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之时，电视剧《大秦帝国·崛起》在许多人眼中有了别样的意义。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重新审视大秦帝国与当今的舆论场。因读者讨论热烈，作者写就第三篇，作为回应。如何看待大秦帝国与中西文明、中西史观，这是个重大课题，作者击了第一波鼓，望读者们继续讨论。
本月25日，观察者网、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将共同主办首期“观天下讲坛”，本文作者文扬将对话《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敬请期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前两篇文章，《他们不骂，却大骂大秦帝国》和《2000年后继续骂大秦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正确”》，都提到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学人历史观的影响。
影响之深令人吃惊。“君主专制”这个词，很多中国人顺手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那里拿过来，直接扣到了中华历史各个大一统朝代的头上，当作头号罪名，乱批一气。其实大都没搞明白这个词所指何为，也不知其来龙去脉。
有个基本的事实：思想也是一个市场，也有产品畅销度和市场占有率的考虑，当一种观点像一个产品一样被普遍接受，并且这种普遍接受一定有利于某些人时，那么，这背后就一定存在着一个系统性的广告操作和营销。
“西方中心论”当然是大大有利于西方的，维护西方利益的学者不可能不致力于推动这一观念的普及。所以，心中秉持“西方中心论”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排除这个可能性：自己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深入的、系统性的广告操作和营销的影响，是被某些人当成了思想观念“市场占有率”指标的对象。
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近几百年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学者们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经由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学术，努力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深深植入这样的思维定式：除了西方，所有东方的和南方的国家，无论是大一统帝国时代，还是分立割据四分五裂时期，都是落后、野蛮、黑暗、邪恶的；只有西方的政体，无论是古希腊民主、古罗马共和，还是近现代自由民主，才代表着先进、文明、光辉、正义，才是唯一可以正面评价的，才是值得美化和歌颂的。
被植入此种思维定式的中国人大有人在。一条从古希腊罗马直到今日美利坚绵延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历史长河在他们心目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都是黑暗和停滞，尤其是中国的部分，两千多年都“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与西方文明的光明之河相比，犹如一潭死水，不值一提。
可叹的是，他们从来未曾想过这个黑白分明的历史图景有可能是个赝品，至少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被动了手脚。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心中那个光辉的西方是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和“独立思考”树立起来的，于是对于所有挑战和诘问都嗤之以鼻。
然而，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事实终将揭示出：他们心目中的黑和白正好搞反了，那条光明之河根本不存在，反倒是长期被贬低为黑暗野蛮、永远停滞的东方文明，有更长的辉煌历史和更多的灿烂文化。
“古典时代”的真相
一位19世纪的学者说过一句话：“把历史弄错，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此话道出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理。中世纪末的欧洲还有400多个自主政体，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25个民族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赫赫有名的民族——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丹麦……，其实原本并不存在，无不是其统治阶级为了创造“民族国家”人为捏造而成的。
而“西方”这个大概念，当然也是无中生有。随着几个欧美国家崛起为世界霸权，上升为世界各民族的主宰者，一项“把历史弄错”的系统工程也悄然展开。于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世界历史主线”被精心编造出来，被写成教科书流向全世界的学生课堂。这是一个关于“西方”的前世今生的“官修版”世界史，人们对其耳熟能详——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新教革命-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西方。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自我中心”和“线性历史”是历史学家最容易发生的两大“错觉”。但反过来说，如果就是故意要把历史弄错，那么这两大“错觉”，也恰恰就是最容易使用的两大工具。
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有这样一部另类的“东方历史”：“文明之光”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4世纪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东胡”部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列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公元前12世纪至前2世纪发展为灿烂的“箕子朝鲜文明”；经过短暂的“卫满朝鲜”之后在公元前109年被来自西方的“蛮族”汉人所灭，进入了黑暗的“汉四郡”时代；而后发生了“伟大的高句丽复兴”，疆域遍及整个东北亚，历时350余年，但在公元668年再次被来自西方的“蛮族”唐人所灭；经过200多年的“后三国”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次伟大的高句丽复兴”，“东方凯撒”王建统一“后三国”建立了辉煌的高丽王朝；1388年“东方拿破仑”李成桂政变，结束了500多年的高丽王朝，建立了“伟大的李氏朝鲜”……
其中不见了夏商周，不见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不见了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所有发生在中原九州的王朝兴衰和文明发展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既没有贯穿的主线，也没有光辉的事迹，只有时兴时衰的“西方蛮族”活动……
