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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于北京时间5月18日凌晨开幕。这些年来，戛纳早已不只是法国南部度假胜地，通过几代组织者的努力经营，它已变成了电影盛宴的代名词。
在“海滨大道”上，在“电影宫”里发生的事件，红毯上走过的明星共同构筑了戛纳电影节。这里的历史也是电影史的历史，它改变着电影史，电影史也发过来改变着它。
对于戛纳来说，金棕榈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就不能成为戛纳电影节。有索德伯格靠处女作一鸣惊人，有皮亚拉振臂与众人互怼，也有哈内克、达内兄弟、肯·洛奇等跻身双金俱乐部。
既然是盛宴，就永远不能缺少明星，碧姬·芭铎的艳煞众人，格蕾丝·凯利的倾国倾城，索菲亚·罗兰的热情奔放，克劳迪娅·卡汀娜的欢快起舞，莫尼卡·维蒂的冷漠撩人、巩俐的东方风情，即便是范冰冰的一席龙袍也留下了印记。
那些逝去的戛纳时光，你知道多少？
1939年第一届戛纳电影节海报
第一届戛纳电影节于1939年9月1日举行。路易斯·卢米埃尔担任了第一届主席，但就在电影节开幕当天，德国闪击波兰，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爆发。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电影节才正常举行。
二战阴霾已过，1946年9月20日，在法国外交部、教育部、电影联合会的共同支持下，戛纳电影节正式重启，那年参加竞赛的有希区柯克的《美人计》，大卫·里恩 的《相见恨晚》，乔治·库克的《煤气灯下》，雷内·克莱芒的《铁路战斗队》，让·谷克多的《美女与野兽》，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片。
让·谷克多（左）、米歇尔·摩根（中）、让·马莱（右）在戛纳电影节上
在第1届戛纳电影节上，米歇尔·摩根凭借《田园交响曲》获得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颁发出的第一座影后奖杯。
在第1届戛纳电影节上，印度影片《贫民窟》同其他10部影片共同分享了最高荣誉。
迪士尼出品的《小飞象》入围了第二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最佳动画设计奖。
碧姬·芭铎在戛纳受追捧
1953年第6届戛纳电影节，只有19岁的碧姬·芭铎来到了这片蔚蓝海岸。当时的她是一个籍籍无名的18线小明星，仅仅出演过几回配角。她在海滩上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们拍个够。她身上的气质是前所未有的，碧姬不用蹭红毯就已经收获了媒体与业界的关注，三年后她带着《上帝创造女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那一年，乔治·希顿的作品《乡下姑娘》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格蕾丝·凯利第二次来到了戛纳电影节，就在这一年，她遇到了以后的丈夫摩纳哥王子---雷尼尔三世。
如今的金棕榈奖杯
1955年，电影节历史上第一座金棕榈奖杯颁发给了影片《君子好逑》。金棕榈奖的前身是“金鸭奖”，奖杯为金制棕榈枝，一共有19片叶子，又被称为“金棕榈”。“金棕榈”奖杯经历了50多年的演变，才逐渐成为现在的样子。在1954年，电影节理事会邀请多位珠宝设计师设计奖杯，最终敲定了Lucienne Lazon的设计。
索菲亚·罗兰在1955年戛纳电影节
现在蹭戛纳红毯成了中国小明星的必选项，想当年，在1955年戛纳电影节上还发生一场意大利女神之间的红毯大对决，就发生在索菲亚·罗兰与吉娜·劳洛勃丽吉达两位最当红的意大利女星之间。两人可以说积怨已久，索菲亚·罗兰更是在红毯上做足功夫。当年她走红毯就走了10分钟之久。
1954年，受法国二战历史委员会的委托，阿伦·雷乃拍摄了这部叫做《夜与雾》的纪录片，片名取材于希特勒1941年下达的“夜雾命令”。1956年，《夜与雾》入选了第9届戛纳电影节，但当时西德驻巴黎大使向电影节官方提出了书面抗议，其理由是影片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在官方渠道的压力之下，戛纳不得已取消了《夜与雾》电影节期间的放映安排。但这个决定引发了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集体抗议，权衡之下，戛纳选择在非竞赛单元低调地放映了《夜与雾》。
