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发展即人类不断追求政治生活进步状态的过程。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系统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深刻忧虑。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包含政治文明在内的异质文明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9.11”恐怖袭击、《查理周刊》事件、布鲁塞尔及尼斯等地暴恐悲剧的发生似乎都印证了“文明冲突论”中政治文明冲突的预言，然而经过全面考察研究不难发现：异质政治文明间缺乏尊重与沟通才是引发这些悲剧的深层次根源。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同政治文明之间应该采取何种适宜的相处方式？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多元政治文明之间的尊重与交流，为异质政治文明间的相处难题提供了良性解题思路，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观。党的十八大之后，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顶层设计的治国方略在多个国内、国际重要场合被重点阐发，其蕴含的丰富政治文明意蕴也不断得到学界的重视与关注。
一、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表达
作为政治文明表达，命运共同体理念经历了由初步提出到拓展与深化的过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政治意识层面倡导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相互尊重而非强推“普世价值”，在政治制度层面提倡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相互包容而非对异己制度施行“民主改造”，在政治行为层面主张不同政治文明之间和谐共荣而非对异质政治文明进行野蛮“武力干涉”。
1.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初步提出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对共同体发展前途的真切表达。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不同政治文明属性的国家相互影响，政治文明生态中的“蝴蝶效应”愈发明显。在人类经济放缓、生态恶化、恐怖主义猖獗等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单个国家很难再“独善其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处于命运交融之中。
早在2011年，中国政府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指出，不同国家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探求人类发展的新道路。显而易见，作为政治文明表达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定位、发展战略与发展目标的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了规范表述，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i]]报告阐述了中国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提出各个国家在推动政治进步的过程中应遵循相互尊重的政治文明理念，并进一步倡导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树立正当合理的政治思维模式。
2.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拓展与深化
习近平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ii]]，强调亚洲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主动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iii]]，阐明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按照共同体发展层级透视，中国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述上已基本形成了中国——亚洲——全球的架构。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二十国集团成员要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iv]]。此外，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强调：“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v]]另外，“在阐述中土（土库曼斯坦）关系、中吉（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时，习近平对‘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进行了区分表述”[[vi]]。
从政治文明角度进行分析，命运共同体不能简单等同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比利益共同体内涵更加丰富的理念表达。利益分配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涉，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公共利益与公共资源分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动态适应。以利益分配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政治文明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在政治文明意蕴上最主要就是政治文明共同体。我们认为，利益共同体既是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之基，又是命运共同体的外部表现形式。按照共同体纵向发展层级分析，命运共同体是比利益共同体更深层的人类社会关系缔结模式。命运共同体是对利益共同体的内涵式超越：利益共同体更多强调市场、经济方面的共生效应；命运共同体更多地蕴含人文情怀与政治文明要素，更多地强调经济关联外的政治文明应当互进共荣。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讲，命运共同体比利益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更为牢固，它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认同，具有明晰的政治文明价值指向。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面临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将越来越富有挑战性。近些年来，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蔓延、难民危机加重、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等政治危机不断爆发。为加快问题解决进度、保障人类共同利益，人类社会首先应在价值理念层面达成共识，命运共同体理念便依此应运而生。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政治文明的中国表达，倡导不同政治文明在发展进程中的互进共荣，致力于打造和谐共荣的人类政治文明共同体。全球的政治文明发展基于各国在政治道路选择、政治制度自决方面的相互尊重与相互包容。同时，各国尤其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摒弃以往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零和思维及对异质政治文明采取的限制、打压甚至粗暴武力干涉政策，采取更加包容与真诚的政策，树立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命运与共的人类政治文明未来。习近平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表述，给出了亚洲及整个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判断及中国表达，给出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如何迈向未来的中国方案。在命运互联的今天，处于共同体特定发展位阶内的多元政治文明应避免在地球村内“同室操戈”，以和合共生的战略思维理性相待。作为思想聚合，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了众多政治文明观点的创新；作为全新表达，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对以往政治文明话语风格的突破，为中西方政治文明对话域中增添了新的鲜活元素。
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内蕴
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单是政治文明的中国表达，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明内蕴维度进行考察，它不仅蕴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而且富含深厚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积淀，还内含共同的人类政治文明价值追求。
1.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
第一，从政治文明表达本身进行阐释，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延续。马克思在对人类发展趋势的叙事中完成其世界历史思想阐发。历史发展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经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以至于马克思不由感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vii]]（p405）交通条件的改善、工业的迅猛发展、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跨国贸易公司的勃兴等都使马克思越来越注重对此类现象背后人类发展趋势的考察。马克思以非凡的洞察力观察到了隐藏在“世界市场”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指出世界历史由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及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与必然性。以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作为基础的精神生产也越来越具有世界历史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0](p404)马克思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过渡性。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解放进程，“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0](p169)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延续，其提出在更多意义上是价值而非事实判断，它表明中国正在致力于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政治文明未来。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政治文明表达，它倡导不同政治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交流，主张采取协商共建的路径实现互进共荣，以最终达至趋同化异的政治文明状态。在政治制度存在实然差异的情况下，不同政治文明超越制度偏见进行交流与对话，有助于人类社会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理论探讨与实践对比中增强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演进规律的认同，增强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与发展潮流的自信，从而在认同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命运共同体实践中不断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
