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各国需要正视所谓“本土民族”在各方面的缺陷不足，特别是俄罗斯族、德意志族、朝鲜族人口众多的哈萨克斯坦，其统治集团需要正视哈萨克族在知识文化等各方面与俄罗斯族的差距，矫正其“去俄罗斯化”路线；否则，许多自以为是给哈萨克族谋利益的做法恐怕最终只是阻塞了哈萨克族自我提升的路径，因为他们因此会将许多落后的东西当作珍宝，会孜孜以求特权优惠，而不是勤奋学习钻研、提高自身素质与俄罗斯族公平公开竞争，他们中的保守落后势力会打着“弘扬民族文化”之类旗号而建立、巩固自身特权，不惜禁锢整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生机。
〖前言〗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与开拓中亚市场的一线企业人士交谈，了解了不少一手情况，令我心情阴郁。本来就一直认为中亚方向各国商业环境很成问题，与他们交谈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一是要正确配置资源方向，发展潜力有限的地方不能投入过多资源，适度投入；二是在此前提下，直面挑战，解决问题。贴出这篇旧文，以兹纪念。
本文以“《石油熊市和中亚危机的阴影》”为题刊发于香港《经济导报》（香港）2014年第23期，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017.6.26
石油熊市和中亚危机的阴影
油价暴跌，石油如同其它初级产品一样步入可能持续10年左右的熊市；如同1980-1990年代的初级产品熊市引爆了席卷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动一样，今天的石油熊市也会在许多地区引起连锁经济社会反应。其中，中亚就是一个与我国利益切身相关的准危机区。无论是否油气生产和输出国，中亚国家国内经济社会稳定性都将因油价暴跌而面临重大冲击。
遭遇直接冲击最大的无疑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三个中亚最大油气生产和输出国。在长达十年之久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中，这三个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依靠坐享其成的天赐财富，实施了许多民粹主义措施，如过滥的福利，躲避了许多必要、但不无痛苦的调整改革。熊市期间，建立在这种坐享其成财富之上的寄生性福利生活将难乎为继。
仅以激励浪费、抑制生产、加重财政负担的能源补贴为例，中亚国家普遍补贴水平甚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Energy Subsidy Reform：Lessons and Implications）报告的估算，2011年全世界对煤、石油产品、电力、天然气等能源产品的补贴总额达2.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5%，其中中亚五国能源补贴占GDP比例分别为：哈萨克斯坦，石油补贴占GDP的0.65%，电力补贴0.94%，天然气补贴0.15%，煤炭补贴0.28%，合计占GDP的2.02%；吉尔吉斯斯坦，石油补贴3.47%，电力补贴5.43%，两项合计占GDP的8.90%；塔吉克斯坦，电力补贴一项就占GDP的1.95%；土库曼斯坦，石油补贴6.00%，电力补贴2.32%，天然气补贴14.80%，三项合计占GDP比重高达23.12%；乌兹别克斯坦，电力补贴5.71%，天然气补贴18.88%，两项合计占GDP比重高达24.59%。[1]能源补贴负担如此沉重，在牛市期间财源滚滚之际尚可转嫁石油天然气进口国埋单，到得熊市期间，这种如此奢侈、如此低效的体制还能原样持续吗？而这种必要但痛苦的调整，他们有能力、有决心实施吗？
即使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种非产油国，他们的经济也避不开油价暴跌的冲击。因为与中国这个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不同，他们的经济高度依赖于俄罗斯，油价下跌给他们带来的减少能源开支之利少，俄罗斯经济因油价下行而萧条给他们带来冲击大。如塔吉克斯坦人均GDP不过区区1037美元，是全世界最依赖出国务工人员汇款的国家，且其汇款几乎全部来自俄罗斯。今年第一季度，此种汇款出现了2009年以来第一次下降，据政府估计，2014年夏季（亦即油价开始显著下跌）以来，来自俄罗斯的汇款降幅达1/5。
危机是最能考验一个国家社会凝聚力的时期，但中亚国家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人警觉的无疑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对中亚政治经济稳定的长久威胁。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IMU），鼎盛时期拥兵六千之众，装备主战坦克数十辆，还拥有“冰雹”式火箭炮、“毒刺”式导弹等重型技术装备，战力超过某些中亚国家政府军，训练营和基地横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国。多年前，该组织就曾致信威胁要杀死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总统；2012年2月，22岁乌兹别克斯坦籍男子乌鲁格别克·科迪罗夫承认图谋刺杀美国总统奥巴马，更轰动国际。该组织又与中亚其它“三股势力”一样高度国际化：一方面，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极端势力不断为其补充成员、资金，乌伊运穆夫提[2]便是来自缅甸的罗兴亚人阿布·扎尔·布尔米；另一方面，该组织又不断向域外伸张触角，以至于成为东突暴力恐怖组织最亲密的合作伙伴，甚至可以说当前最主要的东突暴力恐怖组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实质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分支机构。
“三股势力”得以坐大，从长期来看，首要根源无疑是其宗教文化传统；从中短期来看，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影响更大，麻烦的是高度依赖于油气开发的经济结构恰恰比制造业驱动的经济结构更能制造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经济波动。如果说，苏联时代的中亚还有可能依托全苏市场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制造业而缓解本地产业结构的上述负面影响，依靠大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应对经济波动的冲击；那么，时至今日，作为独立的小国，中亚诸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了。
