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奇遇》译后记丨奇遇的五个瞬间

奇遇，历险，冒险，探险： adventure ， aventure ， avventura ……总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从古至今有这么多故事被命名为奇遇，以至于它几乎成了每一个值得讲述的角色的身份标识：英雄的奇遇（派尔的罗宾汉），女性的奇遇（艾伦的凯莉），孩童的奇遇（吐温的索亚和贝恩），甚至一个木偶的奇遇（科洛迪的皮诺乔）；海上的奇遇（荷马的奥德修斯），空中的奇遇（凡尔纳的费尔久逊），甚至各个地方的奇遇（埃尔热的丁丁）；现实的奇遇（狄更斯的奥利弗），梦幻的奇遇（卡罗尔的爱丽丝）……任何时刻、任何地点、任何人物都有可能遇上的奇遇。但阿甘本的《奇遇》没有讲述这些人物的非凡故事，他讲述的是另一个变形的故事，也就是“奇遇”一词在几位古老神灵的照耀下显现出各种形态的历程，或不如说，那就是“奇遇”概念本身的一场奇遇。

以下的五个片段并不试图对此书进行任何的阐释，它们只是译者在陷入这场转渡的奇遇时，在其航程之外偶然瞥见的几个闪烁着奇遇之可能性的瞬间。

命  运

阿比 · 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谱编号 48 的图板主题为“福尔图娜”（ Fortuna ），即罗马神话中的时运女神，其在希腊神话中的前身正是堤喀（ Tyche ）。通过对 14—17 世纪的一系列图像的整理，瓦尔堡想要回顾福尔图娜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的演变，并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人的自我解放”的深刻命题。个体同命运的斗争在“商人”文化的那部分图片里得到了尤为突出的表达。其中的一张图片是鲁切拉伊（ Rucellai ）家族的纹章，上面呈现了一位在船上举着帆桁的福尔图娜。在 1907 年赫尔茨安南图书馆的讲座 “ 弗朗切斯科 · 萨塞蒂对其儿子们的最终告诫 ” 里，瓦尔堡曾提及这个纹章，并认为其寓意是对“实践理性能否战胜命运之偶然”的回答。鉴于乔万尼 · 鲁切拉伊的 “ 商业冒险者（ venturer ） ” 身份，其事业的成功取决于巧妙地处理同命运之“风暴”（这是福尔图娜在拉丁语里的另一意思）的关系，因此，关键不是彻底地夺取支配的权力，而是在虔诚地服从命运之意志的同时，更多地借助于理性。也就是说，为了达成命运和冒险之间的美妙平衡，为了让女神向前途不定的冒险伸出好运的援手，有必要从一个单纯、盲从的冒险者转变为一个审慎、理智的探索者，而这，正如弗朗科 · 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资产阶级》（ The Bourgeoi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里指出的，就意味着福尔图娜形象本身的理性化。自此，引领着命运之船的女神成了商业冒险（投机）的保护神，而那样的冒险，其直观的活动乃是航海 —— 海上的历险，并且，根据莫雷蒂的说法，它打开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其中的典型当属笛福的鲁宾逊（在通行的译法里，“漂流记”，根据最早的冗长标题“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事实上就是“历险记”）。

语  言

有不少理论著作也把“历险”作为了它们的标题：梅洛 - 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巴迪欧的《法国哲学的历险》，怀特海的《观念的历险》，冈特的《美的历险》……但很多时候，“历险”一词只是“历史”或“历程”的别名，其作品并不解释如此之“历险”的历险性。但有一个例外。在《符号学历险》的导论里，罗兰 · 巴特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次“奇遇”。面对着一位视之为符号学专家的学生所流露的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的激情，巴特感到了一种预设的双重身份所引发的尴尬。为此，他特意说明了他与所谓的符号学的关系。诚然，他承认他与符号学团体保持亲密的距离，他也的确从事符号学的写作，但他拒绝视之为一门学科，更不认同自己是其代表的形象。他说他时刻准备着从中撤退和逃离，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拘束的关系（他写作只是为了快乐）。正是在这个地方，他把符号学定义为“历险”，或不如说就是“奇遇”，并将之解释为他通过能指“所遭遇之物”。因此，对巴特而言，“历险”仅仅意味着文本内部的一次偶遇，或许只是符号所开启的变形记。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出自他为巴塔耶的小说《眼睛的故事》（ Histoirede l'oeil ）所写的文本分析，在那里，他特意使用了“历险”一词。但历险的主体不是任何有名有姓的人，也不是什么变换位置的物，而是作为客体的符号，确切地说，是符号的滑移构成的隐喻链 —— 球体的隐喻链（眼睛、鸡蛋、睾丸、太阳）和液体的隐喻链（牛奶、蛋液、尿液、精液、泪水） —— 并且，两条隐喻链会发生交错和转移，由此形成了转喻。在这个意义上，情色的诗学源于一种意象的转喻运动所包含的僭越价值，而这运动背后的符号游戏，可以说，就是语言自身的奇遇。