不妨再联想一下：当今世界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官修版”世界史，就一定比这一版“朝鲜中心论”历史更真实吗？
要不要质疑：“古典时代”的希腊、耶路撒冷和罗马，真的如“官修版”世界史中描述的那么光辉灿烂吗？有没有可能这几处文明相对于古代世界真正的文明中心，实际上是处于很边缘的地位，差不多就是东胡和箕子朝鲜相对于中原文明夏商周秦汉的地位呢？君不见，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历史著作揭示出：1. 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并不在地中海，而在亚洲的心脏地区——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2. 文明的传播方向并不是从西向东、向南，而是从东向西、从南向北；3.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并不是来自北方的欧洲大陆，而是古代亚洲文明向西、非洲文明向北传播的结果。
要不要质疑：“西方”作为一个共同体，真的有古代世界的起源和“中世纪”的共同经历吗？有没有可能它的形成完全是近代之后的事，只是在大航海和发现新大陆之后，才产生了一种命运与共、惺惺相惜，也才产生了编造共同历史的需要？君不见，关于西方之身世最为自夸的说法——“那个无可比拟的共同体的三次深呼吸”（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其实反而暴露了编造的马脚，因为所谓第一次“深呼吸”蛮族入侵和第二次“深呼吸”十字军东征，作为历史材料都太过牵强，捉襟见肘，这些零星历史事件与同时期在亚洲大陆发生的那些壮丽史诗相比，小得不成比例，根本不可能产生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影响。
要不要质疑：赫梯、亚述、米地亚、巴比伦、迦太基、阿契美尼德、波斯、安息、大夏、孔雀王朝……所有这些“非西方”的东方帝国，真的不如西方的“古典时期”灿烂辉煌吗？有没有可能这些文明无论是在政治秩序上、经济发展上、科技成就上、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上，不仅丝毫不逊色于甚至还大大超过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只是在近代被西方帝国主义史学家根据政治的需要、按照政治正确原则，处理成了“世界史”的背景和边缘，一种次生的、被影响的文明，甚至是野蛮的象征、邪恶的代表？
君不见，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在他的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中已经揭露了部分真相。他通过大量考证发现，希腊与其说是欧洲的希腊，不如说是黎凡特的希腊，是埃及和西闪米特文明影响的结果。而今天人们所读到的古希腊历史，不过是在1785至1985这两百年时间里一个可以被称为“编造古希腊”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的集体创作的结晶。他在书中写道：“大多数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人们从小到大深信不疑的‘雅利安模型’（即古希腊文明源自于其北部的雅利安文化），只是在19世纪上半叶才刚刚构建出来的。这个新的模型否认了埃及人向希腊殖民这个事实，也质疑腓尼基殖民者的存在。我将这个模型称之为‘纯粹化的雅利安模型’，它在1890年代和1920-1930年代两次反犹主义高潮之间大行其道……”。
雅典卫城
“旧约故事”的威力
出于反犹的需要，西方帝国主义学者可以将“古典时代”编造成一个“纯粹化的雅利安模型”，不仅排除掉了埃及，排除掉了小亚细亚，也排除掉了腓尼基以及后来的以色列。一口咬定希腊文明就只有一个方向上的来源，就是北方的雅利安。
但西方是基督教世界，坚信“上帝在我们一边”，所以耶路撒冷又不能丢给“非西方”，必须是西方历史起源的一部分。西方可以反对犹太人，说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甚至相信《新约》中关于第二神殿的毁灭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死亡审判、耶稣不是被罗马皇帝彼拉多杀死而是被犹太人杀死的各种说法，但是决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也不能没有亚伯拉罕和摩西等大先知们，因为在《旧约》记载中这些人都与耶和华订了契约。
做到这一点也不难。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圣城的光辉，以及周围所有古代王国和城市的黑暗，这个黑白分明的图景，在《旧约》故事中早已描绘好了。
《旧约》故事中承认，古代东地中海世界中最早的大都会，如古巴比伦的吾珥、乌鲁克、尼尼微等，早已繁荣昌盛，人文荟萃。据记载，“尼尼微是极大的城”，需要行走三日才能绕城一周，其时的耶路撒冷不过是个小村镇。
但是，自从亚伯拉罕（其时名为亚伯兰）离开吾珥城之后，一个颠倒的历史也随之开始。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吾父”、“大族长”、“第一先知”，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自认为是“亚伯拉罕教”的教徒。但是，几千年来经书无数、信众无数、神学大师无数，却没人能解释亚伯兰为什么要离开吾珥——古代世界的纽约，前往迦南——古代世界的撒哈拉。
创世纪15:7中写道：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因为神将亚伯兰领出了吾珥，赐地迦南，那么吾珥城和巴比伦也就瞬间成了被神所遗弃的地方，无论曾经多么辉煌。
由于亚伯兰一家人离开吾珥城之后的迁徙，走的是一条远离文明中心、前往不毛之地的路线，这就意味着一段反文明历史的开启。在《旧约》故事中，伴随这条背离文明的迁徙路线，沿途的那些伟大王国和美丽城市，统统受到了神的诅咒，甚至遭到灭顶之灾。
在埃及，因为法老欣赏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美貌，耶和华就“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创世纪12:17）
在迦南，因为所多玛、蛾摩拉两座城市挡住了亚伯兰的营地帐棚，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创世纪19:24）
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拆毁了耶路撒冷的神殿，掳走了城中百姓，耶和华就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他。”（以赛亚书14:23）
在亚述，因为“设谋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最终，“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那鸿书1:14，2:10）
顺便说一句，尼尼微近年来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摩苏尔。
实际上，除了《旧约》中这些虚构故事，没有任何真实的理由，证明埃及、迦南、巴比伦和亚述等王国和城市都是“邪恶”和“不义”的，都应该遭到毁灭。这些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无端遭到污名化、妖魔化，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大大优越于犹太文明——城市比耶路撒冷大得多，财富比以色列多得多，工艺美术比犹太人强得多。犹太人在这些城市之间的荒野中游荡，居无定所，不知所终，就只有靠编写“圣书”、伪造历史来发泄愤恨，换取精神胜利。
