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语说法 | 消除性别暴力，建设法治中国（上）

性别暴力是基于性别角色（Gender Roles）造成的权力不平等而产生的任何形式的违背他人意志的暴力行为，其中， 针对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的暴力是性别暴力的一种 。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杨震在第一个主旨发言中指出，“2015年9月，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核心是承诺不应该让任何人掉队，而 如果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像其他被边缘化的人一样没有包括在内的话，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 。 ”

在我国当前阶段，性别暴力还时常发生在生活中，其中，发生在 校园中的基于性别的欺凌（Gender-based Bullying） 和发生在 家庭领域的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是两个尤为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两大主题。

在15日的“校园性别暴力”主题研讨会上， 联合国官员、专家学者、教育实务界人士和公益组织代表 分别从校园性别暴力治理的国际经验、国内政策梳理、国内现状、国内良好实践和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享。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解决校园性别暴力全球指导纲要》，“ 校园性别暴力”（School-rel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SRGBV），指的是“在学校和学校周边发生的对他人的性、生理和心理造成伤害的暴力行为或威胁 。”并且“往往根源于性别规范和刻板印象，伴随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 校园性别暴力植根于社会文化规范，包括父权制以及异性恋、顺性别霸权，这些规范加剧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 。社会结构与制度，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都认可这些规范。学校在发挥其引导学生“社会化”的角色过程中，可能会通过对现状的默许或明确认可，在无形中强化这种有害的社会性别规范并使其合法化。在社区中受人尊重的教育机构会无意中为性别暴力的泛滥提供有利的条件。而针对有害的性别规范和行为缺乏有效的防御机制，导致了校园性别暴力的持续发生。

联合国妇女署官员李硕介绍，据统计， 每年有2.46亿儿童遭受校园性别暴力；全球有超过一半的儿童生活在没有对学生遭受体罚提供法律保护的国家 ；上一年度，40个中低收入国家中有高达10%的女性青少年报告说曾被迫发生性行为。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孙耀东分享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LGBTI学生在教育环境内面对的处境》，该报告的样本是超过一万八千名性与性别少数受访者，结果显示 39.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上学期间受到负面对待 ，其中包括诸如 6.2%的受访者遭受过性骚扰、0.2%的受访者被劝说转学/退学或开除等严重的负面对待 。

同志母亲凌轩妈妈在会议上分享了她儿子的故事，令在场者无不唏嘘，感叹校园欺凌对少年儿童权利的损害和身心造成的伤害。 凌轩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遭到其他同学的欺凌 ，包括被用篮球砸和七人围殴，报警之后警察竟然说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案子所以不予处理，更有甚者， 学校竟然在知道此事之后开除了凌轩而非其他欺凌者，原因是因为凌轩的同性恋身份会“败坏学风” 。从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非但存在着同学间基于性倾向的严重欺凌，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如警察都缺乏辨识、处理校园性别欺凌的能力，甚至存在对多元性别人士的歧视。

多位分享者指出校园性别暴力的危害十分严重和长远。首先它侵犯了少年儿童免受暴力侵犯的权利，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学生的抑郁甚至自杀。同时校园性别暴力还与学生学业成绩下降息息相关，严重者可能造成对学生受教育权的剥夺。除此之外，校园暴力还会对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及当事人今后的生活产生一定的长期影响。

同语研究部协调人罗鸣在其《校园性别暴力——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分享中指出，第一， 社会结构与制度中的性别规范和权力关系与校园性别暴力的频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次，大多数学校缺乏基本的预防、应对和处理校园性别暴力的系统机制；缺乏基本的性教育； 歧视和边缘化性与性别少数学生 。最后，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个人层面、关系层面、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互相作用，使校园性别暴力成为了现实。

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在其《校园欺凌国内现状与相关政策梳理及建议》分享中也指出，学校缺乏预防校园欺凌的环境和资源， 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 ，教师 对校园欺凌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不足 ， 对性别多元不了解或不接受 。并且指出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对校园欺凌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例如不恰当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暴力行为，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滋生网络欺凌的土壤等。

联合国妇女署官员李硕在其分享《解决校园性别暴力全球指导纲要》中指出了 应从六个方面治理校园欺凌 ，第一是推动国家级的法律政策和教育改革，把校园性别暴力纳入现有的教育政策体系；第二是关注校园环境，确保校园安全确保提供足够的支持，例如保障卫生间的私密性，也包括建设对性别暴力零容忍的校园规章制度和应对机制；第三是通过课程与课外活动去预防性别暴力，例如帮助教师开发有效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掌握辨别应对校园暴力的方法；第四是在校园内外建立应对暴力的机制，包括建立受暴者支持机制；第五是建立全面包括社会各界教师、家长等等相关方的合作伙伴网络。第六，因为对于校园暴力的规模和影响范围我们都缺乏很可靠很可信的数据，所以对校园性别暴力进行检测与评估也非常重要。

同语研究部协调人罗鸣分享的《校园性别暴力——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基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反校园性别欺凌政策的研究，也为我国校园性别欺凌的治理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 反校园性别欺凌的政策应当明确列举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和表达作为保护类别 ；在预防方面，要为学生提供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知识的教育，为教师提供相应的培训，并且应该以 营造积极友善的校园环境 作为指导思想；在合作方面，还应当 注重民间组织在特定议题上的参与 ，利用它们在特定议题上的专业知识为防治校园性别欺凌的防治做出贡献；该分享还特别指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为校园性别欺凌提供资源链接和技术指导。

2017年11月22日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三个国家层面的校园欺凌治理政策， 可喜的是，在这一政策中，官方已经对来自学界和民间的政策建议有所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在其《校园欺凌国内现状与相关政策梳理及建议》中分享到，这一《方案》回应了他们提出的关于“参考国际性文件，在相关政策中明确并完整地阐述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相关概念”、“明确多部门合作机制和流程以及各有关机构责任人”、“增加对教师的培训和支持力度”等多项建议，体现了民间法律倡导努力的显著成效。当然，这一最新的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 。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承担校园性别暴力治理的主要责任，但除此之外，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校园性别暴力的治理也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