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说，这不是一个“好内容”输给“坏内容”的时代，这是一个“好产品”战胜“坏产品”的时代。
先是“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接着是“机器算法”所向披靡。媒体行业几百年来变化甚微的产品形态——纸媒，一夜间天翻地覆。
如果说科学文化和产品文化的缺位，让传统媒体错失了当下发生的这场新媒体革命。那么，谁又能知道，缺少人文文化和内容文化的“新媒体”，又会在怎样的时间点，错失怎样的一场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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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的时间，会让一种产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答案可能是：没什么变化。
报纸就是这样一种产品。现代报纸起源自19世纪的英国，自此之后这种产品的形态鲜有变化。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报纸仍然沿袭着相当传统的工业标准，比方说，它们要么是高597mm，宽375mm的“大报”，要么是面积小一半的“小报”。
在过去，改变并不容易。2002年时，有一份中国的“大报”把版面的宽度缩短为340mm。原因是他们发现，人阅读时的最佳视角是60度，最佳距离是30cm左右，因此，展开后的报纸的幅宽最好在680mm左右。
为了这一点“用户体验”上的提升，这家报社花了很大的代价：他们定制了特别的新闻纸，改造了数十家印厂的工艺，并且要求所有广告客户为他们提供特别尺寸的广告。
17世纪出现的《Relation》被认为是现代报纸的原型，即使是它看起来也和现在的报纸差不多
但技术并不是阻碍传统媒体发生产品演进的唯一因素。
如果你和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交谈，你会发现他们从不会谈论关于一份报纸的尺寸、设计和阅读体验这样的话题。实际上，这个群体所擅长和关心的，完全是“内容”，而不是承载这种内容的“产品”。
糟糕的是——不仅是在中国——传统媒体的管理者几乎没有例外的出身编辑群体。
这就是阻碍传统媒体发生产品演进的、文化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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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们并不是反对产品的创新，他们只是真的对此漠不关心而已。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追随版面上那些显赫的名字加入到这个行业中，吸引他们的是“新闻理想”，是创作文字的热情，而不是“报纸的最佳宽度是多少”这样的问题。
整个行业被掌握在谙熟某项具体业务，却对产品、商业和市场一知半解的群体手中——除了传统媒体，很难再举出第二个例子。
前不久，在一位“老编辑”在文章里写过这么一件事：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了一份重要的特刊忙碌到深夜，当工作结束、喝酒庆祝时，才有人突然想到：头版有一个半版广告被他们给忘了，没有插入到版面中去。
“……我们甚至狂妄地说了一句：“这么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上广告，就当我们自己掏钱印报纸给读者吧”。”
换句话说：编辑为王
“老编辑”们对“内容”的热情是绝对真诚的，但他们对“内容”之外的其他东西的漠视，也是相当彻底的。
在传统媒体里，“内容”文化和“产品”文化之间甚至谈不上孰强孰弱，因为后者基本上就不存在。
但是，一个行业欠了债，几十年也好，几百年也好，总会有还的时候。
一种产品不创新，其他产品就会颠覆它；一个行业不改变，其他行业就会颠覆它——这样的事，今日我们所见，难道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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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接着是“机器算法”所向披靡。媒体行业几百年来变化甚微的产品形态，一夜间天翻地覆。
各式新媒体的产品实验让人目不暇接，“信息流”方兴未艾，就已经有许多人对它发起新的挑战。
“即刻”允许用户自定义一系列的“追踪列表”，就像程序员编写爬虫一样，主动为用户抓取关注的内容。另一款新产品“阅懒”，则从“探探”那里汲取了灵感，把信息流推荐做了更极端的减法，每次只推荐一篇内容，点击阅读、左滑删除，右滑收藏待阅——这些新颖的想法和创造，来自产品经理，来自工程师，和“老编辑”们引以自豪的经验和传统，没有任何关系。
媒体产品的新实验层出不穷（左至右：阅懒、即刻）
在“产品”创新这件事上，媒体业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的开始，也就宣告了“老编辑”们的田园牧歌的终结。
不难理解他们的失望和愤懑。在他们眼里，没有“社交媒体”，只有“碎片化信息”；没有“机器算法”，只有“信息茧房”。
就好像在土著看来，他们只是输给了白人身上的病菌和卑劣天性。
但这不是真的，他们所输给的，是更先进的兵器。
