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的源起、延续与演变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笔者认为，全文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官僚政治是什么”，这一问题包括官僚政治的概念定义、特质表征和存续基础等内涵；二是“官僚政治的影响及演变发展”，这一问题涵盖了官僚政治下的中国社会、官僚政治的新旧交替等内容。
一、官僚政治的概念定义与特质表征
官僚政治（Bureaucracy），从文本意义上来讲，是指“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从官僚政治的源起来说，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封建专制政体下，行政事务的立法权掌握在国王手中，而行政权则交给了官僚，官僚们只需对国王或上级负责，由此官僚政治的产生不可避免。基于此，英国政治学教授拉斯基认为“官僚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而王亚南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官僚是由贵族转化而来，但官僚政治却并不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需要说明的是，王亚南一直在强调经济形态对政治形态转变的影响，这一点在分析世界各国官僚政治这一章上表现明显，国家内部传统封建关系的强弱、自由经济发展的快慢，导致了英、法、德、俄、美等国家在官僚政治上的不同表现。以英国为例，英国从亨利七世以来，工业生产、商业发展一直顺理成长，在其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资产阶级指导原则被明确之后，英国的专制政体与其配合物——官僚政治，就逐渐收场削弱。与英国不同，法国的官僚系统一方面极力维护王权，另一方面又大权独揽，他们为了削弱法国贵族的政治阻力，设计了一套让贵族自行糜烂的机制，但这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资产阶级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到最后法国只能通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来清算官僚政治了，而随后的德、俄、美等国家也因经济、政治形态的差异而呈现出各种不同。
在论述了其它国家的官僚政治形态之后，作者回到了本书的主要论述对象——中国的官僚政治。王亚南再次在书中提出，“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如果要探寻中国官僚政治的起源，那首先要找到专制政体的发轫期。社会史学家们公认秦朝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在初始阶段，封建官僚是以封建贵族的技术助手的身份出现的，封建官僚“帮助封建贵族剥削农奴式的农民，组织榨取农民血汗的封建机关，并使这机关巩固和成为合法的形式”，而“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的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这些都是封建官僚在初始阶段的一些表征，那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官僚制度到底因何产生？作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介绍了既有的几种理论解释：
1）“水利工程产生官僚”论。这一论点认为治水工程师是最早产生的官僚，即因为治水的需要而产生了官僚，其中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典型代表。王亚南据此提出反驳意见，指出，官僚政治是配合专制政体产生的，而“政治的一统”是在秦代才得以实现的，显然“治水”产生官僚难以解释得通。
2）“抵抗外敌产生官僚”论。这一解释是与“治水论”相伴随的，认为水患与外患导致了官僚的产生，王亚南则指出，有了专制官僚的统一，才有能力讲求水利，讲求抵抗外敌，二者的前后因果颠倒了。
3）士的创造力量产生官僚。这一观点认为，是士的创造力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但作者王亚南认为这一解释过于含糊，并没有将问题说清楚。
这三种解释，“也许分别在某种限度对促成中国专制官僚政治有所帮助，但中国初期封建的解体，或官僚政治的实现，不但不能由这其中任何一个原因解释，而且也不能由三个因素共同解释，概括来说，它们不过是在更基本的动因上演着副次作用罢了”。作者同时指出，中国的历史演变，不一样并且有趣的地方在于，在初期的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又出现了中古的或集权的官僚的封建社会，其具体转变特征表现为“政治上由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经济上由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land economy）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态”。这以秦朝实现大一统为代表，当经济形态由领主型转向地主型时，政治形态就不得不实现这样一种“离心”到“向心”的转变，为了维护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大规模的官僚政治机构开始出现。总结来说，“中国的官僚政体是随着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之上的”。
在介绍中国官僚政治的缘起之后，作者概括了中国官僚政治的三种特殊表征：
1）延续性。中国官僚政治从秦朝发轫，一直到清朝，延续了两千年，不断演绎着“同式政治形态的重复”。
2）包容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类社会文化现象都发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官僚政治与宗族制、宗法制、法律和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等社会事象和体制的相互配合是其具有包容性的缘由。
3）贯彻性。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影响深远，这便是贯彻性的体现。
中国官僚政治缘何能具备以上三点特征，作者在之后的篇幅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二、中国官僚政治的延续与贯彻
官僚政治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在于“官民对立”，在官僚政治形态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官僚阶层（或称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同‘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在这样一个阶层/阶级内部，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利害冲突，涉及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作为社会的支配阶级，官僚阶层一方面掌握了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儒术”来将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牢牢控制在手中。儒家“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教义”三项内容成功地维护了官僚统治，达成其治化目标，并且，伴随着官僚对知识的控制和长期独占，官僚开始呈现贵族化的趋向。
当然，仅此一个条件是不可能出现“官僚贵族化”的，作者接着论述了可能形成“官僚贵族化”的其它三个原因/条件，“皇族贵族化的作用”、“宗统的影响”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变”。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促成官僚贵族化的可能条件或因素”，在现实的发展中，它还需要“诱因”或“有利形势”的作用，而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点便是“优越阶级意识的养成”和农民的农奴化”。
