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38 狭间直树 | 《新民说》略论

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的国民精神形成史上闪耀着光辉的重要篇章。其影响力之大无需赘言，只要想到15年后毛泽东等人在湖南长沙将其发起的改造中国的组织命名为“新民学会”就可见一斑了。

关于《新民说》的重要性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积累。既往的研究一般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在一种独特的构想下，基于“中国之新民”的立场上写下的一篇完整文章，而且在他长期执笔的过程中，其论调尽管有着表面的变化，却贯穿着始终如一的思想。不过，对这方面的具体探究是远远不够的。

无疑，把逃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单纯地称作“政治家”是有失妥当的。但同时也要承认，梁本人绝对没有把自己只看作学者、思想家。他的“启蒙”文章首要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他的所有挥洒着报人天分、充满了情感、意在开启民智的灿烂篇章，都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写就的。经历了从变法维新到戊戌政变激烈变局的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时只有26岁，在开始执笔《新民说》时也不过29岁。虽然他是兼具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新学兴趣的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但是他要开创的未来对于全体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来说属于完全未知的领域。因此，他的论述出现“摇摆”是必然的。

另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梁启超上述以启蒙为目的的知识创造活动，是在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期间展开的，而这一阶段正是明治日本的鼎盛时期。梁自己曾强调赴日之后“思想一变”，那种“一变”无疑是置身于日本、体验和摄取了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之后的结果。正是通过对日本所摄取的西洋文明进行吸收，梁启超才迈出了新的一步。虽说这一点属于周知的事实，但除了极少数先觉性的研究之外，很少有学者对于作为“媒介”的日本予以必要的注目。

本文力图从梁启超执笔时的历史状况出发对《新民说》加以考察。目的不在于从该文后来所达到的历史高度来评价其思想含义，而是从与他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人物的关联上加以分析。与这样一种可称作历史主义的想法有关，我在具体的考察中讲充分注意日本所起到的“媒介”作用。

一般都知道《新民说》是在梁启超发行于横滨的《新民丛报》上刊载的。但实际上可以说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自1902年2月创刊至1907年11月的近6年间，《新民丛报》（以下简称《丛报》）半月刊共出版了96期，相当于整4年的数量。《新民说》的前20节分26回刊登于前72号（1906年3月）的“论说”栏。若算上相关言论，直到梁氏访美之前的第29号（第17节《论尚武》）可以说是每期连载的，而第38、39号合刊号（第18节《论私德》）以下，都是访美后撰写的，系相隔近一年的间歇刊登，直到第72号没有任何说明就搁笔了。《丛报》此后陆续出版了一年半左右，但其性质随着专栏名称的改动而变化很大，夸张地说已经不再是《新民说》时代的《新民丛报》了。

创刊号上所登《丛报》发刊的宗旨是这样的。所谓“新民”系取自《大学》三纲之一的“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而中国之不振的原因，在于民众“公德缺乏”，因此，要通过结合了“中西之德”的“德育之方针”与网罗了“政学理论”的“智育之本原”来加以克服。当此之际，需以“教育”为主而“政论”为从，按照当时世界之趋势而致力于“国家主义”的教育和“国家思想”的培养。立场方面当不偏于党派之见，而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并且“不为危险激烈之言”渐进地引导“中国进步”。就是说，梁启超创办《丛报》的大目标在于，与现实的清朝政治保持一段距离，通过创出包容了“中西道德”与“政学理论”的“新民”，来将中国改造成类似于欧美和日本那样的近代民族国家。不用说，《新民说》正处于这一目的的核心位置。

尽管梁启超的关于国家主义和国家思想的认识过程有着独自的脉络可寻，但导致他撰写《新民说》的质的飞跃的，是刊登于《清议报》终刊号上的《南海康先生传》。在该文里，梁高度评价了他导师的伟大，认为康有为是可以与卢梭、玛志尼、吉田松阴比肩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是中国民权的首倡者。与此同时，他也批评说，康尽管具备“个人的精神”和“世界的理想”，但缺少中国立足于今日国际竞争舞台上所需要的“国家主义”。

