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目光聚焦东欧和中东的战事、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世界秩序在悄无声息间发生着结构性改变——大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并着手建设不同于西方国家主导的机制。
发展中国家崛起时刻的中坚力量当属政府间组织“金砖+”。该组织包括五个长期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以及于2024年1月受邀加入的五个新成员：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10个成员国原油产量和出口量约占全球40%，此外，金砖国家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国际货物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二、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算上申请“入圈”的另外十多个国家（包括泰国、越南、孟加拉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金砖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有望升至三分之一。
金砖扩员让新兴市场有机会共商全球议题，共享经济发展机遇。
扩员后，金砖国家不仅对深受西方影响的传统国际机构体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而且会进一步削弱G20的影响力。G20即二十国集团，成立于1999年，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就经济政策问题达成共识。眼下，G20陷入首尾两难的窘境：一方面，七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通过G7加强关系和往来；另一方面，六个大型发展中国家借由“金砖+”机制发挥着影响力（参阅图1）。
至少可以说，“金砖+”提供了一个让新兴市场共商全球议题、共享经济发展机遇的平台。而且，“金砖+”机制还在稳步演进。金砖国家着手建设政治金融体系及交易支付系统，这将给能源贸易、国际金融、全球供应链、货币政策、科技合作的未来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全球企业必须在投资战略中考虑到相关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同时加强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能力。
2009年，秉持着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无法充分反映“全球南方”利益的观点，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共议推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过去，除联合国和G20（金砖五国均为G20成员）外，再无其他重要平台可供新兴市场经济体商讨经济和地缘政治议程。
这些年来，金砖国家展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向心力。金砖经济体彼此间的货物贸易额远超金砖国家与G7国家的贸易额，金砖国家内部贸易强度指标节节高升（参阅图2）。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多个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生产和消费两端均占据了更大的分量（参阅图3）。不少金砖成员国同时和发达经济体及经贸大国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有条件形成一个独立的联盟。
近期全球危机也推动金砖国家扩员。并且，G7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举措未顾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引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与此同时，“金砖+”机制借助定期会晤、联合倡议、正式机构等形式稳步演进。
然而，“金砖+”机制的发展并非坦途。金砖国家成员在政治体系、体制框架、经济模式、文化背景上大相径庭，其中不乏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此外，本轮扩员重心向中东倾斜，未来随着金砖国家的发展壮大，必须兼顾地区平衡。
不断发展的“金砖+”有望在能源、贸易网络、基础设施、货币政策、技术这五大领域产生辐射全球的巨大影响。
“金砖+”汇聚全球多个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随着伊朗、沙特、阿联酋的加入，金砖国家天然气和原油分别占全球产量的32%和43%。如果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巴林也相继入圈，那么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同时，金砖国家占全球石油进口的38%，其中中国和印度为主要进口国。如果所有申请国都获批加入，该比重将提高至55%。在能源市场波动之际，“主要买卖双方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金砖+”机制将会形成一个平行的能源交易体系。
贸易是拉动“金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02年至2022年期间，金砖现有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占全球总量的比重翻了一番多，达到40%。再考虑到部分金砖经济体在贸易上越来越依赖其他成员国，内部贸易升温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国在工业品和消费品供应及大宗商品进口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推动“金砖+”一体化的关键力量。例如，中国已成为巴西大豆和铁矿的主要市场，也是电动汽车、光伏板、重型机械等先进技术产品的主要出口商。
尽管不少金砖国家通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等组织已达成了自贸协定，但眼下并没有一纸自贸协定覆盖金砖十国。印度中途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而中国是该协定签署国之一。不过，“金砖+”可以提供一个多维扩大成员国内部市场准入的平台。目前，金砖国家成立了数字经济工作组，同时建立了商业服务和专业服务贸易合作框架。
目前，“金砖+”机制建设在产业项目和发展融资方面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补互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由中国倡议主导，股东包括埃及、印度、俄罗斯、沙特、阿联酋等。到2023年，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累计提供贷款总额超71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参阅图4）。相关项目为金砖国家的公司创造了可观收入。而且，随着沙特等富裕国家的加入，将进一步拓展“金砖+”金融资源的深度和广度。