1959年，台湾话剧导演田琛执导的《荡妇与圣女》作为中国第一部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特吕弗与利奥德在戛纳
弗朗索瓦·特吕弗与少年让-皮埃尔·利奥德携《四百击》入围第1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后捧走了最佳导演奖，也让法国新浪潮正式登上舞台，安托万在影片中的最后一幕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安东尼奥尼和莫尼卡·维蒂在1960年戛纳电影节
安东尼奥尼的《奇遇》在13届戛纳首映，然而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常常偷笑，和嘘声，身在现场的安东尼奥尼和女主角莫妮卡·维蒂带着失望离开，维蒂眼看着剧组数月的心血不被认可难过的伤心落泪。
好在，包括罗西里尼、巴赞遗孀詹宁·巴赞等著名的导演和影评人等业内人士看到了《奇遇》在镜头语言上的探索价值，发出了公开支持《奇遇》的联合声明：“昨天，我们看了《奇遇》，这是本届电影节上最好一部电影。”并且批评了观众们观影时的闹剧。果不其然，《奇遇》最终拿下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2009年，62届戛纳电影节的海报设计的灵感，就来自于《奇遇》中的一幅画面。
1960年，李翰祥导演执导的《倩女幽魂》入围1960年第1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其后，《杨贵妃》《武则天》也相继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那边安东尼奥尼柳暗花明，这边的费里尼也是水深火热。两位导演同场竞技，费里尼带来的是《甜蜜的生活》，遭受的指责与攻击却也不少。《甜蜜的生活》对宗教本身的盲目与伪装给予了批判。但这显然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梵蒂冈的媒体给《甜蜜的生活》戴上了“煽动犯罪和堕落”的罪名，对费里尼本人的创作初衷也横加指责，甚至叫嚣着要求禁映影片，扣押费里尼的护照。不过，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和观众肯定了影片在批判与揭露上的价值。在两种力量的交锋中，《甜蜜的生活》在戛纳展映期间人气颇高，大家都想要一睹这部争议影片的真相。最终，戛纳顶住了压力，将金棕榈给了《甜蜜的生活》。
宗教话题一直以来相当敏感，第13届戛纳电影节上，布努埃尔带着他宗教三部曲之一《维莉蒂安娜》参赛，虽然获得金棕榈奖，但依然背负上了颇多的骂名，一切皆因为影片对基督教虚伪本质的赤裸揭露。影片在导演祖国西班牙被禁映，甚至威胁布鲁埃尔本人不许参加颁奖仪式。巴黎的街道上，有人在海报上写下“世界第一残忍的导演”，可以说《维莉蒂安娜》受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多重压力，但这都无法影响影片本身的闪耀。
影评人周单元创办于1962年，还得从在1961年第14届戛纳电影节讲起，当年电影节放映了雪莉·克拉克的《药头》，这部电影起初并没有被重视，但在电影节的放映极为成功。当时的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Robert Favre le Bret决定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联手发掘影坛的新鲜力量，他允许法国影评人协会在196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使用让谷克多大厅来举办为期一周的展映活动，著名导演奈丽·卡普兰将这一单元命名为“ La Semaine de la Critique”（影评人周单元）。
影评人周单元陆续发掘了克里斯·马克、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菲利普·加莱尔、肯·洛奇、莱奥·卡拉克斯、王家卫、阿诺·德斯普里钦、吉尔莫·德尔·托罗、雅克·欧迪亚、弗朗索瓦·欧容、安德里亚·阿诺德、加斯帕·诺等一批知名导演。