而且，上述批评是与提倡民权系的《清议报》的唯一宗旨这一论断直接相关的。实际上，康有为在当时已主张“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开始反对提倡民权。如果仅仅以此当作问题的话，那么梁启超只需捡起导师所丢掉的旗帜而继续高举就足矣。而他所以在评价导师时重新指出这一点，意在主张自己的关涉国家主义的民权与康有为的不同。也可以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已发出了思想上“独立”的信号。

在救皇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曾以华侨为基础试图从事“原型国家”的建设。但是在夏威夷和澳洲的体验使他确信了那种理想的不可能。访澳末期写成的《积弱溯源论》总结了他当时追求历史根源的苦涩。以此为界，梁确立了他的实践方向，即通过改造国民性来促进祖国的革新。在该文里，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客服“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的“奴性”等内在缺陷而将国人改铸成“国民”的方法。比如就“怯懦”而言，他主张没有“尚武之精神”就难以确立民权和国权，因此必须以“日本魂”为范本来唤回“中国魂”。要强调的是，当随后提出的诸多论点与国家主义一道被体系化的时候，《新民说》的出现就很自然了。

众所诸知，《新民说》发表时的笔名是“中国之新民”。关于梁的笔名可概括如下。《清议报》创刊当初是“任公”，而在第6号《爱国论》以后，处于对日本政府强令他离开日本的冷酷态度的悲哀，举凡该杂志上的论说都开始改署“哀时客”。其后，在踏上通往“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的旅途时，又宣布使用“少年中国之少年”。但充满少年之豪气的这一笔名实际上几乎没用，在返日之后，又继续使用“任公”。而在构想《新民说》时又想出了包含新意的“中国之新民”。

黄遵宪曾经评论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就杂志而言，《丛报》的水准确实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内容之丰富可以从栏目略见一斑。仅在学术和文艺领域，《丛报》的专栏即达20余个，在所有专栏里都有梁的撰述，若以连载作一篇计的话，总数达176篇。其中“论说”、“学说”、“学术”、“历史”、“地理”、“传记”、“政治”、“法律”、“生计”、“宗教”、“教育”、“时局”栏的文章，皆署名“中国之新民”。

上述专栏之外，“文苑”栏的《诗话》以及“谈丛”栏的《自由书》等所谓文人之作。政治评论性的“国闻短评”（后改为“政界时评”、“国闻杂评”），初期并无署名（“社员”不应看作正式署名），第51号以后启用“饮冰”。要强调的是，《开明专制论》（《丛报》第73号以下）的署名也是“饮冰”。

由此可见，只有在那些与国家主义的教育和国家思想的培养密切相关的“中西道德”及“政学理论”的文章中，梁启超才使用笔名“中国之新民”，而且这仅限于《新民说》的执笔时期。在梁看来，理论有“理论之理论”（哲学、宗教）和“事实之理论”（政治学、法律学、群学、生计学等），而《新民说》属于前者。如此说来，政治、法律等专栏的文章无疑带有后一含义，而“中国之新民”这一署名也无疑是为了显示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在《新民说》中断之后，“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就绝迹了，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

1、国家与国民，国权与民权

关于国家，梁启超在《新民说》的开头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专集》（四）第1页。以下只标出《新民说》专集版的页数]。“国也者积民而成”这句话，最早出现于《商会议》一文。与前文提到的原型国家建设的实践有直接联系的就是该文，虽然他的实践失败了，但他仍然继续坚持其中的观点。

但是在与民权的关系上论述“积民而成”的国家，却是在附有副题“民权论”的《爱国论》第3回。在该文里，他以“国也者积民而成”开篇，继而论道：“故言爱国比自兴民权始”，“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他认识到，要想让国家值得爱，就必须树立成为国家内核的民权，而民权即为国权。考虑到在前面的第2回里国家只是被看成是家族的扩大，可以断言，正是在确立了这一认识之后，梁才在长期中断之后以“民权论”为副题写下了第3回。