这不是一个“好内容”输给“坏内容”的时代，这是一个“好产品”战胜“坏产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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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的批评和质疑当然是真诚的，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漠视了“产品”本身而已。在浸淫于“内容”文化多年的人们看来，“能够不断刷新的信息流”和“最大宽度为680mm的报纸”一样，是柴米油盐、人间烟火，不是媒体人需要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即便有心为他们所目睹的新媒体的弊病指出解决方案，他们也缺乏那样的能力。
针对“信息茧房”这个问题，“即刻”这一类软件的思路是为普通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工具，引导用户主动表达兴趣，来校准机器。而当用户使用“阅懒”时，则能通过调节代表脑力值的“五本书”获取不同深浅度的文章。（点亮的书越多，意味着获取的文章“脑力值”越高，越有深度。比如，“字典序列”的文章在阅懒上脑力值是4分）通过调节这个数值，用户就能够接触到那些点击率低但更有深度的文章。
允许用户选择文章深度的“阅懒”和允许用户定制“爬虫”的“即刻”
现代媒体产品的问题，已经不太可能经由“老编辑”们的经验和传统来解决。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不断迭代的产品本身。
问题是，给一篇文章的难易程度打分，或许并不是一个很难想到的主意。但要实现这个想法，涉及到如何收集、过滤、分类用户提交的数据，则非借助计算机科学的相关知识技术不可。
所以，在“内容”文化和“产品”文化矛盾的背后，还深藏着一种更为本质的文化冲突：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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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在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报告中指出，西方的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语言不通、价值观念迥异的群体，两者之间“就像横跨了一个海洋”。C·P·斯诺担心保守的人文传统会让英国错过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革命，从而陷入历史性的衰落中。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融合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而相似的问题却又以不同的形式重现。
我在传统媒体工作多年间，只见过一位真正具有“产品”思维的编辑。在多年前的一次改版会议上，那位编辑说出了一句令我深受启发的话：“这个行业，关注内容太多，关注产品太少。”在加入这家报社之前，这位编辑曾是一位IBM的工程师。
斯诺在1960年代首先提出了“两种文化”这一议题
这样的编辑毕竟是少数。新闻与媒体专业一般在大学被划分为文科教育，而接受了这种教育的编辑们，甚至在更早的中学时代就已经经历了人为的分化，隔离于科学文化的影响了。
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及其相关联的产品文化的缺位，让“老编辑”们在新媒体革命中节节败退。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无力改造自身的产品并与革命者对抗；作为个体，他们则在融入这场革命主流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横跨“那个海洋”，不管是当年那位投身媒体的IBM工程师，还是如今逃离传统媒体的“老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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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融合和转变，有多困难，就有多必要。
如果说科学文化和产品文化的缺位，让传统媒体错失了当下发生的这场新媒体革命。那么，谁又能知道，缺少人文文化和内容文化的“新媒体”，又会在怎样的时间点，错失怎样的一场革命呢？
革命首先要求“走出舒适区”
幸运的是，如果我们都能够同意，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和印刷机、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同样巨大。那么，这种影响的释放，同样也可能会持续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这场新媒体革命才拉开序幕不久，我们所拥有的时间还很长。
前不久有一位“老编辑”在文章中如此批评互联网对人的影响：“如果你一旦觉得自己的舒适区被打扰了，这件事让你不高兴，这就是你变蠢的时候。”
其实，这句话也很适合与“老编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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