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冰洋当「浪姐」，月薪13万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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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詹世博

海风刺骨，摇曳在北冰洋上的渔船，如同一条永不停歇的金属贪吃蛇，不断吞吐着帝王蟹的命运。

13万元的月薪，使得这场以枯燥和危险著称的游戏，从未缺乏跃跃欲试的报名者。但作为少有的女玩家，最让刘一凡心动的，并不是通关后的丰厚奖金。

船身随着波涛剧烈起伏，重达450公斤的蟹笼在机械臂的操控下从深海回到甲板，船员们在摇晃的甲板上迅速固定这些笼子。

每一次抛笼和收笼都是对体力和技巧的极大考验。昏黄的灯光下，渔夫举步维艰，稍有不慎被笼子击中或卷入绳索，都有丧命的可能。

但更常见的危险还是来自海浪与失温，一旦掉下去，就别妄想被救与救人。

被海鸥包围的渔船，看起来如油画一般美好静谧，实则危机四伏 图/「渔人的搏斗」

上述情节来自于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渔人的搏斗」，无数人在窥到帝王蟹捕捞者的日常后被深深震撼。

他们自称「渔夫」，而这条古老且危险的掘金之路上，也逐渐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三年前，告别国企工作的刘一凡，从上海来到挪威。她选择登上渔船，成了船上第一个面对极限与未知的中国女生。

但让她真正崩溃的，并不是大海和意外。

晚上10点，刘一凡穿上劳保服，换上一双厚重且充斥异味的靴子，走向加工船舱。

放眼望去，可见的海域也没有第二艘船的影子。海浪很大。这种天气，在甲板上捕蟹的渔夫不知道会被渔网撞出多少新的伤口。

好在刘一凡今天不用吹海风，但在室内并不意味着更轻松。零下20摄氏度的船舱里，下饵捕蟹、分拣砍杀、打包保存，每一个环节在经过12小时的重复后，都能轻易摧毁渔夫们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极限。

与「渔人的搏斗」中不同的是，刘一凡所在的那条船极大。上船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大家进行安全培训，教大家救人

踏上渔船的第三天，刘一凡的肌肉就开始抗议。酸痛如潮水般涌来，繁重的工作使得肩颈时常有针扎般的疼痛，套在肩膀上的又硬又重的背带裤更是雪上加霜的存在。

劳保服非常不透气，每次都会闷出一身汗，累到头昏脑涨直不起腰是常有的事。站立时，脚趾发麻尚能忍受，可一旦躺下，双脚就失去了知觉——这是比疼痛更让人恐惧的存在。

旧伤未愈，新伤就找上门来。上船的第一周，刘一凡的手指已无法弯曲，肿胀到无法合拢。船长老婆很「有经验」地用绷带帮她缠了几圈，疼痛却日渐加剧。她先后在网上找了三个国内的医生，才诊断出是脱臼。可惜推荐的药在船上根本没有，医务室只备了晕船药和心脏救急丸。

既然不危及生命，就没有停下来的资格。捕蟹是团体劳动，动作稍慢，挨骂事小，耽误进程则成了全船罪人。

拿蟹、劈开、对折、打包，还没处理完脚下的蟹，新的一批又从上方的窗口涌向流水线。两层手套下，缠着绷带的双手依旧会被寒冷侵袭。但她必须迅速筛选，把帝王蟹精确配重。每一份帝王蟹都有严格的重量限制，9.2公斤的指针，成了悬在她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几乎每天都会有来历不明的新伤。

24小时不停歇作业的渔船，像一台捕蟹永动机。当渔夫被6小时的极限工作榨干时，才会有下一批劳动力前来换班，而在这之前，他们只有10分钟的喘息时间。

每人每天都需要上两次班，即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两周才能靠岸卸一次货，而每次卸货，都至少有200吨的帝王蟹需要被迅速清理，以便尽快起航。

回到船上的莫比乌斯环，离岸的渔夫们不再有休息日，因为螃蟹不会休息。

翻看刘一凡在船上的照片后，你几乎很难把她和上海市中心甲级写字楼里的女白领们联系到一起。没错，三年前的刘一凡，在上海拥有一份精致且体面的都市生活：朝九晚六，早C晚A。周末会为了喜欢的乐队而驻扎在live house，一待就是一晚上。

这样的节奏打破于2020年，她前往挪威找男朋友，本打算疫情一结束就回去，没想到一待就是四年。

捕蟹的工作是当地的朋友介绍的。在这样一个渔业帝国，几乎每一个挪威人身边都有不止一个渔夫朋友。刘一凡上的这艘船，船长曾经也是捕蟹高手，创下的纪录至今无人超越。

正常来说，挪威的1至5月份都可以下海捕蟹，每艘船都有自己的捕蟹限额。但刘一凡的这艘船，通常只需要3个月就能达到额度，提前收工。

在船上工作的渔民们。通常来说，挪威人的英语水平较高且没有任何口音，而遇上口语水平参差不齐的东欧人时，则经常因交流不便耽误进度

每个渔夫会在月初先收到10万挪威币（人民币6.7万元）的底薪，提成则与当月的帝王蟹收成直接挂钩。一般来说，每人每月平均能赚20万挪威币（人民币13万元）。3个月下来，一般会比别的船上的渔夫干5个月赚的还多。

