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一份照会。
照会转达了慈禧太后的一份意见：
“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深宫甚为感悦。着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并着查取兵官武弁职务，迅速电复，以便分划等第，赏给宝星。”①
大意是：
慈禧让蔡钧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军军官名单，清廷准备给他们颁赐“宝星”勋章，予以嘉奖。
图：
慈禧太后
此事酝酿已久。
据庆亲王奕劻致日本外务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动向日方提出，要奖赏参与联军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但日方“师团长来函谦谢，而未将各官衔名开送”。
日军未作回复，或许是觉得此事不可思议。
1901年冬，奕劻再次请求日本外务大臣向清廷提供将官名单，以便“奏请皇上，分别给宝星”。②
在确认清廷不是开玩笑、确实有意表彰侵华的日军将官之后，1902年3月，日方开列了一份90人的名单；4月，又开列了一份以下层军官为主的109人的名单。再后来，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又对名单进行了删改，最终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如此，清廷共计赏赐了侵华日军199枚“宝星”勋章。
该勋章是清廷仿效西方国家所制，主要用来褒奖对清廷立场友好、有过大帮助的外国人（后期也曾颁给本国人士）。
图：日本版画，天津机器局战斗
战败国被迫向侵略者低头，是常见之事。
但像清廷这般，几次三番主动提出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行为，却实属罕见。
清廷为什么要这么做？
清廷
表彰
日军的理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确实有史料可证。
时人日记，多有关于日军纪律的记载。在当时之人的印象里，日占区的秩序，确实比其他地区要好。
比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恽毓鼎《庚子日记》里说“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界，日本最安谧”；瑞澂《庚子手札》里说“此次大乱，各处兵官以日本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安民保商，处处有道理”；在京的英国人赫德也评价称“日本军队对于维持秩序、组织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领先”……③
图：日本版画，骑兵与清兵、拳民战斗
另据日军参谋本部文件披露，
北京城被攻陷后，城内大乱，有滞留城中的清廷官员前往日本公使馆求助
：
“有清人携带日本国旗，冒死来到公使馆内的第五师团司令部，请求面见福岛少将。此人是汉军正白旗的参领，与少将相识已二十余年，名为申鸟珍，……少将嘱咐鸟珍，让其寻找城内朝中大员，并让其转达如下之言：火速迎接庆亲王，并打开同各国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则以今日之状况旷日持久，则北京终将化为一片焦土。鸟珍深领其意……”④
宫中滞留的嫔妃、太监、宫女、守兵等，能够在大乱下活命，也与日军有关。
据吏部主事胡思敬记载：
“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宫禁，宫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军供给之。
太后出巡时，珍妃死，瑾妃从，唯惠妃留宫。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饶机智，太后甚重之。时宫人无所禀承，共推妃为主妃，保守国玺，约束阉官，并遣使致谢日将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⑤
当日驻守东华、神武、西华三门的日军，也确实曾放出了“如同乞食”的禁军、宦官等二百余人。
对日军的上述行为，
庆亲王奕劻
作出了“过度解读”，于是就有了前文所提及的“一再要求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奇事。
1899年，奕劻得慈禧许可，曾派人携带珍贵礼物及密电码本赴日，策划过一次“中日结盟”。日方收下了礼物和密电码本，但对结盟一事态度模糊，既未拒绝，也未响应。
日军在庚子年“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
，其主要目的，是要在西方列强面前展示日军“文明之师”的形象。但奕劻将之视为日本对中国特别释出的
“善意”，进而觉得“中日结盟”大有希望。⑥
图：日军版画，联军攻占皇城战斗
日方收下了勋章，
但没有响应奕劻的结盟提议。
经过庚子年之役，在日本朝野眼中，清廷早已丧失了“结盟”的价值与资格。
比如，吉野作造回忆：
“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
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
”
山县有朋也说得很直接：
“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
而在尾崎行雄看来，保全中国毫无意义，“支那乃大国，有四亿余人口，养五十余万常备军，北京却在两月间就被不足五万之列国联合军所攻陷！”这种国家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已亡之国”没有保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