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如今已成“美学经典”，写作此书时的青年尼采有志于以哲学家的抱负观照科学问题，挑战古典语文学的学科信条。尼采的激进换来的却是同行的冷漠，以及维拉莫维茨的攻击。回顾《悲剧的诞生》的科学问题，可以从源头上反思，到底是尼采催动了古典语文学的范式更新，还是如维拉莫维茨所担心的那样，狄奥尼索斯的深渊将会吞没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的大厦。
一八八六年，《悲剧的诞生》时隔十四年再版，尼采在新序言里回顾道，自己当时着手把握的是一个全新的难题：科学问题。科学第一次被理解为成问题的、可置疑的，苏格拉底式的科学乐观主义被当作希腊悲剧消亡的罪魁祸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八七二年《悲剧的诞生》甫一问世，年轻的语文学家维拉莫维茨毫不客气地质疑尼采作为一名科学从业者的能力和态度：“尼采先生决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科学的研究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与尼采这个形而上学者和宗教使徒有什么关系。……但是尼采先生同时也是古典语文学教授，他涉及了一些关于希腊文献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很容易证明，在提出此类主张时，胡思乱想的天才和厚颜无耻是与无知和蔑视真理成正比的。”（K. Gründer hrsg., Der Streit um Nietzsches, Geburt der Tragödie. Die Schriften von Erwin Rohde, Richard Wagner, Ulrich von Wilamowitz-Möllendorff zusammengestellt und eingeleitet, Georg Olms Verlag, 1969, S.28f.）维拉莫维茨凭借对《悲剧的诞生》的批评崭露头角，后来还成了古典语文学的一代宗师，可原本有望跻身学界前列的尼采却与古典语文学渐行渐远。不论维拉莫维茨对待尼采是否暗藏私心，即便对尼采素有好感，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悲剧的诞生》难以被看作“客观”的学术论著，也无怪乎它会激起维拉莫维茨与尼采及其好友的争论。在历史上，关于客观性的争论总是一再地出现，被一个思想家当作客观真理的东西可能被其他人谴责为主观思辨，而围绕《悲剧的诞生》的论争发生在欧洲传统学术的核心处，也发生在德国面临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打开的话语空间之广阔恐怕是争论双方都没有预想到的。
《悲剧的诞生》德文第一版封面（来源：wikipedia.org）
《悲剧的诞生》激起争议，与此书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本著作只是尼采与身边好友的唱和之作，也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它似乎是一本“为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而作”的作品。尼采最开始认为自己的受众是多样的，他在给出版商恩格尔曼的信中写道：“正如您将看到的，我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释希腊悲剧，同时避免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语文学处理，只考虑美学问题。……所以我不得不相信，各种具有不同思想的读者一定会对这篇文章感兴趣。”后来尼采写信告诉瓦格纳，如果自己是正确的，意味着瓦格纳的艺术也是正确的，他为人们把他们二人的名字永远联系起来而感到自豪。当人们以为这本书主要面向瓦格纳圈子里的人时，千万别忘了，尼采不认为自己仅仅是瓦格纳的教义传播者和文学侍从，尼采在给瓦格纳的信后加了一句：“如果我的语文学家们现在不想学习任何东西，上帝将怜悯他们。”当“面具”被一个个摘下，《悲剧的诞生》预设的接受群体显露了出来，尼采念兹在兹的还是古典语文学。书在出版之后应和寥寥，尼采却狂傲地声称：“此刻我表达的信念是，语文学家要能理解这样一本深奥的、最高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尽管他后来如履薄冰地向朋友声称，“基本上，这是一个误会。我没有为语文学家写过书，尽管他们——如果他们可以的话——能够从我的著作中学到一些纯粹的语文学。现在他们痛苦地转向我，似乎认为我犯了罪，因为我没有首先想到他们并取得他们的理解”，但这样的说辞更像是受挫后的自我掩饰。在他向恩师里敕尔的求助信里，既自大又无助的感情溢于言表：“我想，如果你曾在生活中遇到过任何有希望的事情，那可能就是这本书了。它使我们对古典科学充满了希望，对德意志的本质充满了希望，即便有个别人会为此毁灭。……我首先重视的是赢得年轻一代语文学家的支持，而且如果我没有成功，我将引以为耻。”