1962年李翰祥执导的《杨贵妃》获得戛纳电影节室内彩色电影摄影特别奖，华语电影首次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评审团将大奖的名称“Palme d'Or”（金棕榈）改换成了“Grand Prix du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当年获得此大奖的是雅克·德米的《瑟堡的雨伞》（《爱乐之城》曾向它致敬）。
奥利维娅·德哈维兰在1965年戛纳电影节
曾经两获奥斯卡影后的奥斯卡传奇影星奥利维娅·德哈维兰成为戛纳历史上首位评审团女主席。
左起依次是勒鲁什、戈达尔、特吕弗、路易·马勒、波兰斯基
1968年五月风暴席卷了法国，5月10日，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5月18日，在路易·马勒、特吕弗、戈达尔等人大闹会场，电影节暂停一天，5月19日，第21届戛纳电影节提前被结束。
导演双周单元是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平行单元，由法国导演工会在1969年创办，而就在前一年戛纳电影节因为“五月风暴”而停办。达内兄弟、布鲁诺·杜蒙、贝拉·塔尔等名导均出自导演双周单元，今年三金大热门迈克尔·哈内克的“冰川三部曲”都是在导演双周单元展映。
列侬和大野洋子出席电影节，和毕加索一样他们也跟正装有仇。
意大利女导演里娜·韦特缪勒的《咪咪的诱惑》是第一部由女性执导参加戛纳竞赛的影片。
希区柯克在1972年戛纳电影节
希区柯克的三部作品《美人计》《忏情记》《擒凶记》曾经先后入围过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可以均无斩获，此后他的作品只参加非竞赛展映包括《群鸟》《狂凶记》《大巧局》。
1973年，《极乐大餐》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上映，放映现场，观众们的嘘声不绝于耳，有的观众甚至对导演本人作出不够礼貌的举动。当年的评委会主席英格丽·褒曼也评价《极乐大餐》式“最卑鄙最肮脏”的影片。《极乐大餐》里四个中年男人对着空虚的生活和无望的世界，最终决定在“饕餮盛宴”中吃掉自己直至死亡。不过，把《极乐大餐》放在70年代的语境之下，其实也不算什么，毕竟同期还有《索多玛的120天》《感官世界》等大量如雷贯耳的同类影片。
当年整部《侠女》拍摄就历时两年，完成后分上下集上映，但票房皆不理想。1975年他剪辑了三小时的国际版送往戛纳影展（该片的英文字幕由胡金铨的助理许鞍华校对），但联邦影业拒绝再出费用，胡金铨最终自费前往。影片最终获奖，卖出了欧洲版权，最终才弥补了本片的亏损。
戛纳重新恢复了大奖名称“the Palme d'Or”（金棕榈），获奖的是讲述阿尔极利亚独立战争的《烽火岁月志》。
《出租车司机》主演罗伯特·德尼罗与朱迪·福斯特出席戛纳红毯
在那一年，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拿下了金棕榈大奖，当年的评委会主席是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评选的过程中，田纳西·威廉姆斯成功说服了所有的评委，把大奖颁给了自己的老乡。
这一年，吉尔·雅各布被提名为戛纳电影节电影节董事会新任主席。雅各布就是戛纳的代名词——在他掌管戛纳电影节诶的38年中，他让戛纳电影节成为了全世界全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依达的《大理石人》在31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影评人费比西奖，但影片参与电影节的过程却相当的艰难。《大理石人》用纪实的笔调揭示出极权的意识形态机器对个体的压制与摧残。联系到当时波兰的政治氛围，影片自然难以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可。然而，当时戛纳的参赛影片依然需要各国报送，《大理石人》参赛的前景堪忧。幸运的是，当时戛纳电影节的总代表吉尔斯·雅各布通过个人的努力，最终还是为《大理石人》赢得了在电影节期间的展映机会，而《大理石人》的遭遇，也是引发戛纳后来改变选片制度的由头之一。
波姬·小丝在戛纳