民族关系同样是中亚诸国社会的裂痕。尽管中亚各国均以所谓“主体民族”命名，但各国同样存在大批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德意志等欧洲系民族，朝鲜、东干等东亚系民族，以及其它突厥系少数民族，俄语的族际交流语言地位相当稳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苏联时代和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俄罗斯族都是当地第一大民族，只是由于独立后持续“去俄罗斯化”才下降为第二大民族。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主体民族”与欧洲-东亚系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事关其稳定与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甚至可能成为致命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中亚“主体民族”历史上成型甚晚，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直到19世纪俄罗斯势力进入中亚时，这个毗邻印刷术故乡——中国的地区仍不存在任何印刷业；乔坎·瓦里汗诺夫（1835-1865）是哈萨克民族第一个历史学家、哈萨克历史人文学奠基者、《玛纳斯》等中亚游牧民族史诗研究的开创者，而他之所以得以成为那时哈萨克民族凤毛麟角的识字者，是因为他从小在俄罗斯军校长大。今天，就总体而言，无论是知识技能还是勤奋敬业精神，俄罗斯族、德意志族、朝鲜族等欧洲和东亚系民族强于中亚“主体民族”，这些人也有助于中亚国家与比他们国内市场大得多的外部市场保持有机联系。即使在斯大林时代，德意志族两手空空被流放到遥远陌生的中亚后，也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比当地俄罗斯族还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更不用说与中亚突厥系民族相比了，不止一位俄罗斯作家用赞赏、钦佩的口吻描写过这一事实。为中亚国家自身发展计，他们应该充分发掘这些人的才智潜力为国家发展服务。
然而，自从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的“去俄罗斯化”相当过头，排挤知识技能较高也更勤奋的俄罗斯族等欧洲系民族，优先提拔安置哈萨克族、土库曼族，而且这些获得提拔的人才智技能往往不如人意，……诸如此类的措施导致中亚人才严重流失，不仅损害了国家发展潜力，而且造成社会矛盾暗流涌动。石油熊市和老总统去世会让矛盾凸显，甚至爆发。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此种矛盾尤为突出。出身苏联时代加盟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的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执政至今，还能压住阵脚，这10年还有资源牛市的大饼可以分享；油价下跌之后呢？老总统身后呢？出身苏联时代党政干部的老总统对苏联还有感情，纳扎尔巴耶夫对苏联的感情尤其深厚，他们还会努力控制“去俄罗斯化”浪潮避免溃堤，可他们的继承者还会这样吗？须知，我们在习近平时代就多半会目睹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离世。
中亚各国需要正视所谓“本土民族”在各方面的缺陷不足，特别是俄罗斯族、德意志族、朝鲜族人口众多的哈萨克斯坦，其统治集团需要正视哈萨克族在知识文化等各方面与俄罗斯族的差距，矫正其“去俄罗斯化”路线；否则，许多自以为是给哈萨克族谋利益的做法恐怕最终只是阻塞了哈萨克族自我提升的路径，因为他们因此会将许多落后的东西当作珍宝，会孜孜以求特权优惠，而不是勤奋学习钻研、提高自身素质与俄罗斯族公平公开竞争，他们中的保守落后势力会打着“弘扬民族文化”之类旗号而建立、巩固自身特权，不惜禁锢整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生机。从这些国家这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意淫式历史编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风险。而且，这些国家的好些政策措施，着眼点并不是做大做强本国经济社会实力，而是提升当前“主体民族”权力，而这样的措施必然会留下许多副作用。
然而，在狭隘民族主义裹挟之下，中亚国家认识得到这些问题吗？他们有决心有勇气有能力推行这样的改革吗？不容乐观，毕竟，这些国家独立建国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得之于狭隘民族主义，而且往往是汰优助劣的逆向淘汰民族主义，独立后建立的选举政体（尽管并不十分符合西式标准）又会激励狭隘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
回顾1986年12月17-18日阿拉木图骚乱，正是这场骚乱揭开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民族冲突频发、国家解体的序幕。骚乱起因是16日哈萨克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74岁的哈萨克族丁·阿·库纳耶夫的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俄罗斯联邦调来的59岁俄罗斯族根·瓦·科尔宾接替。按常理，库纳耶夫不仅高龄，而且政绩不佳，该共和国工农业部门连续多年不能完成生产计划，在共和国党代会和苏共大会遭到点名批评，解除其职务，代之以年富力强积极进取的新人，理所当然，也是当地人民的福音。但库纳耶夫虽然治理无方，却保位有术，在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政要职的30多年里任人唯亲，在各个领域任用安插了一大批不学无术、只关心个人福利、手脚不干净却擅长阿谀逢迎的狗苟蝇营之徒，结成了盘根错节的腐败无能帮派。在面临党纪国法制裁之际，聚集在他周围的利益集团企图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避免因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而受到惩处，地方民族主义就成为他们对抗中央的护身符，在这个俄罗斯族人口占多数、大多数哈萨克族讲俄语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加盟共和国操纵掀起了一场地方民族主义骚乱。在这场骚乱中，数百名青年学生和流氓无赖聚集市中心广场和街道，呼喊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打出“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之类标语，殴打民警和纠察队员，纵火焚烧店铺和私人小汽车，一名警察和一名学生被打死，近200人受伤。如果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精英们仍然把这场骚乱视为值得纪念的英雄行为，而无视其倒退意义，他们统治的这个国家和谐程度、进步潜力究竟几何？
在实践中，中亚国家上述问题对中国的现实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反分裂斗争，而是也包括经贸合作领域。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往往受到狭隘资源民粹主义影响而出现严重偏差；因为他们选拔具体业务负责人员往往并非任人唯贤，以至于常常眼高手低；因为他们无处不在的全方位腐败问题；因为他们若隐若现的政治权力代际交接和风险问题；……我们不应也不会干预中亚国家的内政，但我们必须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口号干扰，冷静客观地观察这些邻邦、贸易伙伴，正视他们客观存在的问题，才能客观准确评估他们的稳定性和发展潜力，并据此制定正确的商业和外交策略。
（初稿2014.10.29，修订2014.11.20，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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