在尼采看来，古典语文学正面临着一场因科学问题而导致的文化危机，价值理念的知识化所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避免：“语文学正在走向终结或者它正在消退当中，这是因为那种对于古代的热情被迫让位给了一个历史的见解”，“我们总是会遗失古代氛围的本真气味，遗失那神奇的教育力量”（尼采：《荷马的竞赛：尼采古典语文学研究文稿选编》，韩王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5、31页）。古典语文学作为欧洲文化教育的核心，其无上地位来自它和古代文化典籍的紧密关系，具有钻研知识和整合价值的双重功能，既为还原作者意图和文本结构提供了权威的考订技术，也作为文化教育的直接来源，使社会保持了相应的教养水平。因此，尼采称语文学家“应该是严格的科学工作者，同时还应是艺术家；他们应该培育教育者和科学的门徒”（同上，26页）。如果说这股张力在相对局限的知识生产图景中尚可保持平衡，一旦进入以目的合理性为主要动力的社会分工中，就要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了。日益专业化的古典研究前所未有地解放了学术生产力，却不再涉及当下，仅仅研究体量惊人的专业知识。古典语文学将自身还原为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映现的科学模式，也就是“客观史学”，遮蔽了科学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导致了意义匮乏和价值失落。古典语文学的危机不光是某一学科的危机，而且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危机。按照韦伯和胡塞尔的诊断，科学进步在克服形而上学的同时带来了知识和信仰的矛盾，削弱了理论与实践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紧密联系，以至于行为越是以目的理性为导向，越是客观化，指导行动的信仰力量就越是主观化，难以发挥维系社会一体化的作用。
Guillaume Budé 和 lady Philology 在撰写有关基督教王子的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的内容（来源：ehne.fr）
但是对于尼采这个已经习惯于思考普遍问题的人来说，他无法忍受把自己限制在专业研究的狭窄领域里。每天花费好几个小时集中思考某些知识问题，削弱了自由的接受能力，让自己近于一个“文化庸人”（Philisterium）。他希望将新的血液融入自己的学科：“我也注意到自己在哲学、道德和科学上的努力是如何朝向一个目标的，我也许会成为第一个达到完整性的语文学家。”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曾经是语文学的，现在变成了哲学”，为语文学奠基的哲学不是某个时代的某种哲学，而是从生命存在出发对语文学进行整体把握的哲学，“古典语文学就整体而言，与任何追随者个人的争执和悲伤无关。这个科学-艺术式的总体运动，这个奇特的半人马式的运动”（同上，7、25页）。此时的尼采对“半人马座”（Centauren）的形象情有独钟，他在给好友罗德的信中写道：“科学、艺术和哲学现在共同在我身上快速成长，我以后怎么样也会生下半人马座来。”看来尼采并非要彻底放弃语文学，而是希望带来一种对语文学的哲学式领会：语文学不仅是科学的一部分，更是美学的一部分。对科学来说，生命之宝贵在于它值得去认识，对美学来说，生命之宝贵就在于要好好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悲剧的诞生》的“科学问题”的由来。对语文学界来说，《悲剧的诞生》这样一部由专业人士写成的业余之作令人难以启齿，书中隐含着对语文学界的攻击和对瓦格纳的过分追捧。尼采觉察到了尴尬的气氛，连里敕尔也没有任何反应。尼采不知道的是，里敕尔在看到《悲剧的诞生》后，在日记上记下了看法：“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浪费才华。”对于尼采主动求助的信，看似无动于衷的里敕尔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来自尼采的令人惊诧的信——狂妄自大。”尼采知道的是，帮助尼采获得教职的推荐人乌塞纳十分反感自己的作品：“这简直是毫无意义地在胡说八道。一个这么写作的人，在学术上已经死了。”里敕尔和乌塞纳的态度代表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只不过众人选择视而不见，好像世界上并不存在这么一本书。尼采不甘于此，找到同是语文学家的罗德，请他帮忙再次撰写书评扩大《悲剧的诞生》的影响力。罗德指出，古典语文学面临过度知识化的问题，《悲剧的诞生》展现了美学上的深度，提供了关于古希腊的洞见，实现了生命和知识、艺术和科学的联合，是一本可与叔本华哲学相媲美的书，而且配得上和瓦格纳一道作为德意志文化的新兴力量。
1871年10月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欧文·罗德、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尼采（来源：wikipedia.org）