当然，民权的提倡早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就是一项重要任务。但当时所说的民权只是与君权相对立的，而此时的民权则是与国权相联系的。这就意味着，要做到真正的爱国，促使国权进展的民权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梁启超来日后“思想一变”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它所达到的能够批判康有为缺乏国家主义的新的思想高度。

关于国家思想方面，梁启超在《新民说》第6节中说：“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第16页）关于第1项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正是《新民说》要论述的。关于第2项的国家与朝廷的关系，只有提出针对君权的国权才有可能进行理论上的武装，而他提倡写非为朝廷而“为国民”的历史，就是这方面的展开。在第3项的国家与外国关系上，实际上体现了由一个独立“世界”的中华转变成作为“国家”的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概念转换，这是与在“二十世纪民族竞争之惨剧”中把自国视为劣者而加以重新反思密切相关的。

饶有意味的是第4项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大同”、“世界主义”本来是康有为独有的，而梁启超将其当作“理想界”的东西从现实世界加以追求（第17页）。原因在于，在立足于竞争乃“文明之母”这一社会进化论的进化史观的梁看来，人类的历史是“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的过程。国家作为“最上之团体”，是演出“竞争之最高潮”的主体，而且也是“私爱之本位，博爱之极点”。直至半年前的《国家思想演变异同论》一文里，梁还设计了作为“万国大同主义时代”的“未来”，而在这里，他不仅抹杀了那种“未来”，甚至还认为竞争的消灭就是文明的终结，作为其结果的大同世界的实现是向野蛮时代的回归（第18页）。既已把国家当作最高阶段，在理论上就不可能在设计出位于它之上的“世界”。

这样，将培养国家思想当作紧急任务而加以呼吁的梁启超，他所要揭示的具体内容首先就成了“公德”。他在《论国家思想》之前的第5节安排了《论公德》一节，强烈主张公德是中国之新民所必需的要素。他认为，在中国的旧道德里，“独善其身”的私德异常发达，“相善其群”的公德却延至今日而近乎无，现在必须树立起立足于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这一原理的，以新的家族、社会、国家为核心的新道德，来取代“三纲”所代表的、以歧视和服从为特征的旧道德。关于公德的内容，他分别设立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等节，议论驰骋。其中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群）与个人的关系建立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创造出体现等同于公共观念的公德的新民，这才是形成“积民而成”的近代国家的途径。

针对梁启超关于权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等的论述，黄遵宪曾击节赞赏为自己所欲言而未言的“精思伟论”。这对梁来说当然是值得自豪的。可是黄同时也认为，虽然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等作为理想是必要的，但如果一旦被当下“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所持有，就等于将利刃赋予幼儿，最终必将使其自戕。这一批评不就就被梁启超自己用来指向那些“破坏主义之徒”的革命派。

2、作为“有机体”的国家

梁启超所说的“积民而成”的国家，当然是近代的民族国家。按照他的进化史观，近代是实现“民族主义”的时代，欧美和日本已经完成了国民对国家的建设，正处于其能量外溢的“民族帝国主义”阶段。与此相对，中国尚处于国民形成以前的“部民”阶段，要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灭亡危机，就必须通过“新民”来“行我民族主义”，组织起独立自治的“完备之政府”，为此只有“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第4-5页）。

要注意的是，前引“四肢五脏经脉血轮” 系基于生物的有机体说对国家的解释。梁启超的国家论是依据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这可见于刊登在《清议报》第11号至第31号、没有译者署名的《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该文在《丛报》创刊之后即以“饮冰室主人”译的名义出版为单行本《政治学小丛书之一——国家学纲领》。另据《丛报》第38、39合刊号的学说介绍栏的文章说，所谓国家，与人同样兼有“精神与形体”，是由相当于“肢体各官”的政府各部和议会等的形体，以及相当于精神的宪法组成的有机体。而国家既为有机体，“不成为有机体者不得谓之国家，中国则废疾凅病之有机体也，其不国亦宜”。也就是说，中国只是有机体之前的“部民”之国，既然如此，就必须进行新民的创造。

