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演进 | 宏观经济

文/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近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其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与其他国家相同阶段类似的增速下调，增长前景如何可谓见仁见智，国际上甚至还不时兴起一阵“中国经济崩溃论”——这种极度悲观的看法显然是非理性的。

全面考察后，笔者认为仍可形成如下乐观取向的判断：对于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及发展机遇仍然是位列第一的。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潜力之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带头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领头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历史潮流，中国的增长空间会给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的机遇。

当前中国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是一个新发展阶段上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经济下行过程中，近期整体市场预期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在这个背景下，可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常态，理解新常态的基本含义。

可以认定，我国已经告别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两位数为特征的高速发展阶段。回看历史，中国经济最后一次保持两位数增长，是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确切无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位置。从世界范围观察，2010年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新阶段到来，这种演进路径完全符合一般经济体的发展规律，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是直观的现象。（总体来说，各个经济体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相对应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高速，在合乎逻辑和一般经验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也转入中高速。）

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还会历经多种演变。比如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理想的意愿和可能性来推断的话，要把整体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结构形状变为“橄榄型”或者“枣核型”，通俗地说就是不断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让该阶层变为社会群体中的主体。虽然有上述愿景，但现实的情况是：从不同的收入阶层分布来看，中国当下社会结构总体而言却是与“金字塔形”类似。

对比理想目标和现实情况后会发现现代化取向下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路径：把社会阶层的两头逐渐变小，即弱势群体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超乎常规的多，同时提高中产阶层比重。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具体推进中还需依赖全面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推进，必须打造升级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提高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整体质量。

理解新常态有三个关键词：中高速、结构优化、创新驱动。

先看第一个关键词——“中高速”。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新常态的“常”是指在“告别高速”的“新”之后，经济要完成探底，并使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企稳，随后对接于应出现一个持续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再看第二个关键词——“结构优化”。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企稳后，这个“常”要落到最为关键的结构优化的支撑之上。为实现这第二个关键词，会有一系列挑战摆在面前，比如，结构如何进一步优化？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怎样充分地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把上述结构优化问题处理好的答案，就涉及第三个关键词——“创新驱动”。

笔者理解，突破上述挑战，让新常态最终形成，关键是需要依靠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间，形成升级版的一系列上行因素和质量与效益的保证条件。

对于创新，笔者认为有3个层次的创新明显存在并构成一个创新体系，即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首先，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形成了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提出的“六十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任务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指导方针给出后，我们能否在上述顶层规划布局下攻坚克难、实质性推进改革，这是作为中国现代化“关键一招”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将打开的是另外两个方面的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笔者认为，虽然管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并不是完全依靠制度创新，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经济社会转轨的阶段，如果着力依靠制度创新来打开管理、技术方面的空间和潜力，能使我国这种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出现守正出奇的效果，能够让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的良性互动中寻求到命运共同体式的完美共赢，进而在多赢的和平式发展中充分发挥出后发优势。

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以及现状，综合考察后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手里依然握有诸多“好牌”。从“事在人为”的积极取向来思考，应该更多看重机遇；从发展的趋势、宏观经济整体态势来说，中国的发展一定能够避免所谓“崩溃”与“断崖式下跌”。

一方面，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时期三十余年的超常规发展，目前真实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1%，工业化全国总体而言处于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却又方兴未艾，这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与继续得到“后发优势”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进、服务业发展、公共工程等一系列具体事项，对应的是大量的有效投资，而现在中国正积极推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业已雄厚起来的民营企业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硬件支撑以及产业新城、综合新区的连片开发。这些也是发展机遇之所在。这些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若对这类项目稍做考察与选择，会发现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轨道交通体系的建设与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的开发与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老中心区建设中诸如综合管廊、立体停车场以及“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的各类项目。

此外，从投资、消费、贸易视角做实际观察、市场调研，可知中国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的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这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会提供一系列可全球共享的发展机遇，伴随着的是中国现在已经有相当基础的由收入增长、中等收入阶层培育方面支撑起来的消费升级浪潮。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要继续完成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整个过程，打造升级版、提高增长质量，必须匹配好在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前走确实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

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说，“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如果只看到短中期三年左右视域之内的不确定性，而未认清三十年长期视域之内中国攻坚克难走向现代化的确定性，可能会弱化自己的准备意识，而错失参与并共享中国这一方兴未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5月刊，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