金砖国家希望减少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依赖，争取更大的独立权。约90%的全球外汇交易以美元结算，且主要途径欧美银行。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以看出，美国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利用其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仍拥有全面而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因为金砖国家之中既有大宗货品的出口商，也有大宗货品的进口商，所以“金砖+”机制有机会成为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的外汇交易通道。例如，新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中约有五分之一是人民币贷款；俄罗斯、中国和其他金砖成员国也致力于推广数字货币。近期，金砖国家发布了支付应用“金砖支付”系统（BRICS Pay）的测试版，支持以多个非美元货币结算的交易。这有助于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削弱潜在制裁的影响，并且在金融危机时期平缓外汇波动。从治理角度来看，“金砖+”建立了金砖支付工作组、金砖财金智库网络、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即建立储备资金池，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相同的作用，帮助成员国度过金融危机）。
在“金砖+”合作中，太空似乎是一个常常为外界忽视的领域。依托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巴西的长期太空合作，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应运而生。“金砖+”还建立了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成立了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种种举措旨在促进智能制造、AI、数字化、清洁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和创新，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掌握新技术，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获得技术标准选择权。
企业应从“金砖+”市场战略、基建热、“中国+1”、风险合规、地缘政治五方面入手布局。
对于商界而言，金砖扩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企业需充分认识到“金砖+”未来将不断建立正式机构和协定，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企业可考虑在以下五个领域大施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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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金砖造，金砖用”的市场进入战略。
未来十年，预计“金砖+”市场将实现巨大增长。虽然金砖国家尚未制定正式的经贸投资协定，但金砖内部贸易额巨大，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金砖+”市场将成为企业进军其他新兴市场的重要门户。中国电动汽车在“金砖+”市场大获成功，为企业指出一条明路——以量身定制的产品服务，全面触达不同成员国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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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大兴基建的东风。
巨额基建投资有望流入金砖国家，改善营商环境和互联互通。交通运输、数字沟通、能源等项目将为全球企业带来商机，为投资者创造机会。例如，新开发银行资助了15个印度次大陆上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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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中国+1”模式。
不少企业奉行的供应链战略力求在两难中取得平衡。一方面，企业希望利用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规避风险，应对相对成本变化，并获取本土回流、近岸外包相关的政府激励。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企业可考虑打造充分发挥金砖经济体优势的供应链，加强抵御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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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风险和合规机制。
经济制裁、中美科技竞争突显了企业面临的法律、运营、声望风险。近期，BCG对250名风险合规管理人员采访调查后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是排名前五的问题，较上一轮调查上升了15名。放眼未来，金砖国家也许会共同对外展示出“不制裁”的姿态，同时摆脱对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跨国公司在管理进出口全球供应链、汇率、第三方筛查、风险合规需求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诚然，企业必须遵守西方的制裁规定，但同时可以采取措施确保不殃及“金砖造，金砖用”的潜在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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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缘政治洞察力。
冷战落幕后，世界迎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商界领袖基本无需在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上发声。如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抬头，企业高管应未雨绸缪，针对未来会对企业运营、供应链、消费群体、品牌造成冲击的情况做好准备。他们需在资本配置决策和战略规划中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商界领袖更需要培养业务部门、职能部门以及区域管理层的地缘政治感知力，掌握好商业效率和风险规避的度。
近年来，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经济不稳定性加剧、贸易战争剑拔弩张、新冠疫情肆虐，人们习以为常的商业格局迎来了长期结构性变化和挑战。从“金砖+”的发展可以看出，历经数十年繁荣的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已准备好在一个更好反映他们利益的世界秩序中肩负更大的担当。顺应时代潮流，企业方可在竞争多极化、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乘势而上，久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