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心中那个“西方中心论”了
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最近的新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完成了一件大事：将“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从地中海还原到了亚洲心脏地区。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课堂上，那些没有学到的地区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欧洲崛起的故事淹没了。……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
作者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全新视角，从这个视角看世界、看历史，一切都与“西方中心论”版的历史不一样。
举例来说。由于波斯帝国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数百年宿敌，所以，这个东方帝国在“西方中心论”史书中一直都被严重地污名化和妖魔化。但事实上，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大帝在灭掉米底王国之后开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称第一波斯帝国，曾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历经220年。极盛时期的领土疆域东起印度河平原，西至小亚细亚、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利比亚、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总面积约为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约为1800万。
与流行的关于希腊光明、先进而波斯黑暗、落后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其时的波斯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受到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周边各民族的崇拜。波斯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使人们在一周之内即可到达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连希罗多德也将之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希罗多德《历史》）
秦阿房宫
在政治文明方面，在历史上称为“大流士改革”的时期，大流士划分了行省、军区，统一了铸币，开通了运河……。在贝希斯敦山上的石碑，用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文字记录了这一时期帝国治理的事迹和原则，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
而在文化多元和宽容方面，正是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让陷入“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获得了自由，被各族人民称为“弥赛亚”。
希腊达不到这种文明成就，因为在一个城邦林立、各自为政、相互征战、连最起码的统一都没有实现的地区，谈不上高度文明的发展。波斯帝国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就有四个首都：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和帕赛玻里斯，苏撒的宫殿用埃及的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亚的黄金、粟特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装饰而成，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于每个都城。对于小小的希腊来说，这根本无法想象。
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一篇中写道：“我从神奇富饶的东方来到希腊……那里有着沐浴在阳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墙保护的巴克特里亚城镇，有着设计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楼。”
除了波斯，在亚洲这个“帝国的摇篮”中还有很多远比罗马帝国更伟大的帝国。突厥帝国的早期历史到底是怎样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过程是怎样的？第一个实现了全球化的蒙古帝国是如何实行统治的？最后一个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还有，自秦汉以来两千年不断崛起和再生的中华帝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奇迹？
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国，而两千多年来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国”实际上都是亚洲的帝国。一旦我们去除掉自己心目中那个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史观，就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是这些亚洲帝国，包括东亚的中华帝国，才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和主要的发展路径。
换位到这样一个世界史观的立场上，我们还会借西方的理论来批判中国的大秦帝国吗？
本篇是为中华历史上的大秦帝国辩护、回应针对《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批评声音的第三篇文章。没有正面讨论大秦帝国，而是反思了我们自己心目中那个“西方中心论”的来源。探求到这一步之后，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柳暗花明了，也就不必多说了，这一组系列文章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然，无论怎样，很多人还会一如既往地言必称西方，一如既往地严厉批判大秦帝国，批判中华历史、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这显然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范围，恕不再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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