在梁启超看来，国家有机体说是作为对自然法的国家理论的批判学说出现的，他对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接受，也是与批判卢梭的民约论适合于社会而不适合于国家相联系的。但是正如“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这一断语所示，梁在这里是把学说理论按时间序列加以对应的，对卢梭的批判是在承认卢梭的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之，他是把伯伦知理的学说当成中国需要的处方来接受的。

然而，虽然今日之中国尚处于国民之前的“部民”阶段，但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却已达到了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从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而言，既然文明统治野蛮是“天演上应有之权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那么照此下去中国就只有服从文明之国的统治。因此，在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要想实现民族主义，迈向文明之途就必须朝着由“新民”建设民族国家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对外作为国家存在的中国，在其内部的核心领域也必须能够与民族帝国主义诸国比肩。这样的话，面对列强，处于野蛮阶段的中国在内外两方面就需有不同的对应，在这一内外条件不同的二重性的历史条件下，所构想的新民必须能够承担这种双重任务。

3、作为“理念投影形态”

的“新民”的国家像

 由上文可见，梁启超所说的国家，国与民被严整地合到了一起，而且作为有机体承担着各自的功能。他认为，连接处于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与面临必须实现民族主义的“部民”国家中国的，是“政府”。而在政府和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者皆生息于其下者也。”

顺便说明，关于“政府”，梁启超在呼吁当权者要有爱国心的文章里说，《新民丛报》上的言论“非为诸公言也”，至今为止，本刊写作为“民”之对立面的“官”的诸君“不欲有一语之交涉”。但考虑到“诸君”也算包括在广义的“民”之中的“国民之一份子”，故而也呼吁他们往新民方向转化。也就是说，依照梁的主张来做的话，“旧”民也可以转变成新民。这里要强调的是，“积民而成”的新中国是被想象成包括了所有国民的。

有必要对梁的观点加以确认。在他看来，只有“新民”出现以后才能有“国家”的形成，而如令“政府”（朝廷）的范畴夹杂在其中，则可以设定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诸国的关系。纵然作为国家的中国要等新民形成后才会出现，但是当今的政府依然可以与列强在国际上进行折冲。

由此可以看出，由新民组成的国家正是《新民说》所构想的国家，它既是存在于欧美和日本的现实国家的立体投影，也是“部民”国家中国的平面上的投影，处于双向度的交点。在立体面的投影过程中，通过抽象化的滤镜，《新民说》所论述的国家被纯化成“理念的投影形态”。而在平面投影的过程中，由于要以“部民”到新民的“飞跃”为前提，《新民说》里的新民自然也就是“理念投影形态”的国民。

大概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才谓《新民说》是“理论之理论”。如是，中国将“纯化”了的先进的欧美和日本当作国家的未来模式予以仿效，并最终要变成这种国家，同时实现了“飞跃”的“新民”将成为她的主人公。可以认为，《新民说》所带有的冲击力量正体现在与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即，第一是与现实脱钩了的理念性，第二是要变成这种理念型国家的革新性，第三则是与这种国家吻合的“新民”的完整性。

1、作为楷模的欧洲、美国和日本

 正像上文所揭示的那样，处于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作为文明国家可以说被当成了“一组楷模”。但具体而言，由于各个国家都有其独自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对于中国的含义当然也就不同。梁启超对此是加以充分辨别和论述了的，应稍加观看。

首先，作为“民主”国家的美国和法国是被区别对待的。对两国的评价有着180度的不同，美国被高度评价为“一切举动，悉循公理”的文明国家，而法国则由于大革命中“恐怖之惨剧”的流血牺牲和随后的政局不安，被认为该加以回避。梁尽管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贡献和意义，认为它开辟了新的时代，将欧洲带入了“人群进化之第二期”，但是并不将其当作现实所需要的处方，这一点是与对卢梭的评价相呼应的。

因此，具体可效法的是英国、德国和日本。根据梁的进化史观，作为“天演界之公例”的盎格鲁·撒克逊处于最高位置，德国和日本居于其后（第9页）。但在确立国民教育这一点上，三国都是现代世界的典范。具体说来，最有荣誉的英国是造出“自由独立、活泼进取之国民”的模范，新秀德国是造出“团结独立，自负不凡之国民”的模范，而亚洲的先进国家日本则是造出“君国一体、同仇敌忾之国民”的模范。