影  像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奇遇》（ L'avventura ）是一部奇妙的影片，任何从中期盼一场奇遇的人都不免陷入疑虑：到底什么才是标题中宣告的奇遇？无疑，发生了一起神秘的事件，但角色们遭遇的并不是什么显现，而是缺席：安娜失踪了，彻底没了踪影，似乎奇遇的全部赌注都押到了和她不可思议的重逢上，但那是不可能的，茫然的寻找只是开启了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旅程。途中的确遭遇了一些看似奇异的事物：年轻的画家，迷狂的人群，空洞的教堂……但一切都预示了结果的空虚。克劳迪娅取代了安娜，又一段幻灭的恋情。奇遇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吸引？或许，导演有意把欲望的盲目冲动展示为一种“奇遇”的经验，就像他在一次访谈中透露的：“每一天，每一次情感的相遇都促成了一段新的奇遇……但出于恐惧和挫败，奇遇只能终结于一个僵局。”奇遇因此只是奇遇的不可能性，它通向了自身的失败。但这一失败，这一嘲讽，需要另一种奇遇来承担。当人物惶然地追寻他们的爱情时，看不见的摄影机则在清醒地追逐影像的空间。只有在这银幕的奇遇内部，不可能的奇遇才揭示了它的本质：最后一幕里，寂静荒芜的大地上，流泪、绝望、温情，最后之人，就像最初之神。在这一刻，也许发生了至高的奇遇，即与某种超出奇遇本身的东西相遇，那东西以其绝对的力量触及并穿透了每一个注视却又看不见它的人。在这一刻，日常的奇遇彻底瓦解了，它再日常不过；但随着姿势的凝固，另一种奇遇降临。艾弗尔（ Ayfre ）曾把电影称为“人的奇遇”；这不只是因为电影是对某一“人之境况”的展现。在根本上，电影能够成为奇遇，就源于它对这样一个永远出乎意料的神圣时刻的预备和等待。

存  在

作为法国“事件”哲学的代表人物，克洛德 · 罗马诺（ Claude Romano ）在他的著作《事件与世界》（ L'événement et le monde ）中提出了一种事件解释学（ herméneutique événementiale ），力图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解释学区别开来。其核心的概念乃是他创造的“ advenant ”（发生）一词。在解释使用该词的理由时，他提到了“ advenant ”与“ aventure ”（奇遇）在法语网络中的密切联系，并指出，他选择“奇遇”正是为了取代存在论的“生存”（ existence ）。那么，每个人的生存或整个生命可被视为一场“奇遇”或“历险”，而奇遇的起点就是所谓的“出生”。但罗马诺注意到，只要出生作为一个事件处于“此在”（ Dasein ）的一切“谋划”（ Ent-wurf ）和“被抛”（ Geworfenheit ）之前，事件就绝不等同于存在，相反，存在恰恰是从事件的发生中产生。鉴于“有人出生”的无人称事件先于“我之存在”，罗马诺认为，“ advenant ”才是“此在”的可能性和条件。由此， “ 此在 ” 相关的存在论话语不再是理解人之奇遇的本源范畴了，其首要的范畴应当是事件论话语。只有从“ advenant ”出发，生命的根本奇遇性，其向着事件敞开并因此形成历史的可能性，才得以说明。而这样的说明就是罗马诺定义的关于“ advenant ”的现象学解释学的使命。在这里，奇遇不再是非凡的事件、奇异的遭遇，而是成了人之存在的基本情境，也就是，一个总向着事件敞开并让事件对之发生的情境；当一个从根本上无人称的事件通过“ advenant ”的方式对“我”发生（ advient ）或来到（ vient ）“我”身上时，存在的奇遇之奇遇性就得到了奠定。在这个意义上，奇遇意味着人迎接事件的能力，它规定了人作为“ advenant ”对一般之事件的无限敞开，而这，按罗马诺的分析，最终意味着对时间性的敞开。出于如此的敞开，“ aventure ”（奇遇）被改写为了“ a-venture ”（奇 - 遇），甚至可以写成“ àventure ”。作为“奇 - 遇”的存在因此暗示着：存在总包含了打断（ - ）或间隙，那正是未知冒险的空间；人既处在（ à ）奇遇之中，又永远地走向（ à ）奇遇。

政  治

在《最后一夜》（ The Last Night ）的最后部分里，年轻的意大利哲学家费代里科 · 坎帕尼亚（ Federico Campagna ）意图为其设想的激进无神论（ radical atheism ）的生命形式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他最终想到了“奇遇”（ adventure ）一词。对坎帕尼亚来说，“奇遇”是一种行动的方式和一种组织的方式，他形象地称之为“骨骼”，正是这样的骨骼支撑着欲望的肉躯，并在事件之时间的支配下，走向了外部裸露的的风险。在共同的裸露中，奇遇者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坎帕尼亚称之为“自我主义者的联合”。如此的联合既不基于任何共同的利益，也不出于什么道德的要求；每个奇遇者既独一无二，又彼此平等，将他们聚到一起的只是这场奇遇本身。在根本上，奇遇是对大写之历史（ History ）或宗教（ Religion ）的逃离，也就是，逃离资本主义劳作的“主导性质的抽象化”，拒绝生命在机械荒漠中的献祭。奇遇就是在现实的风景里寻找并遭遇一片新的绿洲，并在那里让生命的潜能得以爆发。但奇遇，坎帕尼亚最后指出，秉持着一种“视觉禁欲”的信念，它是黑夜时代里隐秘的漫游，不可见的实践。因为奇遇，在任何时候，都表露出一个脱离正轨的姿势，折射着僭越的冲动，它不被社会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坎帕尼亚情愿用“自我主义者”这样看似污名化的方式称呼奇遇者，如同早期基督徒对其自身的指涉。奇遇只能从一个个悄无声息的、卑屈的步伐开始：或许只是一声否认的呼喊，一个愤怒的眼神，一次无奈的退离，一场徒劳的等待……然而，奇遇能够成为奇遇，就在于奇遇者从不为此失去勇气，相反，奇遇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把无力变成能力的希望。这其实是一条政治抵抗的路线，正如坎帕尼亚所透露的，其著作原本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奇遇的政治学”。

本雅明式隐秘激情的回响，海德格尔式深层思索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