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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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蒋廷黻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的危机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机。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本被蒋廷黻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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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音同”浮”），1895 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农家，1965 年病逝于纽约，享年 70 岁。在新中国成立前， 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 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他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便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总论

近代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工业的欠缺。中国的优势有三：

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并不劣于其他任何民族；

二、地大物博；

三、中国并不是不知变通的老顽固，秦时的废分封设郡县就已彰显了我们的政治智慧。

而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根本上的问题，除了科学不及人、机器工业的落后，还在于民族观念的欠缺。西洋国家虽小，但在历次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民族观念。而中国一直以来强调的家族观念却如同一盘散沙，大而无用。从地缘看，近有1868日本的民治维新，和1861俄国的农奴制改革给中国以启迪，远有1925凯末尔在土耳其的复兴，显示出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中英战争

以“剿夷与抚夷”为标题，实在是与中国一直以来的“天朝”心态有关。彼时中国尚不知外交的必要，认为外国皆“夷”，贪利而来。所谓的政治家派别，也不过是一些主张剿，一些主张抚。

彼时清朝只许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并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关税方面，朝廷原定的关税极轻，不过4%，但层层官吏通报下来，抽成竟能达到货价的20%，因此外商也很不耐烦。中国对涉外法权的不重视，其实也为日后埋下隐患，此处暂且不表。

乾隆年间，英国为解决通商时遇到的种种麻烦，决定借为乾隆祝寿之名，派马戛尔尼为特使来交涉。可惜乾隆只视他为蕃属贡使，并不接受谈判。其时欧洲正忙于法国大革命，也无暇顾及这次失败的和平交涉。十九世纪初，英国第二次派使节来华，然而嘉庆对英使的态度更差。

故而英国不但对中国的私人感情不好，也明白了和平交涉的道路走不通。为增加交易量，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试验，发现鸦片是上等的商品。中国举国上下，则都认为用我们的银子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实乃大患。有的人建议以国货抵外货；有的人主张严禁吸食；有人则建议禁止贩卖。

彼时是道光当政，他指派林则徐赴广州查办禁烟，林的清誉使得举国官员都无异议。然而禁烟是个极复杂、困难的问题，绝非士大夫阶层唱高调可解决。鸦片是通商大利、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国人染上烟瘾者也不会放弃；英国更早就不满我国闭关自守的自大态度，禁烟正好给英国以出兵借口。

1840年的这场战役我国称之为鸦片战争，缘于我国的目的是禁绝鸦片烟；英国称之为通商战争，缘于其希望能藉此获得更多机会和自由。因此就世界大势而论，那次的战争无可避免。

先说禁烟。林到广州后，先要求外商交烟，外商不肯，则派兵围起十三行，撤走中国人，使其成为外国人的监牢，且断绝饮食供给。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终于屈服，但他教英商把烟转给他，再以商业监督的名义交出，此一转手，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借此将英国商人行为上升至国家层面。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出身于英国贵族。1834年随英国政府来华，1936年升为商务总监督。

林随后于虎门销烟，林则徐为彻底禁绝鸦片，要求义律保证日后不再做鸦片生意，义律自然不答应。于是为防再起冲突，林重修虎门炮台，并以粗重铁链封锁虎门入口，同时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一种中药，清湿热、泻火，林以为次乃外国人生活之必需），以为足以抵挡外国军队。

大黄

布置好的种种防御，一开始的确有效，在与英国几只小兵船的冲突中，广东水师获胜；然而英军由小兵船改率海陆军队北上，随之而来的是定海失守、割地香港。

林则徐上书增加军费建设，而道光不愿花钱，对林则徐的军费请求大为光火。不愿花钱又器不如人，清军一败再败。终于，道光二十二年夏天，公元1842年，英军攻破广州一路直上攻抵南京，订立《南京条约》。

败因分析

战败的根本原因，仍是中国的落伍，一切都是中古的。道光、咸丰年间没有人领受战败的教训，直到1857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关于为何鸦片战败后没有立刻开始维新，主要有三点：

一是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不愿承认改革的必要。二是新政势必要动摇传统文化，这是士大夫阶层不能容忍的：科举出身的先生们恐怕有要失业的危险。三是所谓的士大夫阶级，即知识阶级与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大无畏的精神。即使有人清楚明白，可因着害怕清议的指摘而默而不言。林则徐便是其中一例。

当时的林则徐实则有两个形象：一个是主剿的，活在士大夫心目中，百战百胜，他们以为，林则徐遭驱逐全因奸臣琦善，林走之前，英人不敢开战，林走之后便开战。故而他们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而是奸臣误国。

真正的林则徐在贬职至广东后慢慢醒悟，他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并将在粤搜集到的材料交给了魏源。魏源借此编撰出《海国图志》，书中提倡以夷制夷。后来日本文人将此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然而林则徐不敢公开地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士大夫阶层不服输，也不主张改革。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虽看清了中外强弱的悬殊并公开宣传，但他们对民族没有信心更无自信，只听其自然，不图改革。

博尔济吉特·琦善，清朝大臣，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

战败后签订的诸多条约中，时人最不满的还是五口通商，然而今日看来，条约的核心当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即洋人在中国不受国内法律约束，如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法庭的约束）。时人以为，对夷人最方便的治理便是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然而这一举措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使中国开始丧失了海关自主权，有利于西方国家倾销商品，大量商品开始涌入中国，使得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关税的保障。

只同英国订立该种条约已有许多麻烦，然而此时美、法两国皆派代表来华，也要求订约。其时正是抚夷派正得势，皆以为同意美、法两国的要求，便能令两国感激我们，并且让两国之间形成竞争，这是极其无知的。