日本和德国都建立了民权与君主制方面的理想关系，即“伸民权以护君权”，是应该学习的对象。另外，鉴于日本和英国都是“享尽天地间第一奇福”的君主国家，中国当今的圣明皇上也该仿效。照此看来，说到最适合的模式，还属“君国一体”的东洋国家日本。

2、梁启超眼中的日本国家

众所周知，作为唯一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非西洋国家，日本在康梁的变法运动中是被学习和仿效的先例。梁启超在逃亡日本后发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有“精神”的，而其中最令他瞩目的是“尚武”。具体说来，“尚武”就是“日本魂”（大和魂）即“武士道”。他认为，日本所以能够摄取“欧洲文明”而成为“亚洲文明之魁”，把“尚武”精神当作教育的根本宗旨，以此迅速地促进国家思想的发达，把独立自主的气概推广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促使梁启超注意“尚武”精神的，是有名的所谓“祈战死”的壮行场面。他由此发现，“欧日尚武，中国右文”。进而，基于日本之能“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第110页）这一认识，1902年他编纂了《中国魂》，力图发扬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和爱国思想，三年后进而刊行《中国之武士道》，致力于弥补精神教育之缺点，唤醒中国魂。在后者的序文里，蒋智由和杨度为了引起读者的关心，都强调说武士道正是“维新革命之功”的源泉。

前文已经提到，在执笔撰写《新民说》之际，梁启超依据的是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但据后来的研究，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日本的影响，主要不在它本来具有的自由主义立宪思想，而是在以国家概念为中心的国家学的形成方面，正是后者赋予了官僚思想以学问上的根据。如山室信一所精密论证的那样，它在确立明治国家的体制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惜到了19世纪末，“为世间所不顾，终等同废品屑物。”

而梁启超所以从这一所谓落伍于时代的学问中汲取营养，当然是因为日本方面提供了这种可能而非别的因素。前述《清议报》所载没有译者署名的《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实为善邻译书馆刊行、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的几乎原封不动的印刷。根据内藤湖南的记述，善邻译书馆是为了提供对中国人有所帮助的汉译名著而设立的。在那里，“吾妻某氏与冈本监辅翁等人正从事翻译。”

据序文记载，吾妻兵治翻译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伯伦知理的学说“公而不偏，正而不激，于我亚细亚人，可谓有鸿益无小弊者”。《清议报》第11号宣布，改正《章程》，致力于介绍“立国之本”的“政治学、理财学”方面的文章。也正是从该号起，开始借用吾妻的翻译而连载，可见梁启超是认同了上述评价的。

对于1898年秋逃到日本的梁启超来说，已经颁布宪法、开设国会、确立了民权的日本，可谓新民之模范的近代国家。故此，它自然会接受吾妻兵治的评价。尽管伯伦知理的学说在日本已失去影响，但对于开始从事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成为日本之现实的国家脊梁的学说当然具有压倒性的存在感。如此，已成为日本官僚性国家建设之“体”的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再一次被动员为改造中国之“用”。也正是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在以特有的方式摄取西洋近代文明方面形成的“知识层垒”积累。

3、梁启超所说的国权与民权

借用梁启超的论述，以国家有机体说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可以归结为：“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国家既已被当作最高主权者，国权优于民权就理所当然。同样的道理也适于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也，非个人之自由也。”（第44页）在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要建设它的前一阶段民族主义国家，必须首先确立作为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对抗轴心的中国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点，梁启超将国家思想的培养视作紧要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梁启超也并非毫不承认国民之权利的国家主义者。他明确地说：“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第36页）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依据的是福泽渝吉著名的“人民独立”的精神说。他在《新民说》“论自尊”一文里开篇说：“日本大教育家福泽渝吉之训学者也，标提“独立自尊”一语，以为德育最大纲领。”而在前半部分结尾（《丛报》12号），他特意标示为“庆应义塾讲师演绎福泽先生独立自尊之义一四条”。从“新民”必须具备中国人所缺乏的“自尊性质”这一认识出发，他围绕“自也者国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国民故，自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故”（第68页）这一主线，博引古今东西的名言故事展开了论证。