代价自然是加班加点。「一提起这艘船的名字，业内人都会说，那就是个监狱」。

但「监狱」的伙食倒是不错。牛排和鳕鱼都是常见的搭配，饭后还有冰激凌。船上有穆斯林和素食主义者时，厨子会专门再做两份饭。

帝王蟹也有出现在餐桌上的机会，但只是为了验货。刘一凡第一次吃到帝王蟹也是在那艘船上，「甜甜的，但是懒得吃第二次」，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剥蟹了。

她是贵州人，哪怕在挪威也是每天吃川菜。但是到了船上，食物的口味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倦怠至极的生活，早已磨灭了她对美食的欲望。

这是刘一凡相册里仅有的一张关于食物的照片，大多时候，她都累到连手机都没有力气玩

船上的同事，一半来自东欧，另一半来自挪威本地。不过本地人经常会中途退出，一般都很难坚持下来。

刘一凡后来才知道，招她上船是因为一个本地人退出了。她回想起初次面试时，船长只是确认她不晕船后，就夸她「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现在想想，或许只是因为实在难招人。

船长是幸运的。刘一凡扛住了甲板上的浪，顶住了远超负荷的工作量，化解了因语言带来的文化差异。

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捕蟹人，要面对的还远不止这些。

那是一个平常的晚班，刘一凡在船舱内忙碌着。上一班的渔夫又偷懒了，贴标签——这项本不该属于她的任务，又落在了她的肩上。

突然，巡查的白人工头径直走了过来，指着旁边一箱遗漏了标签的螃蟹开始大声斥责：「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你xx在干吗？』」没等刘一凡解释，工头重重一掌下去，刘一凡刚刚打包好的螃蟹全部被打翻，「给我重新干到满意为止」。

工头叫麦克，是跟了船长20多年的老人。刘一凡的脑子嗡的一下。这不是麦克第一次找茬了，此前的言语暴力还历历在目。当时的刘一凡刚刚上船，对流程并不清楚，因为误操作被麦克当众呵斥。刘一凡听到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什么都做不好的话，不如把你扔海里直接滚回家」。

刘一凡回想，其实在这之前，麦克就曾试探过她。第一天上船，她在介绍过自己是中国人后，麦克依旧会对她大喊「空你几哇」这种日语；还会问她：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吃狗肉。当时的她比较迟钝，给对方留下了很容易被拿捏的印象

船的发动机声、各种设备机械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加上每天12小时不停歇的高强度工作，终于让刘一凡的压力达到了峰值。

她捡起一个螃蟹，狠狠砸向麦克的脸，「这是其他组员犯的错误，你怎么不管？就因为我是一个亚洲女生，所以你才敢冲我发火吗？」末了，吼出了那句憋闷许久的F-word。

结果对方开始自证，他不是种族歧视，「你看我的T恤，上面还印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人权运动中的口号，意为黑人的命也是命』」

刘一凡当时觉得既好笑也好气，刚想与他好好沟通，麦克突然冲过来，狠狠拍下她指向他的手臂。刘一凡那时才意识到，很多时候，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于是也大吼：如果你再碰我一下，我就告你性骚扰。

麦克明显一愣，不敢再进一步，只好转身离去。

船上的每个人脾气都很暴躁，遇到问题完全没有坐下来好好沟通这种选项，似乎脏话和暴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连标语也很粗暴直接：乱扔异物是婊子

当天吃饭时，有船员主动告诉她「今天你做的事情真的很爽」。他们都很意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怎么敢这么直接顶撞麦克。

刘一凡反问其中一个新来的同事：「他都骂你stupid『蠢货』了，你为什么还不反抗？」对方沉默一阵后，回应她「那等你吃完饭，我们就去他房间把他勒死」。

刘一凡当然知道这只是玩笑。来挪威的这三年里，她在办公室里做过文员、在酒店做过接待、在幼儿园做过老师助理，她感受到了几乎全世界最好的职场环境——健康、包容且积极。如今在船上，刘一凡只觉得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挪威吗？」

一旁的老同事突然就笑了起来。他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刺鼻且呛人。是啊，挪威一向对室内吸烟严惩不贷。而在这艘船上，失灵的也不只是禁烟制度。

「一旦上了船，挪威就不再是挪威」。

如果把船上的人分为两类——谋生与体验，刘一凡明显属于后者，而那些经济情况相对紧张的新人，自然逃不掉被老人打压的命运。刘一凡猜测，打压的对象或许不分国籍，通过羞辱新人来树立威信，才是真正的目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次冲突之后，麦克再也没有找过她的麻烦，甚至路过时也不敢与她对视。

但想放弃的念头还是时常会冒出来。不止刘一凡想，几个男船员也在琢磨着怎么逃，其中一个颇有执行力：「反正我和我爸的关系很不好，我和船长说他自杀了，要参加葬礼，这样船长就会派小船送我走了」。

船长同意了，可惜因为叫不到船，逃跑计划还是以失败告终。有人请假成功，是两个男生，理由都是累到下体发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