其次，以理念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行分析，命运共同体是人类通达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进路。马克思将共同体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正共同体，将“自由人联合体”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描述，指明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及其解体、演变的特征。[[viii]]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完成了其虚假共同体的叙事，“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0](p164)在对未来应然社会的描述中，马克思指明了共同体的发展指向，“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0](p199)马克思把人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然而不幸的是人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外在条件束缚中，不能完全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本应成为人发展辅助的外在条件异化为人的负担，以至于人为其所累。基于此，实现异化状态的克服、回归真我就成为未来社会人类的结合形态，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p422)，而命运共同体无疑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环节。“自由人联合体”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国家消亡时的人类社会联合体，命运共同体则为当下人类社会关系的结合指明了现实路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建构过程是马克思批判旧批判工具从而建立新唯物史观的过程。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通往真正意义共同体的阶段性理论创新，还是通达“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突破。
2.命运共同体理念富含深厚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积淀
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前途的真诚关切，不仅彰显了国人“和而不同”政治文明心态，更体现出中华民族“天下文明”的世界担当。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上，政治思想占据着重要席位。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精华为中国古代家庭秩序、社会阶层、国家结构的稳定提供了思想资源，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质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事信条，“以和为贵”的观念更是深深植入到中华儿女的内心，潜移默化中规制着民众对其他事物如外部世界政治文明等的看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多少仁人志士一直以来的政治追求，他们把内在修养同治家、治国紧密联系起来，希冀通过修心养性达至“内圣外王”的境界。作为政治文明理念的传统政治文化不仅陶染着普通民众的日常思维习惯、行为和处事方式，更深刻影响着历代统治阶层的政治文明观念与实践。
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孕育了“‘道义相交，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拥有世界担当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优秀文化传承。早在两千多年前，《礼记》就对大同社会的构建做了概要式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并且将“修睦”即崇尚和睦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氛围目标追求。“万邦咸宁”（《尚书·大禹谟》）则透露出中华祖先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期待，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希冀。在古代，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人人平等、各得其乐的理想社会；到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中表露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关切；至当代，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生动刻画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未来景象。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文明的对话与交流绝不是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与退让，我们绝不会拿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做交易。
3.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共同的人类政治文明价值追求
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政治文明价值追求。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承认政治文明价值差异性的基础上，立足于共同利益谋求与共同问题应对，在趋同化异中追求人类政治文明的未来。人作为“类”的存在，在“类”社会属性的规约下存在着政治文明价值层面的基本共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5]，是人类不断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和平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摒弃暴力，珍视和平是现代理性人的基本认同。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呈现就是政治行为的文明性，国际法、国际协商会议等形式的出现都是规范和约束权力主体的人类政治制度史重要创新。寻求冲突、战争以外的问题解决方式是人类孜孜不倦的政治追求与美好愿景。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议题。西方学者一开始把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特指为政治发展。其双层逻辑是：西方政治是现代化的且是最完善的政治文明，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此种观点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近年来，随着代议制民主种种危机的爆发，如在选举中为民众许诺空头支票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执政本身等现象的出现，使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民主模式同样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永恒议题。公平是指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起点公平、程序公平及结果公平，是“公民参与集体决策或至少选出代理人来的资格平等”[[ix]](p178)。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是衡量政治公平的重要维度。在完整的政治系统中，不仅应有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还应存在民众影响政治决策的机制，矫正侵害民众利益的制度体系更不能缺少。
政治正义是良好政治生态的保障，其对社会风气、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有着直接影响。对权力的强势及自利属性进行制约，确保国家意志体现民众利益一直是政治生活的努力方向。如何保障政治伦理有效运作，使得契约精神的隐喻内涵深入人心，以便权力主体共同遵守政治生活规范是现代政治生活不断强调的重要议题。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尽管现代民主理论起源于西方且其成长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民主依然凭借其强劲辐射力迅速席卷全球，影响到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民主有着诸种不同的外在表现形态，但权力制约、竞争选举、尊重民意、捍卫权利、善治良法等内涵是其基本特征。自由是在尊重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对自身行动的合理与合法支配。合理是确保自身行动不会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合法是确保自身行动不会对公共政策、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在人类自我发展和解放的历程中，减少自身发展束缚，实现对外部要素如时间的合理运用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政治生活追求。
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意义
对中国而言，命运共同体首先意味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倡导与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增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及中国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价值。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为多元政治文明之间互进共荣的相处提供了价值理路。