关于福泽渝吉在尽力于确立“人民独立”的精神方面的贡献，已不需多言。但正如他明言的那样，“于国内主张民权，实为对外国伸张国权也”。这幅“内则民权，外则国权”的构图，是当时民权论者共同认可的，是明治时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必须担负的历史任务。这样，对于高举国家主义纵论民权的梁启超来说，这幅构图正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如前所述，梁启超在构思《新民说》时，由于认为中国处于维新以前，所以讲其措定为脱离现实的“理念投影形态”的“国家”和“新民”，并将这里的国家与新民的关系定义为“集人民之意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为国权”（第11页）。因此，由于国家与新民在其外延和内涵上是完全重合的，理论上并不存在对立的可能，所以他能够做到在将国家主义作为第一义述说的同时而正面切人“个人的问题”。

概而言之，梁启超的阐述以个人为出发点，以国家之优位为归结。由于国家与新民并无矛盾，当他的国权和民权论从“国民”的观点展开时就倾向于民权主义，从“国家”的观点展开时就倾向于国家主义，可以说有两个轴心，正像椭圆有两个焦点一样。

在1903年访美后，梁启超重新开始了《新民说》的撰述，首篇即为引起广泛议论的第18节《论私德》，它从《丛报》第38、39合刊号起分3回连载（时间为1904年2-5月）。它受到注目的地方在于，在内容上大力宣扬的不是公德而是私德——而且是“固有之旧道德”——在对象上与先前面对广大民众呼吁他们向上相对照，现在则是以攻击后来的所谓“革党”为基调。

《论私德》发表时，梁启超作了如下解释：关于私德，曾考虑到先圣昔贤已多有论述而无需自己赘说，故首先论述了公德，但“利国进群之事业”未有进展，以至赋予顽固守旧派以攻击新思想的口实，因此不得不重新为之。私德作为新民应具备的道德自然是必要的，但梁所以先论公德，是因为担心中国之旧道德“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辅助之”。

照此说来，如果公德已经确立或者确立的可能性已经有望的话，上述说辞是可以通过的。但梁的认识完全相反。他认为确立公德所需要的国民教育现在无法实施，对“新到的之输入”不能不表示绝望。而且“破坏则无需道德”的破坏主义道德观非常盛行（第130页）。结果，源于欧洲的“自由、平等、权利、破坏”等等“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在今日之中国只是堕落为将自己的胡作非为合理化的口头禅，有鉴于此，应该对这类群小加以批判，从而维护“中国之新民”的立场（第128页）。在访美之前也曾经主张，要从“顽固者流”的攻击中守护“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进去等最美善高尚之主义”，新思想家必须体现“完全之道德”（第80页）。不仅如此，在他离开日本后发表于《丛报》的文章里，还可以看出对于破坏主义者们的自由放纵之危险性的觉察和对策。但在当时，梁主要还是集中于对信奉“新民说”者的呼吁。

如前所述，《新民说》意在改铸所有的民众。但现在将高尚醇美的学说加以歪曲并实践的家伙们被驱出圈外并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这明显是梁启超的转变。这是与他访美的经历，即对于美国现实的幻灭，以及同中国有着天壤之别的隔绝之感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背景固然是要考虑的，但承认现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理念，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现状本来就是《新民说》执笔的前提。这样看来，导致梁启超转变的重要原因，应该从1903年后蓬勃兴起的排满革命，以及尊奉这一思想的队伍的登场这种政治变化中去寻找。“中国之新民”既是全面代表与“旧”相对立的“新”，那么在与“新”等值的“国家主义”的框架开始动摇时，为了批判不服从“新民说”之辈，就有必要写下《论私德》——它当然不是为了说明与公德互为补充的私德的内容。