凭借着雏妓的题材和大尺度的裸露，足以让《艳娃传》成为导演路易·马勒最富话题性的作品。《艳娃传》的故事原型是11岁就裸体登上意大利版《花花公子》封面的伊娃·爱洛尼斯科。路易·马勒将其搬上荧幕，免不了涉及到雏妓和娈童的话题，再加上尚未成年的波姬·小丝在影片中裸露了身体，影片在戛纳招致了相当大的诽议。库布里克的《洛丽塔》仅有一个吻，却也让库布里克背负了骂名，尺度更大的《艳娃传》在戛纳的遭遇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但争议对于电影或者影人来说，从来都是双刃剑，童星波姬·小丝凭借此片声名大噪，影片也拿下了当年电影节的技术大奖。
“金摄影机”奖（Golden Camera Awards）的前身是“最佳摄影”，1978年改成“金摄影机”奖，凡是处女作都有机会获得此奖，我们熟知的吉姆·贾木许、米拉·奈尔、伊尔蒂科·茵叶蒂、雅克·范·多梅尔、陈英雄、贾法·帕纳西、河濑直美、柯内流·波蓝波宇、史蒂夫·麦奎因等知名导演均获得过“金摄影机”奖。
科波拉家族在1979年戛纳电影节
当年雅各布非常希望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进入1979年的戛纳主竞赛，《快报》的驻美记者秘密混进了联艺安排的电影小型试映，并报告给了雅各布。那届的戛纳电影节的阵容非常强大，《铁皮鼓》《天堂之日》《勃朗特姐妹》等片。科波拉的《对话》曾经拿过金棕榈，根据当年的规则，他只能去非竞赛单元，雅各布破例让它进入主竞赛。科波拉相当难搞，对组委会提出了各种要求，雅各布都满足了，最后与《铁皮鼓》分享了金棕榈，让科波拉非常不爽。
另外当年骑着爸爸肩膀参加红毯的索非亚·科波拉，今年凭着最新作品《牡丹花下》入围主竞赛。
黑泽明在1980年戛纳电影节
跟1979年一样，1980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也是双蛋黄，黑泽明执导的《影子武士》与鲍勃·福斯导演的《爵士春秋》两部影片分享金棕榈大奖。年届七旬的黑泽明踏上电影节红毯，这是继《活人的记录》入围主竞赛单元后，时隔24年再次入围金棕榈大奖。
1982年内地导演岑范执导的《阿Q正传》入围第3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代表中国内地电影第一次参赛戛纳电影节。当年，严顺开老师连戛纳是什么都不知道，用他的话说“我去做了两套西装，当时西装还很难找到地方做，好不容易才在友谊商店做到了两套。”
罗伯特·布列松与塔科夫斯基
作为罗伯特·布列松的收官之作，《钱》在戛纳的遭遇算是一波三折。导致其受到指责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是它对人们痴迷于金钱的丑陋进行了批判，让很多观众觉得脸上无光，嘘声四起。而另一方面，则是《钱》本身在艺术形态上的“极简主义”。凭借此片，布列松拿到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他共享荣光的是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而颁奖人则是年迈的奥逊·威尔斯。戈达尔曾评价说“布列松之于法国电影，犹如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
人们对大岛渚的印象，恐怕往往与情色、先锋相关。讨论人兽恋的《马克斯我的爱》出现在1986年戛纳，一部分观众关注的是大岛渚如何在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之下，探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但更多的观众，可能还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想要看看大岛渚到底如何在影片中呈现人兽恋。但可惜的是，大岛渚让这些人失望了，《马克斯我的爱》对性的表现相当克制，完全不是《感官世界》般的直白。但即便如此，保守派仍然找到各种理由对影片进行批驳，不过这些批评声，对大岛渚而言则是过眼云烟。
莫里斯·皮亚拉在戛纳电影节
1987年的金棕榈颁给了莫里斯·皮亚拉的《在撒旦的阳光下》，颁奖现场厌恶此片的记者们嘘声一片，不过特立独行的莫里斯·皮亚拉在台上也是毫不示弱，他举起右拳叫喊着“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一样不喜欢你们！”《在撒旦的阳光下》相当晦涩，充斥其间的宗教隐喻让这部影片的观赏门槛相当的高。《在撒旦的阳光下》对法国电影意义非凡，毕竟这是法国电影时隔21年之后的再度获奖。
索德伯格擒金棕榈
