍是中国的落伍，一切都是中古的。 道光、咸丰年间没有人领受战败的教训，直到1857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关于为何鸦片战败后没有立刻开始维新，主要有三点：

一是国人的守旧性太重， 不愿承认改革的必要 。二是 新政势必要动摇传统文化，这是士大夫阶层不能容忍的 ：科举出身的先生们恐怕有要失业的危险。三是所谓的士大夫阶级，即知识阶级与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大无畏的精神。即使有人清楚明白，可因着害怕清议的指摘而默而不言。林则徐便是其中一例。

当时的林则徐实则有两个形象：一个是主剿的，活在士大夫心目中，百战百胜，他们以为，林则徐遭驱逐全因奸臣琦善，林走之前，英人不敢开战，林走之后便开战。故而 他们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而是奸臣误国。

真正的林则徐在贬职至广东后慢慢醒悟，他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并将在粤搜集到的材料交给了魏源。 魏源借此编撰出《海国图志》， 书中提倡以夷制夷。后来日本文人将此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然而 林则徐不敢公开地提倡改革 ，他让 主持清议 的 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士大夫阶层不服输，也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虽看清了中外强弱的悬殊并公开宣传，但他们对民族没有信心更无自信，只听其自然， 不图改革。

博尔济吉特·琦善，清朝大臣，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

战败后签订的诸多条约中，时人最不满的还是五口通商，然而今日看来，条约的核心当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即洋人在中国不受国内法律约束，如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法庭的约束）。 时人以为，对夷人最方便的治理便是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然而这一举措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 使中国开始丧失了海关自主权 ，有利于西方国家倾销商品，大量商品开始涌入中国， 使得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关税的保障。

只同英国订立该种条约已有许多麻烦，然而此时美、法两国皆派代表来华，也要求订约。 其时正是抚夷派正得势，皆以为同意美、法两国的要求，便能令两国感激我们，并且让两国之间形成竞争，这是极其无知的。

此外， 士大夫阶层传统的论调“民心可用”实为空谈 （注：民心可用即利用民众对夷人的厌恶来抵御外敌。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无疑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一般人民哪懂得什么呢？ 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

英法联军侵华

咸丰四年，剿夷派的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相当于全国外交部的总领。美、法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要求开放通商口岸、减轻关税、废除厘金（厘金是一种地方商业税，因初定税率为一厘即1%故名厘金，有着多、乱、杂的特点），叶名琛的应对方法则是不交涉、不接见，总之一概拒绝。于是外人只剩战争一条路。1857年，英法联军从广东一路打到大沽口，与清廷先后订立《北京条约》及《天津条约》。

英法联军侵华路线

彼时正直太平天国战争，清军本就自顾不暇，故而转变态度，愿意接受条约修改并且开口岸通商。1858年，咸丰自己逃避至热河，派奕䜣留守北京与外国使节交涉。奕䜣也是剿夷派，毫无新知识，但他有血性，且真心为国图谋，他看清情势，便毅然决然订立《北京条约》。

爱新觉罗·奕䜣，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的弟弟，咸丰帝登基时封为恭亲王。

从此西洋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关系可福可祸，全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䜣等人有着能毫不留恋过去的精神，大胆到国际生活中寻求新出路，这种精神若能早出现二十年，近代中国该大不一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内患

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不幸中国社会当时已腐败不堪，那时的人 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人口愈多而荒地愈少，等土匪再起，人民更没有土地耕种，没有粮食无法生存，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还有一种循环套，即开国君主善体恤民情，吏治昌明；几代之后，统治阶级欲望提高，愈奢侈，则贪污愈进，人民愈受压榨。 旧社会中， 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有心事业者集中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 旧社会的科举实在是有许多弊病，有志之士只有政界一条出路，但近代文化教人除做 官外还可经营工商、行医、做记者、大学教授、工程师，不但名利两全，所得往往还在官场之上。

对于有人所说旧时教育不费钱，也未免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本人或是其父亲有当过苦力？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不仗官势发财？

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西洋势力侵略起始时，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时，我们遇到的难关，是双层的。

太平天国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那一时代与环境下的产物。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 ，西洋中古时期也是如此。但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产生关联，不过是偶然之举。

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称天弟，同时他还吸收了许多三合会（一个排满的秘密团体）分子。 他的运动以推翻清政府为第一目的 ，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推动基督教、排除满人），他也确有社会革命的思想。他提倡男女平权，但自己蓄满妃妾。他颁布的田亩制度“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类似原始的共产主义，但并未实行。

我们可以说 洪秀全对于宗教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 他的运动当然是民间运动，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疾苦和迷信，以及 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1850年夏天洪于广西金田起兵，其后便是不断的被进围与突围。直到1853年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这三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 一般国民不论贫富，都是守中立的。所谓顺民，便是太平军到了，顺从，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也顺从，贡献金钱。 他们对清政府绝无好感，加上官军纪律又不好， 相比之下太平军还更守纪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