而在论述私德的过程中，梁启超用作“批判的武器”的“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是王学（第132页）。具体地说，他所举的是“正本”、“慎独”、“谨小”这三个德目。关于“正本”，他引述王阳明《拨本塞源论》中的排“功利”论，说：“一字一句，皆凛然若为今日吾辈说法耶”（第137页）。由此可以窥探其意图所在。而与抬出这一固有的旧道德相对应，在学说栏和传记栏也能看出其中心从泰西向中国移动的倾向。

王学的确是“祖宗遗传”的“固有之旧道德”。根据梁启超本人的记述，它特别受到康门的重视，康有为将“陆王心学”以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视为新学问的方针。王学的效用在于使“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而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第126页）。如果说在这里梁没有一种“本家意识”的话，恐怕不符合事实，但是他在《论私德》里特别提到的是成为明治维新之原动力的王学，即日本的阳明学。他解释说，“本朝二百余年”之间，王学（心学）在为政者的弹压下消沉了，但东渡日本之后发挥了“心学之用”而“遂成日本维新之治”。

梁启超来日本时，正值日本经历了鹿鸣馆时代之后，作为力图矫正全盘欧化主义的潮流之一，吉本襄、井上哲次郎等所代表的阳明学再兴运动正是高涨。如荻生茂博所指出的那样，那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为了确立明治国家的近代国民道德的运动。在日本指向过了头的欧化主义的矛头，在梁启超那里则被用来对准了破坏主义的一伙。因此，尽管梁口头上称颂“固有之旧道德”，但他并非为了复古，而在于纠正邪误的风潮以实现中国的维新。此后的1905年末至翌年春连续刊行《节本明儒学案》、《德育鉴》、《松阴文钞》，便是这方面的明证。

《节本明儒学案》是从《明儒学案》的百万言中“择其关于身心受用可为德育法程者”，即能够成为“今日之用”的部分而成的。它的刊行意图可以从广告（《丛报》70）上明确看出：“日本维新之初，其原动力皆在得力王学者三数子，今日中国学绝道丧之余，非施根本救治于社会，则国家前途将不可问。而所谓根本救治，舍王学末由。”同样的，《德育鉴》是从刘宗周的《人谱》等书中节选出的足以成为公德、私德之本原的文章。在梁的按语中多有下列文字，即正是有了造时势的英雄如中江藤树、熊泽藩山、大盐后素、吉田松阴、西乡南洲等“王学式后辈”，日本才实现了明治维新。关于《松阴文钞》，是梁启超最为尊重的吉田松阴的文集。其意图可从“叙”中所记“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看出，即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著名的伊藤博文、桂太郎等都是他的弟子，对其思想当然必须了解。“日本所以有今日者，亦于此可见矣。”（《丛报》80，出书广告）

用王学来批判革命派，而王学又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那么自己当然也就是中国维新的主力。从这种自负出发，《论私德》显然说明了梁启超的中途转变，却也是从中国之新民的立场上写就的。然而，大约在两年之后，梁终于彻底抛弃了他的这一立场。取代《新民说》而装饰“论说”栏的成了《开明专制论》（《丛报》第73-77号），简单地说，他所论述的不再是始自底层的新民的养成，而是由权力发动的改造与革新。

导致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因在于梁启超同“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接触。根据浅原达郎的精密考证，戴鸿慈、端方等一行的随员熊希龄采取单独行动从欧洲返回，1906年6月13日之前至7月10日之间的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日本与梁启超接触交涉，而梁代作了“二十万言左右”的文章，并在8月3日之前亲自送到了吴淞。

尽管梁、熊二人曾有旧缘，但是让被通缉的大政治犯参与最高层次的国策谋划，对于两方面来说无疑都是要做出一定试探的。具体还不清楚这方面的接触是从何时开始的，不过在前一年的12月下旬，端方一行乘船赴欧途中在长崎、神户、横滨逗留的前后一星期的时间里，应该是好时机。当时的使者未必一定要熊希龄亲自出马。可以推测，在那次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梁写下了《论民气》，发出了一个信号。