在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史蒂文·索德伯格凭借处女作《性、谎言和录像带》拿下了金棕榈大奖，而且本片也并不是世界首映，影片之前已经参加了圣丹斯电影节，索德伯格仅仅26岁，评委会主席维姆·文德斯可以说是相当大胆了。
张艺谋早期作品《菊豆》入围了1990年第43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也是张艺谋与巩俐首度登陆欧洲最重要的电影节。
《霸王别姬》夺金
1993年，对于中国电影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那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勇夺金棕榈，同时获得金棕榈的还有新西兰导演简·坎皮恩的《钢琴课》。当年的评委会分成两派：评委主席路易·马勒、阿巴斯、两库斯图里卡喜欢《霸王别姬》，其余欧美评委则支持《钢琴课》。路易·马勒在以后回忆说“这是我的决定。因为多数评委都很喜欢《钢琴课》……几乎每一次讨论，我们都会把这两部影片提出来。既然都难以割舍，只有并列，我认为这是理想的安排。”当年张国荣在戛纳影帝上以一票之差负于《赤裸裸》中的大卫·休里斯。
张艺谋携作品《活着》再次杀入主竞赛，最终获得评审团大奖，葛优凭借在影片中对于角色富贵的精彩演绎成为了第一位华人影帝。
库斯图里卡与安哲罗普洛斯
1995年，库斯图里卡凭借《地下》再次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当年的评委会主席是让娜·莫罗，虽然她此前与希腊大导安哲罗普洛斯合作过《鹳鸟的踟躇》，却并没有把金棕榈颁给同年入围主竞赛的《尤利西斯的凝视》，肯·洛奇的名作《土地与自由》也没有获得女神的青睐，反而再次把金棕榈颁给了库斯图里卡。
凭借着《怒火青春》，马修·卡索维茨获得了第4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导演，影片也捧红了文森特·卡索，影片在戛纳的上映充满着轰动效应。最开始，戛纳的治安部门尝试组织《怒火青春》剧组在红毯上亮相，因为在他们看来，影片对警察的描写太过于极端，甚至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后来，当马修 ·卡索维茨携夫人到达红毯时，治安人员选择了集体背过身去，沉默地表现了警察群体对这部影片的不满。
主席阿佳妮
1997年的金棕榈是双蛋黄，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和今村昌平的《鳗鱼》。《樱桃的滋味》本来被伊朗官方禁了，电影节组委会是费了好大劲，才在最后时刻把胶片带到了戛纳，阿佳妮并没有按照惯常的方式进行评选，阿佳妮也在评选的过程中被逐渐架空，评委莫莱蒂耍了手腕，雅各布虽然觉得《鳗鱼》不足以拿到金棕榈，却无法干涉评委会的决定，最后只能让双蛋黄出现，而阿佳妮喜欢的阿托姆·伊戈扬的《意外的春天》只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虽然1997年最后的评选结果并不能服众，但巩俐作为评委，是第一位成为评委的华人。
达内兄弟获金棕榈
《罗塞塔》是达内兄弟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当年人们普遍看好的是西班牙巨匠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所以，当颁奖礼上以大卫·柯南伯格为首的评审团将金棕榈奖颁给《罗塞塔》时，在场的记者们再次爆发出了嘘声，既为阿莫多瓦鸣不平，又吐槽了评审团的选择。在这样的尴尬氛围之下，达内兄弟在领奖台上也并没有示弱，说“罗塞塔是一名女战士”。《罗赛塔》当然是一名女战士，不仅带来了金棕榈，还为女主角拿到了最佳女演员奖。
阿彼察邦夺新千年首金
当年主席蒂姆·波顿解说为什么会把金棕榈颁给阿彼察邦，说因为他从没看过这种电影。当年迈克·李的《又一年》场刊评分3.4高居榜首，夺金的呼声的也是最高的，但是最后颁奖的时候一个奖都没捞到。当年两人就在戛纳历史最失败主席阿佳妮的评审团中合作过，阿彼察邦的前作《祝福》拿过一种关注大奖，他最好的作品《热带疾病》只获得评审团奖。
2000年是华语电影在戛纳最风光的一年，杨德昌的《一一》，姜文的《鬼子来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三部华语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这也是代表了华语电影最高水平的三部作品，其中杨德昌获得最佳导演奖，姜文获得评审团大奖，《花样年华》获得技术大奖，并且让梁朝伟成为香港第一位戛纳影帝。