此外，士大夫阶层传统的论调“民心可用”实为空谈（注：民心可用即利用民众对夷人的厌恶来抵御外敌。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无疑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一般人民哪懂得什么呢？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

英法联军侵华

咸丰四年，剿夷派的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相当于全国外交部的总领。美、法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要求开放通商口岸、减轻关税、废除厘金（厘金是一种地方商业税，因初定税率为一厘即1%故名厘金，有着多、乱、杂的特点），叶名琛的应对方法则是不交涉、不接见，总之一概拒绝。于是外人只剩战争一条路。1857年，英法联军从广东一路打到大沽口，与清廷先后订立《北京条约》及《天津条约》。

英法联军侵华路线

彼时正直太平天国战争，清军本就自顾不暇，故而转变态度，愿意接受条约修改并且开口岸通商。1858年，咸丰自己逃避至热河，派奕䜣留守北京与外国使节交涉。奕䜣也是剿夷派，毫无新知识，但他有血性，且真心为国图谋，他看清情势，便毅然决然订立《北京条约》。

爱新觉罗·奕䜣，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的弟弟，咸丰帝登基时封为恭亲王。

从此西洋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关系可福可祸，全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䜣等人有着能毫不留恋过去的精神，大胆到国际生活中寻求新出路，这种精神若能早出现二十年，近代中国该大不一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内患

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不幸中国社会当时已腐败不堪，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人口愈多而荒地愈少，等土匪再起，人民更没有土地耕种，没有粮食无法生存，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还有一种循环套，即开国君主善体恤民情，吏治昌明；几代之后，统治阶级欲望提高，愈奢侈，则贪污愈进，人民愈受压榨。旧社会中，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有心事业者集中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旧社会的科举实在是有许多弊病，有志之士只有政界一条出路，但近代文化教人除做官外还可经营工商、行医、做记者、大学教授、工程师，不但名利两全，所得往往还在官场之上。

对于有人所说旧时教育不费钱，也未免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本人或是其父亲有当过苦力？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不仗官势发财？

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西洋势力侵略起始时，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时，我们遇到的难关，是双层的。

太平天国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那一时代与环境下的产物。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时期也是如此。但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产生关联，不过是偶然之举。

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称天弟，同时他还吸收了许多三合会（一个排满的秘密团体）分子。他的运动以推翻清政府为第一目的，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推动基督教、排除满人），他也确有社会革命的思想。他提倡男女平权，但自己蓄满妃妾。他颁布的田亩制度“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类似原始的共产主义，但并未实行。

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运动当然是民间运动，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疾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1850年夏天洪于广西金田起兵，其后便是不断的被进围与突围。直到1853年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这三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一般国民不论贫富，都是守中立的。所谓顺民，便是太平军到了，顺从，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也顺从，贡献金钱。他们对清政府绝无好感，加上官军纪律又不好，相比之下太平军还更守纪律些。

太平天国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 ，势力发展到18个省

但太平军又是造乱分子，破坏庙宇、毁灭偶像，令百姓无法过平安日子。土匪也爱在太平军经过地趁火打劫，故而百姓心中对太平军也不以为然。士大夫阶层则积极反对太平天国。尽管太平军排满，但洪秀全同时也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而满人虽是外族，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此外对于士大夫来说，与清廷的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虽易，拨乱反正却难，故而士大夫阶层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顺利主要不在于太平军本身的优点，全在于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能拼搏，能牺牲。当时的官军，即八旗和绿营，则过于腐化，无纪律无操练。绿营虽有这样多的弊病，但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便是它仍是国家的统一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无人敢拥兵自重，私有武力，可说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

洪秀全攻得南京后，建设新朝代的痕迹愈发明显。他所期望的不是新国家或新社会，而是王朝。他深居宫中，追求宫女征选、金银敛聚、规定宫制，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迷信。快要灭亡时，南京绝粮，洪令人民饮露水，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灭。虽则后来洪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最终还是被湘军打败，1864年曾国荃率兵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遂亡。

洪秀全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成翰林时，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但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承认他的领袖地位。当时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团练是民间的武力，用以抵抗土匪。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支军队，即史上著名的湘军。

湘军火枪队

曾国藩是孔孟的忠实信徒，所选的官佐也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还是所带兵士的导师。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这也成为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的原因。曾国藩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军官几乎全是湖南人，这些官兵又回本地招兵，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湘军的部下互助精神浓厚。

历史上他国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能兼顾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但在中国却不同，几千年来中国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社会使得领袖必须兼精神与事业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做事。他办团练，给兵士的饷额比绿营的待遇厚一倍；又由于湘军的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此外，对于军器的制造也颇费心，他用心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也常常督查检阅兵士的操练。

曾国藩想维持清政府，要救旧社会，但清政府反而嫉妒、排斥他。在长沙练勇时，旧时官兵不愿接受他带兵方法几乎把他打死；后来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而是他们的失败迫使他们给曾国藩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曾国藩

然而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朝，当时清廷腐败举国皆知，士兵战斗力低下，而曾文正公带出的湘军战斗力有目共睹，其严于律己的为官态度吸引了一批士大夫，在朝中自成一股力量。

但是清朝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清朝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态度趋于消极了。

至于他要救清朝则不难理解：一是旧礼教与士大夫阶层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二是他以为清廷经过大患难后，必能有相当的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故而历史上有“同光中兴”一说。

三是他深知中国历史，担心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但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这也是曾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

在维持清朝的大前提下，曾文正公的工作分两部分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另一方面他要守旧，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也是曾最令我佩服之处。

然而曾国藩的守旧事业亦有流弊 。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此外湘军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

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

（《中国近代史》下 明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