1.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增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现代性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提供了新思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革命时期对旧社会和旧国家机器的打碎与重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依靠建设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得到持续补充。同时，政治合法性对高经济增长率愈来愈强的依赖性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当下及今后尤其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国巨大经济体量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如何增强政治合法性的相对独立性，命运共同体理念至少在两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基于对时代内涵的深刻理解，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且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向度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努力方向。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需进一步注重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平衡，加快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协调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共同体，更是伦理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明晰的人文属性，依此产生的政治合法性更加稳固。二是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典型的中国话语。长期以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种代价体现在话语体系方面就是过多运用西方思维与西方价值解读中国问题，以致中国本土话语体系创新度不够、解释力不足。由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感染力，从而为政治合法性建设提供理论资源与精神支撑。
第二，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倡导与传播过程中生成的政治认同感可以有效降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风险系数。在确保民族国家利益实现的前提下进而增进其他国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不仅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之义，也符合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实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民众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具有“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质，即命运共同体与“共建共享”在理念维度异曲同工。基于“共建共享”的价值逻辑与现实行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才能变得更加鲜活与生动。“广泛的社会共识是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的文化基础。”[[x]]具有共同利益导向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有效凝聚转型期民众的社会共识，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身于“中国梦”事业的奋斗进程，加快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政治文明观的中国表达。话语是经济基础的表现，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后是当代中国日益增强综合国力的事实。作为中国话语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向世界传播辐射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得以提升，民众在其中能够收获民族自尊自信，这会进一步增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2.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一，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现代化发展经验的中国提炼。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快速扩大。更为意义非凡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得到了坚持，而且实现了重大创新与发展，中国在包括执政党建设、社会治理、反腐等在内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世界贡献了意义非凡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上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西方模式一条。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掌控着着世界话语权，政治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由传统政治制度向发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进化”。而中国在包含政治在内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不俗表现则给出了现代化的“另一种答案”：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向不止也不应是西方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势力依然庞大的今天，中国在政治文明发展方面提供的理论财富与实践经验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有效治理、繁荣强盛的中国也必将使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公正、更加文明。
第二，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多元政治文明之间互进共荣的相处提供了价值理路，证明了“国强必霸”判断的逻辑错误。“国强必霸”是西方部分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采取的发展模式，既反映了资本文明固有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又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在为其昔日不合理的发展模式进行辩护。简单套用“国强必霸”模式妄言中国未来，反映出别有用心者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企图。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强调“求同”的政治文明价值。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勇于肩负世界担当，不断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实际措施增进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了一条有别于“文明冲突论”的道路，揭示了实现“全球和谐社会的新基础”[[xi]]，强调不同政治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平等交流实现多赢。理论方面，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多元共赢思维；实践方面，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敢于履行自身的世界责任。社会主义中国用理论与实践的力量成功打碎了“国强必霸”的造谣。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指明了新的价值向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理论自觉与现实自信。
四、结语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益、问题的共同性决定了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性；利益、问题的深刻与复杂性决定了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紧迫性。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阐释，是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的新方案。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缥缈幻境，“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深度融合、人类理性力量的不断增长等都为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性增加了利好因素。值得期待的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某些领域和层次已经或正在走向现实，如联合国、欧盟、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发挥。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人类政治文明对以往发展模式的超越，有利于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建立起社会关系的新联合，有利于人类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思考政治文明演进规律的一般与特殊、人类解放道路的一与多提供了诸多启发。需要指出的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认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一过程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本文来源：《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本期编辑：执金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