《24小时派对狂》是迈克尔·温特伯顿执导的一部传记片，影片留给戛纳最深的印记却是演员们为了宣传，策划出来的一出闹剧。扮演“快乐星期一”主唱沙恩·雷德的演员丹尼·坎宁汉姆冒出了这个疯狂的宣传噱头，而其灵感来自于雷德本人年幼时用可卡因毒死3000只鸽子的“光辉”事迹。为此，坎宁汉姆带来了相当多的道具鸽子当作宣传的噱头，他们在戛纳的私人海滩上用沾了假血的鸽子互相攻击，甚至还攻击了高档餐厅中正在用餐的客人们，最终，是戛纳的安保人员用带刺的狼牙棒制止了这场闹剧，并且将剧组和在旁观战的英国媒体一起，赶出了戛纳海滩。
《不可撤销》在戛纳公映之日起，就伴随了相当巨大的争议之声。人们对女主角莫妮卡·贝鲁奇那段长达10分钟的强奸戏难以忍受，相继退场。而喧嚣过后，人们对这部影片印象最深刻的，仍然还是这些直白的视觉刺激，比如相当真实的强奸场景，用灭火器砸烂强奸犯的面部，以及晃动到让观众眩晕的手持镜头。实际上，戛纳里来在情色与暴力上有很大的容忍度，但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认为《不可撤销》应当被禁映。
《华氏911》拿大奖
《华氏911》是1956年路易·马勒的《寂静的世界》之后，第二部能够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纪录片。尽管意义非凡，《华氏911》很难说得上是一部多么经典的美国纪录片，可想而知，当昆汀·塔伦蒂诺带领的评委会最终将大奖颁给这部影片时，会引来多么大的质疑之声。最终，戛纳不得已在颁奖礼后，由评委会召开记者会发布了声明，声称影片的获奖是因为其艺术价值，而非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这未免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乃至于第58届戛纳电影节上，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表示戛纳将避免政治因素的涉足，评审团主席库斯图里卡也说本届的评选将以艺术的标准进行。
在2004年的第57届戛纳电影节上，柳乐优弥击败包括梁朝伟《2046》、丹尼尔·布鲁赫《替天行道三人行》、盖尔·加西亚·贝纳尔《摩托日记》、崔岷植《老男孩》等人，以14岁的年轻成为戛纳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梁朝伟在返港时吐槽道：“14岁有什么演技？你告诉我！”
2004年张曼玉与前夫法国著名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合作的《清洁》，为她获得了影后的殊荣，这也是首位华人女演员获得影后殊荣，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
戛纳与中国电影的渊源不浅，但偶尔也有那么点小磕碰。第58届戛纳电影节上，王小帅的《青红》有幸进入竞赛单元，原本中国记者都有很大的期待，但组委会给《青红》的放映安排，却遭到了中国记者的集体抗议。原因在于电影节官方在放映上的区别对待。《青红》仅有上午11点一场放映，不仅时间上与吉姆·贾木许的《破碎之花》冲突，导致很多记者分身乏术。下午14点发布会也被安排在了只能容纳300余人的布努埃尔厅。鉴于此，大陆的记者便向组委会提出了抗议，但戛纳的回复则是这些安排和国家、导演并无关系，戛纳不会特殊对待任何人。不过，导演王小帅倒是对此表示理解“应该尊重组委会的安排。”
2006年香港导演王家卫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判团主席，成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并不只有中国人一家。英国人同样如此。第59届戛纳电影节，肯·罗奇的《风吹稻浪》就受到很大的争议，导演本人亲口承认“我称这部电影为反英电影，我们有权利去抨击我们的领导者的错误与残忍，包括过去与现在。”所以他将故事背景选在了爱尔兰独立战争和内战期间。但这种争议题材，不管怎么拍，必然会有人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来自英国本土的反对声音，有人指责影片美化了爱尔兰的独立分子，却将英国人描绘的丑陋不堪，还有人说肯·罗奇是借着爱尔兰独立的历史来反对英国，不过正如导演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希望真实的历史能够被观众所看见。