书评的发表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语文学界沉默以对的局面被打破。维拉莫维茨站了出来，发文批评《悲剧的诞生》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与每个最终是真正的科学英雄所追求的研究正好是相反的。后者坚持追求最终结果，只把真理当作荣耀，从一种认识到另一种认识，在各自时代的一系列条件下去领会每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去看待它们的正当性。我认为这种历史批判的方法至少在原则上是科学界的公共财产，它与那种必须一直寻找自我确证的教条式的途径是正好相反的。这是尼采先生也不能忽视的。他的出路就是斥责历史批判的方法，谩骂任何与他的方式不一致的美学观点。”（Der Streit um Nietzsches, Geburt der Tragödie, S.31）
尼采与维拉莫维茨（来源：wikipedia.org）
维拉莫维茨以近乎琐碎的方式指出《悲剧的诞生》中有失学术水准的错误。例如书中希腊艺术史的分期与公论不尽相符，涉及的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理念牵强附会。维拉莫维茨的评论非常细致，却不意味着他“客观”地对待了尼采其人其书。他已然超出了学术批评的界限，有时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他在文章开头使用了“胡思乱想”“厚颜无耻”等字眼，还在靠近中间的部分斥骂《悲剧的诞生》就是一堆垃圾，简直有辱母校普福塔学校的尊严，更以如下一段话作为全文结尾：我认为我已经对无知和不够热爱真理的严厉指责给出了证据。然而，我担心我没有公正地对待尼采先生。如果他回答我说，他不想知道关于“历史与批判”和关于“所谓的世界历史”的任何事情，只想创造一个狄奥尼索斯-阿波罗式的艺术作品和“一个形而上学的安慰手段”，他的主张就不是普遍的日常真实性，而是“梦的世界的更高的现实性”。好吧，那我就用最好的方式收回我的言论，欣然同意他的福音，毕竟我的武器也不会遇上它。当然，我既不是神秘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它对我来说，永远只是“一个有趣的顺带之物，一个伴随此在的严肃性的可有可无的响铃声”，也是能够伴随科学的严肃性的一个沉醉的梦。但是我要求的一件事是：尼采先生忠于他所言，抓着酒神的权杖，从印度走到希腊，从他应教授科学的讲台上走下来，把虎豹而不是在德国学习语文学的青年聚集在他的膝盖旁。这些青年应该是对语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在自我否定的苦行工作中学习，在一切地方寻找真理，通过有意的奉献来让他们的判断变得自由。
维拉莫维茨的评论将尼采与语文学界的分歧聚焦在科学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被摆到了明面上。当“战火”被点燃，瓦格纳立刻发文维护尼采，批评古典语文学特别是维拉莫维茨的科学承诺。古典语文学号称要青睐缪斯女神，却把艺术仅仅当作知识的仆从，反而越来越走向封闭，让古代精神走向了终结；它自命为纯粹的科学，却无法提供创造性的学问，让社会责任成为空谈。紧接着，尼采与罗德一起谋划，由后者执笔撰写回应文章。文章指出，维拉莫维茨缺乏艺术方面的良好品味，与之相比，尼采是为数不多的能把科学与艺术联系起来的古典语文学家。尼采的作品呼唤语文学不再充当积累知识和技巧的仓库，而是投入对古代作品的理解，把古典研究带向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普遍认识，为度过文化危机提供教导。若是以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获得对古希腊的客观认识，就根本无法触及希腊人的精神品质，只能走向心灵贫乏的“后语文学”（Afterphilologie）。尼采和罗德发现，面对反驳，维拉莫维茨不甘示弱地发文表示，与其继续投入愚蠢而荒谬的论战，不如把时间用于科学理性的发展。他将怀着感激之情仰望那些伟大的学者，敬畏每一件艺术作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他们。
《酒神巴库斯》，卡拉瓦乔绘，现藏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来源：wikioo.org）
论争就此画上了休止符。《悲剧的诞生》被排除于古典语文学之外，却在美学上被奉为至宝；尼采逐渐疏远语文学界，却成为以诊断现代文化而著称的思想巨擘。维拉莫维茨晚年的回忆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尼采做了我所要求之事，放弃了教席和学术，成了先知，从事于非宗教的宗教和非哲学的哲学。他的神灵使他有权如此；他拥有如此做事的精神和力量。”
