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曾自谓,自己此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依。
还在孩提时代,父亲就将他交托早年守寡、没有子女的婶母抚养。婶母善良的人格在他心里留下至深的影响。11岁时,抗战全面爆发。他的少年时代经历了民族解放斗争风雨的洗礼。他的党龄,从不满14岁时便已开始。他对自己一生的自勉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一生追求,便是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
其实,谷超豪和胡和生这个爱国的数学家庭之命运,也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1958年,谷超豪和胡和生新婚不久,谷超豪便远赴莫斯科深造。其时国内正值大跃进年代,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凡业务尖子都被划入“走白专道路”之列。胡和生自认为自己走的是又红又专的道路,却遭人否认,她研究的是纯粹数学,有人便扬言要拔她的“白旗”,令她一时百口难辩。那年她提出赴莫斯科探亲,虽然已被批准,却也有人反对,原因便是她走的是“白专道路”。学校领导慧眼识才,谷超豪14岁加入共产党,政治过硬,业务也过硬,胡和生去看望他,有何不可?于是胡和生终于如愿成行。
久别的数学家夫妇相聚在莫斯科火车站,谷超豪见到爱妻,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
“怎么瘦成这样?”
胡和生淡然一笑。所有的委屈和辛酸都融化在夫妇重逢的喜悦之中。她不想让艰难攻关的丈夫为她分担不快。
异国一月,胡和生备加珍惜,除了关心丈夫的生活起居,她也跟谷超豪齐头并进,一头扎进书堆。在这段时间里,她硬是读完了几大本有关广义相对论、弹性力学的英、俄文学术专著。其间,她还抓到一个机会,跟谷超豪的导师拉舍夫斯基作了一次难忘的学术长谈。夫唱妻和,砥砺共进,从那时起,他们就奠定了共同生活的基调。
1966年,文革祸起,谷超豪受到冲击,他和乃师苏步青一样,也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造反派要他交代问题,不准回家。
胡和生孑然一身,日子一样不好过。造反派要她揭发谷超豪。
要我说谷超豪解放前的事情,那时我根本不认识他。他11岁就投身革命,14岁入党,这都明明白白写在档案里,你们可以去查嘛。
胡和生很硬。坚强,刚毅,这是她历来的性格。
其实,作为妻子,她又很担心。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谷超豪。
那时,谷超豪被关在学生宿舍。胡和生让人传递消息给谷超豪。
“我没有什么。”
所有的话,所有的意思都包含在里面了。
后来,形势渐渐缓和了一些。胡和生有找机会,利用散步,跟谷超豪走在一起,讲几句话,为他打打气。
相濡以沫,患难更见真情哪!
2000年,时值初春,寒意料峭。我偕《风雨同舟肝胆情》电视教育片摄制人员去复旦大学数学所,与谷先生晤谈良久,获教多多。握手话别时,我发觉谷先生的手很凉,便说:
“天气凉了。您要多加点衣服。”
“没有关系,我刚才去晒被子,衣服穿少了一点。”一脸的恬淡。这就是我们的谷超豪院士,名闻遐迩的国际级数学大师哪!
其时,胡和生院士正生病住院。可以想见,几十年来,这对院士伉俪就是这样相濡遗墨以沫地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