2007年，伊朗导演、女漫画家玛嘉·莎塔碧的动画长片《我在伊朗长大》入选了戛纳主竞赛单元，影片根据莎塔碧的同名自传漫画改编，讲述的是莎塔碧成长过程和她所感受到的伊朗社会，而她成长的70、80年代，也正是伊朗社会风云巨变的时期，这样一部影片注定和政治脱不开干系。很快，来自伊朗官方的抗议书便到来了，要求戛纳电影节撤映这部影片。但法国则拒绝了这一外交请求，法国外交部发言人马特伊则声称，《我在伊朗长大》参赛与政治毫无关系，挑选影片的本意为艺术，不会受到政府的制约。为艺术挑选影片是电影节的职责，不受政府制约。一部动画电影，能把争端上升到两个国家之间，也是相当厉害了。
第62届的戛纳电影节评委内部有巨大分歧，评委会内部的成员对主席伊莎贝尔·于佩尔相当不满，甚至直说她就像是“法西斯分子”。但这些新闻与《反基督者》带来的冲击相比，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反基督者》由拉斯·冯·提尔编剧、执导，影片通过一起丧子之痛，用寓言式的视听语言将人性剥落到了极致。尽管有一些美妙的镜头，以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但《反基督者》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仍然是影片里露骨的性爱场景，女主角夏洛特夏洛特·甘斯布大胆地裸露了自己的身体，一些血腥的场景让首映时的观众不得不退场。记者发布会上，记者和影评人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针锋相对。
电影史一直以来就是充满性别歧视的历史，从诞生到现在，女性电影工作者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但仍然无法与男性取得同样的成绩和认可。第63届戛纳电影节则显得更为极端，19部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毫无例外都是男性导演的电影。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戛纳，200余部主竞赛单元影片中，女导演影片不到20部。再回看金棕榈的获奖史，也只有简·坎皮恩凭借《钢琴课》在1993年拿到了金棕榈大奖。这样看来，戛纳电影节对女导演的“忽视”的确由来已久，于是201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英国女导演罗丝·托尤森便广泛征集签名，获得了超过一千人的支持，将一封抗议性别歧视的请愿书送到了组委会。
拉契德·波查拉对电影题材的选择向来大胆，所以当他的《法外之徒》把目光放在法国于1945年5月8日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的“塞提夫大屠杀”事件时，争议也就无可避免了。果不其然，影片还未在戛纳公映，便有法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宣布将对影片进行抵制。放映当天，大批反对影片的人士在戛纳举行示威游行，这里面包括了曾经参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兵、社会活动家和政界人士，他们聚集在戛纳市政府附近的纪念碑，高唱着马赛曲和二战时期法国非洲军团的颂歌，斥责影片时“民族解放组织的帮凶”。对此，导演本人倒很大度“对我而言，有人不赞同我的电影很正常，可我希望这种不赞同的意见能够以冷静而明智的方式表达出来。”
拉斯·冯·提尔
拉斯·冯·提尔带着《忧郁症》来到戛纳，虽然很多评论认为电影质量不错。但拉斯·冯·提尔却自讨苦吃：“我理解希特勒，他肯定做了些错事，但我想我了解他，而且有点同情他……好吧，我是纳粹。”这番价值观扭曲的言论，自然成为扔向本届戛纳电影节的一颗炸弹，《好莱坞报道者》称他是“又一个梅尔·吉普森”，更是自毁了影片在北美上映的前程。拉斯·冯·提尔虽然很快做出了道歉，“如果今早记者会我的言论伤害了任何人，我郑重道歉，我不是反犹太、种族歧视，也不是纳粹。” 但戛纳组委会对此相当不满，不仅取消了电影的的庆祝派对，甚至发出电影节不允许有类似言论的警告。