在官民对立的本质局面下，不论社会怎样变化，“封建制无论采取向心的形态或离心的形态，统治者无论是用官僚的名义或贵族的名义，被支配者无论是被称为农民或满含农奴性质的荫客或部曲，对于他们相互间所结成的提供农业劳动剩余和占有农业劳动剩余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并无何等本质上的改变，有所改变的在被支配的农民方面，不过是每经济一度上述的转变，他们的痛苦就加深一次，而在支配者官僚贵族方面，那种转变内容，意味着全社会农业劳动剩余在他们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并意味着他们全支配阶层对于农民统治经验和技术的增加”，这样一段论述，十分精辟的概括出了封建官僚体制下所谓“社会变革”的本质属性。在官僚阶层内部，因利益分配的争夺，支配者内部一方面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而展开了田制税法的变革，在另一方面是围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而实行了科举制的变革。两税制与科举制这两大成就，分别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将中国封建官僚制的发展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官僚政治发展到隋唐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隋唐及以后的官僚政治里面，已经广泛渗入了特权阶级所具有的不少因素，专制君主和官僚们需要面对新的情况，为此他们做了不少尝试。“在经济上提出了两税制，在思想训练与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举制，而在对内对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王亚南再次提出，在官僚制之下，体现着两组关系，“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关系”以及“支配阶级内部的关系”，而后者常常被人所忽视。以田制税法为例，两税法是唐朝统治者在意识到自身难以统制支配门阀及相关社会政治势力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力时，作出的“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的努力。从均田制到租庸调制，再到两税法，税制的变迁只是为了更好地调节官僚社会；同理，在选拔人才方面，从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的转变，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调节。九品中正制不利于中央（君主）控制臣属，不利于教化与治化，而科举制很好地“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它对官僚体制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三、长期停滞的中国社会与官僚政治的演变
至隋唐之后，中国官僚政治达到一个高度成熟的阶段，之后的王朝多是在这基础上稍加变动，于是接下来作者便开始着手于中国官僚政治带来的影响，“官民对立”的分析方式在这里再一次体现，在官僚政治下，仕宦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官与发财”是一体的，这源于专制官僚统治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正如作者所说，“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一定要（会）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的”。与之相比，农民在官僚统治下，处于一个困苦的境地，作者首先指出，中国农民虽然在形式上看似“自由”，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但是在事实上，中国农民受到地主、土豪在多方面的干涉剥削，不弱于欧洲农奴，中国农民困苦的真正基因在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于繁多”。而针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农民一方面是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另一方面，即便是最后农民迫于生存威胁选择了“犯上作乱”，他们也没有认知到自己的生存威胁的真正缘由——在社会政治上没有取得“平等”“自由”，因此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般都是“经济的意义大于政治的意义”，所以虽然农民战争或农民的社会动乱重复了无数次，但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再生产出一个同性质同形态的政治体制而告终，这也正是作者所提出的“社会长期停滞”影响。
从西周到秦，中国社会属于封建社会，而从秦朝到清朝的这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并没有转型为现代资本制的社会，而是变成了新型封建社会，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停滞状态，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亚当·斯密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财富早已达到了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王亚南认为这一解释具有很好的提示意义，国内一些学者，例如李达、蒙坦、华岗等人同样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但作者并不大认同他们的解释，并一一进行分析反驳，指出他们的解释或笼统、或机械，并没有真正说明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本质原因。王亚南进而提出自己的解释，他再一次指出，中国的官僚政治形态是与地主经济相对应的，作者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分析层面诠释了地主经济对社会停滞造成的影响。以动态分析为例，首先，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官僚政治一方面动员了儒术、伦理、宗法习惯来加强其统治，另一方面又将社会的商工市民的力量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之中，致使市民阶层难以产生；其次，官商“苟合”使得农民（生产者）备受各种打击，社会劳动生产力被破坏殆尽；第三点，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被破坏进而使得孕育诞生新社会的积极因素不断被摧毁，而市民阶层又未真正明白自身的历史任务，也成为不了新社会的领导者。这一从“经济形态和历史”进行分析的方法，再一次与前文的分析视角保持了一致性。
虽然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但作者指出，“迟滞发展并不可以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传统社会自有的现代化因素（新生产力）一直在缓慢发展，只是其力量不够壮大，未能诱发大的社会变革。晚清阶段，鸦片战争爆发、外来力量不断入侵，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有的现代化因素也在缓慢发展，中国官僚政治在此环境下遭受了打击，但其并未完全消亡，因为其寄托的农村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革。由此，中国官僚政治开始了其在现代阶段的转型与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