在这次论战中，看上去尼采是要让充满生命力的艺术为科学奠基，维拉莫维茨则是明确奉行历史“客观性”的代表。实际上，维拉莫维茨并不反对艺术，只是为了替古典语文学争得合法地位，不得不要求古典语文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即便时隔多年，他依然坚持自己年轻时的看法：“尼采的书极度天真，并不打算提供任何科学知识；这其实与阿提卡悲剧无关，而是关乎瓦格纳的音乐剧，我对它并不抱太大希望。”历史的面相总是复杂的。维拉莫维茨不只是与尼采有着激烈冲突的对跖者，也是尼采的同行者。当他像韦伯那样，把理性与禁欲主义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理性就咬到了自己的尾巴。他极力维护客观事实，后来却成了文化价值的捍卫者。如果说尼采准备找到一种直接与古代沟通的直觉，维拉莫维茨也倾向于此：“传统已经消亡，我们的任务是使逝去的生命复活。我们知道鬼魂只有饮血之后才能说话，我们唤起的精神需要我们的心灵之血。”维拉莫维茨和尼采的科学观更像是“常规科学”和“反常科学”之间的竞争关系。只不过，尼采此时尚显稚嫩的“反常”还未达到足以颠覆历史客观性的高度。对此不必抱有天才怀才不遇的感慨，也不用把古典语文学界的冷漠和维拉莫维茨的嘲讽讲述为反派压制正义的故事。尼采的挑战并不意外，用生命为知识奠基是那个时代并不少见的做法，当时显露苗头的生命哲学即致力于此，而且客观史学作为常规科学，对尼采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如果客观史学在尼采的攻击下，像沙石堆砌的建筑一样一击就倒，它是否堪称常规科学也颇成问题。
在看待青年尼采与语文学的关系时，不宜过分拔高前者而贬低后者，而是应充分领会尼采挑战历史客观性的语境：启蒙辩证法的力量，促使尼采不得不重新反思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这也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思考科学问题的初衷。这种启蒙辩证法图景被历史学家安克斯密特总结为“历史客观性的双重束缚”：“由于道德和政治价值没法被客观化，历史客观性的要求将如下的困境置于历史学家面前。……一旦试图满足历史客观性的要求，他就被强制达到一种断然是极其荒谬的主观性姿态。因为这时他不得不将自己从以上探讨过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道德连续性中分离出来。”（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周建漳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244页）与历史客观性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否定是多么容易转变为乖戾的主观主义啊！维拉莫维茨批评尼采公然漠视语文学的科学规范，忽视了客观知识的必要性，避开了系统的学术引注，反讽的是他自己也未曾遵守科学规范，经常错误地引用尼采的话。谁也不曾想，对尼采式的语文学反对声最大的人，却成了此种语文学的第一个践行者。从客观史学的困境出发，不难理解，为什么尼采要着重勾描“艺术苏格拉底”这一形象，为什么尼采会认为荷马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个美学判断。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尼采借助美学重构科学的意图。
“安提戈涅被克瑞翁判处死刑”，朱塞佩·迪奥蒂绘（来源：gallerix.org）
尼采的伟大构想和他实施这一构想的手段显然不成比例。不乏有学者为尼采的科学批判辩护，但是只要《悲剧的诞生》的科学性得不到有效的确证，不光同行们无法支持尼采的提议，尼采事后也难以理解自己：“从这样一个不成熟的任务中产生的书，是多么不可能啊！”后世的学者也倾向于认为，《悲剧的诞生》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充满想象力的思想发挥。尼采可能要为自己无据可查的理论建构付出昂贵的代价，围绕《悲剧的诞生》展开的论战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维拉莫维茨和尼采及其好友的语文学论战中，双方在科学问题上分别立足于客观史学和美学。它们的关系或许就像希腊悲剧中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既表明了各自的正当要求，又暴露了彼此的局限。如果说语文学拘泥于客观性的科学范式太过独断，那么尼采讨论悲剧的做法不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实证的专业知识与直觉性的文化经验被剥离开来，因而对现代文化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青年尼采也要为自己借助悲剧召唤出的民族神话负责。他在同维拉莫维茨的论争中暴露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矫正，反倒由一股被语文学界抛弃的历史暗流变成了二十世纪非理性主义的精神源泉，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了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后果。这让人不禁想问：尼采的“科学问题”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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