2010年12月20日，伊朗官方宣布对导演贾法·帕纳西的判决，宣布他将在监狱中度过6年时间，并且被剥夺长达20年的社会权利，与电影相关的一切活动都被禁止。然而，就在64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组委会收到了帕纳西制作的一部特别的影片。影片记录了帕纳西本人被逮捕之后到宣判期间的生活，摄影机忠实地将视角对准了帕纳西和他的公寓，看上去非常日常化的生活背后，其实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热爱电影的导演在脱离电影之后内心的遭遇。影片送到法国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帕纳西制作完成之后将其拷贝进了u盘，最后放在蛋糕中托人带出了伊朗，也最终得以与世人见面。
第6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由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担任，颁奖礼之后，细心的人发现了获奖名单中的“蹊跷”。在主竞赛单元中脱颖而出的《越过群山》《光之后》《真人秀》和《天使的一份》等6部影片，法国等契约电影发行公司均有份参与到制作或发行过程中，而莫莱蒂2011年的新作《教皇诞生》的制作发行方也是契约公司，这样的巧合难以避免的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质疑。媒体开始公开指责莫莱蒂通过影响其他评委操控了获奖结果，对此，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也表示“操纵评委会从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莫雷蒂手中只有一票，他必须同时说服其他8位评委。”
2013年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专门为“狗狗演员”设立“棕榈狗奖”，索德伯格执导的电视电影《烛台背后》中的一条贵宾犬获得此项殊荣。
格斯·范·桑特带着新片《青木原树海》重返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让相当多的影迷异常激动，然而，影片相当肤浅，用大量的日本元素堆砌却十分表面化，而且滥情的配乐和庸俗的煽情，都让影片显得异常低水准。放映结束出现字幕时，在场的记者齐齐发出了嘘声，场刊里大量的最低分集中出现在这部影片上，有记者评论说“这就是范桑特导演生涯中最烂的电影，没有之一”，“本届主竞赛单元最烂影片诞生，不可能还有比这更烂的了”大家对这部影片的厌恶，可见一斑。但正是这样一部影片，却挤掉很多优秀的影片进入到了主竞赛单元，堪称是本届戛纳电影节最大的争议之一。
作为台湾电影节的标志人物，侯孝贤前后凭借《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这七部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戛纳首秀虽然输给了陈凯歌，也拿到了评审团奖，2015年的夺金热门《刺客聂隐娘》遗憾只拿到最佳导演奖。
2015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将，“金马车奖”将授予贾樟柯，贾樟柯是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导演，之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南尼·莫雷蒂、大卫·柯南伯格、吉姆·贾木许、简·坎皮恩等电影大师曾被授予过这一殊荣。
第70届戛纳电影节海报中意大利女星克劳迪娅·卡汀娜翩然起舞，取材于克劳迪雅1959年在罗马一个屋顶上拍摄的照片，与本届电影节“欢乐，自由，大胆“的主题相得益彰。但对照原版照片就可以发现，海报其实是经过修饰的，克劳迪雅的腰、手臂以及腿部都被修改得更加细长，头发、裙摆也经过了修饰，这下戛纳又捅了篓子，一些女权主义组织批评主办方修图的意义，甚至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然而克劳迪雅本人对此倒是表示理解，接受采访时她说“图片的修改加强了照片轻快的感觉，把我变成了一个梦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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