本来，梁启超继《论私德》之后发表在《丛报》上的是相当于《新民说》第19节的《论政治能力》。在该文里，梁以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来证明他们没有政治能力。这一认识过去也曾经以处于“部民”阶段的中国人“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的说法表示过。但是，这在先前是创造新民的议论的出发点，而现在则反过来变成了难以成为新民的论据。破坏主义之徒在《论私德》里是被排除在新民范围之外的，而在这一节里，又进而放弃了将全体民众改铸成新民的路线来实现中国之革新的道路。既然如此，就必须寻找与此相应的新的立足点。果然，在中断近9个月后，梁启超就抛出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范畴（第156页），开始书写续篇。

梁启超似乎自己也认识到，他的所谓依据社会之一部的这一论述是与“中国之新民”和《新民说》难以吻合的。他曾经特意提到，立宪与革命两派，“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第161页）。这可以看作是他企图把上述问题放到与“旧”相对的“新”的框架中去努力的表现。

然而，他所谓的“中等社会论”也是在半生不熟时就搁置一边了。大约8个月后写下的《论民气》，在与民智相关展开论述这一点上，虽不能说容纳不进《新民说》的范畴，但仅仅限于题目，所谓现在是“未可用民气之时”的议论，是从运动论的角度对构思《新民说》时的原有意图进行了否定。也就是说，由于参与了晚清政府的立宪准备工作，《论民气》这篇文章应该是当作中断《新民说》的暗中“宣言”，进而是无法表明“剧终”的《新民说》的闭幕辞而写下的、与此相应，梁也规规矩矩地放弃了“中国之新民”这一笔名，这可以看作是他独特的了结其“背叛”行为的一种办法吧。

《新民说》的划时代影响在于，梁启超构想出了体现着与民权相结合的国权的有机体国家，把“中国之新民”当作它的主体，并基于这一立场着眼于国家主义和国家思想的培养。他把“纯化”了的欧美和日本这些先进的实例设定成“理念投影形态”的目标，在呼唤处于前民族主义阶段的中国民众向着新民“飞跃”的时候，拨响了在“救亡”道路上摸索的中国革命派知识分子的琴弦。这于他的那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不用说是进一步注入了神力。关于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国民思想和学术文化方面确立的历史功绩，应该说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但是，梁启超之撰写《新民说》，绝不是从一个思想家或学者的角度，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因此，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变化，他不可能不改变他的姿态和立场，甚至在访问美国之后出现180度的大转弯。这样，《新民说》虽然是一篇形式完整的文章，但是后半部分就无法不夹进许多异质。他在生前出版了多个缺漏章节的《新民说》版本，也正是显示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自觉。

在涉足清朝预备立宪而结束《新民说》的撰写之后，梁启超从“政治革命”的角度重新构想了他的国家主义思想，同革命派展开了论战。“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这句著名的论述，从思想对立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是“意气之言”，但是若同上述政治立场的转变联系起来，则可以认为是他的根本立场的表明。至于后来明确谈到对国家主义的反省，当然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影响以及访问欧洲后不断思索的结果。最终，梁启超批判自己在逃亡日本后“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又回归了世界主义。

正如本书收录的其他论文所论证的那样，以《新民说》为代表，梁启超的署名“中国之新民”的百余篇文章以及东渡日本后写下的其他文章，多是以日本的知识和思想积累为媒介完成的。仅就梁启超个人来看也可以断言，在将西洋近代文明移植东亚的过程中，明治时代的日本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我们所预想的程度。

然而，当梁启超卷入预备立宪的时候，毋庸说他开始掩盖日本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节本明儒学案》、《德育鉴》仍不断地付诸广告，而本来出于同一目的刊行的《松阴文钞》却从广告上几乎消失了。虽然如此，即是日本的痕迹能够隐灭，由于他的那些深受日本的知识和思想积累的影响而写就的篇章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广泛基础，而日本作为一个知识的层垒也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扎下根来。日本的直接影响逐渐难以确定了，但是日本所具有的作为西洋近代之媒介的意义却沉淀了下来。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东亚“文明”，也开始充实着世界的近现代。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狭间直树编，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