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家所讨论的问题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的，因此玄学的理论乃是东汉政治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其最后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更适合的政治理论，使统治者有所遵循以巩固其政权。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一种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关于这些我将要在另外一篇论文中详述，现在只就清谈与清议两个名辞的含义加以讨论，并由此推论到玄学起源与实际政治的关系。
清谈的意义，后世常常认为即是虚玄之谈，仿佛清谈一开始即是谈老庄，顾炎武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钱大昕也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宋明理学和魏晋玄学是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的，以之相提并论，自有其理由；但将老庄与清谈连在一起，确是不全面的，因为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魏晋人并不作这样的了解。
我们知道当玄学还没有兴起，老庄之学尚未被重视之先，业已有清谈一辞。所谓清谈的意义只是雅谈，而当东汉末年，清浊之分当时人就当作正邪的区别，所以又即是正论。当时的雅谈与正论是什么呢？主要部分是具体的人物批评，清谈内容也是如此，既非虚玄之谈，和老庄自无关系。因为如此，所以在初期清谈与清议可以互称；魏晋之后清谈内容主要是谈老庄，但仍然包括人物批评。顾炎武很赞美东汉清议之风而斥责清谈足以亡国，如果以后来的解释来讲不妨作此区别，但于汉末魏晋间所谓清谈一辞却未免有所误会。
东汉征辟察举之制选拔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而乡间清议乃是征辟察举的根据；于是人物批评为当时政治上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当然应该指出这种批评为当时政治上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当然应该指出这种批评权是往往操在少数人手中的，因而往往成为大族以及实际掌握政权的人所利用的工具。但是不管怎样，人物批评是颇受重视的，其标准则是依据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来衡量。东汉末年，现实政治的腐败，特别是黄巾起义促使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敏感的士大夫开始感觉到依据这个标准所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于是在怎样确立选举标准这个问题上重新加以考虑。玄学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清谈从清议的互称转变为玄谈就是玄学形成的过程。
《三国·魏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张璠《汉纪》郑泰说董卓云：“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同书卷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论青州刺史焦和云：“入则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
以上两条似为最早提出清谈一辞的记载。焦和的清谈内容我们不知道，至于孔伷（公绪）的清谈则有“嘘枯吹生”四字可以推测。李贤注《后汉书·郑太传》便说：“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谈论抑扬即是“臧否人物”，后人用以吹嘘典故虽然偏于赞扬方面，但仍含有人物批评之意，尚未失掉原来的意义。假使这个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孔伷的清谈即是清议。稍后一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魏志》卷一三《钟繇传》注引魏略》：“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妩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妩媚，执书嗢噱，不能离手。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
曹
丕指荀爽之言为清谈，显然与后起的玄学不相干。下面他将荀爽之论与汝南月旦评相提并论，我们知道汝南月旦乃是许劭所主持的最有名的乡闾清议，他大概认为荀爽之言也是一种人物批评标准（以爱憎为主），所以说“俯仰荀、许”，即是说孙权在目前可以荀爽之言衡量，属于“爱我者一何可爱”之列。但如果以后发生变化，那么还需按汝南月旦之法，重新评定。荀爽之言是否有感而发，或是一时戏论，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只是曹丕以之为清谈，便是与人物批评有关的例证，此外《蜀志》卷八《许靖传》有云：“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
许靖是许劭从兄，为汉末名士之一。许劭是著名人物批评家，许靖也以此著称，本传云：“靖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上文所引“轻弹不倦”是和“爱乐人物，诱纳后进”相连贯的，也即是“人伦臧否”，乃是清议而非玄谈。
到了晋代，玄学业已盛行，但记载上所见的清谈一辞，还不是专指虚玄之谈。《抱朴子》中有几条提到清谈《疾谬篇》有三条：
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
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 犹可息谑调以防祸萌也。
俗间有戏妇之法……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抱朴子》是最反对老庄虚玄之谈的，他所赞美的清谈自然与之无涉。上引第一、第二两条似指一般的雅谈，所以和“丑辞”、“谑调”相对比，对于第三条与“峻刑”相联，显然是指清议。又《酒诫篇》云“谓清谈为诋詈,以忠告为侵己”，清谈可以被认作诋詈，当然是指批评。最明显的是他在《正郭篇》中说郭泰：“清谈闾阎”。
我们知道郭泰是汉末最有威望的人物批评家。《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李贤注引谢承书云：“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本传也说他“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葛洪所谓“清谈闾阎”，当然是指他主持乡闾清议。葛洪是西晋时人，他所说的清谈没有一条可当作玄谈解释。除《抱朴子》以外，还可以举出几条晋时的例子。
《艺文类聚》卷四八引王隐《晋书》晋武帝谓郑默语：“昔州内举卿，十二郡中正举以相辈，常愧有累清谈。”
《文选》卷三八任彦昇为萧扬州荐士表，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祖约清谈平裁，老而不倦。”
王隐是东晋初人，这两条可以说明其时仍以清议为清谈。晋武帝的话是自谦，不配和郑默同被中正所举，中正以批评人物为务，也即是主持清议的人，所以说恐怕有辱清谈。第二条清谈与平裁并举，明指臧否人物。
《通典》卷六〇同姓婚议荀菘答卞壶云：“王伯舆、郑玄高隽弟子也,为子稚宾取王处道女,当得礼意,于时清谈,尽无讥议。”
荀菘也是东晋初人，《通典》必自原文转录，我们可以认作东晋文，这里以清谈当清议是非常明显的。唐修《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孙尹举毅为青州大中正表有云：“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
唐修《晋书》大体上根据王隐、戴荣绪的旧《晋书》，这一条又是表中语，不至于改字，所以亦可信为晋人语。如果是孙尹上表原文如此，那末更是西晋文了。中正之职在于主持清议，定人品的高低，所以说不用刘毅作中正，清谈（清议）就要颠倒错乱了。
不仅在晋代，清谈一辞还可当作清议了解，甚至从晋之后，有时清谈已专指虚玄之谈，但有时还承用古义，与清议相通。
《太平广记》卷三一八引刘敬叔《异苑》桓回条云：并州祭酒桓回于刘聪建元二年（316），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昔乐工成凭，今居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
乐工身分在当时颇为低微，照例绝不能察孝廉，所以必须要获得清议的许可（实际上即是中正的品第）。所云“为致清谈”，就指此意。这一个老父的故事虽不必真实，至少刘敬叔这样写下来，并作此了解是没有问题的。以下我们再举出一些例子：
史臣曰：“世重清谈，士推素论。”（《宋书》卷五七《蔡廓传赞》）乘时藉势，颇累清谈。（《梁书》卷一三《沈约传》）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同书卷二一《王暕》传）昔子建不欲妄赞陈琳，恐见嗤哂后代，今之过奢余论，将不有累清谈。（同书卷五〇《伏挺传》，挺与徐勉书）初朏为吴兴，以鸡卵赋人，收鸡数千。及遯节不全，为清谈所少。（《南史》卷二〇《谢朏传》）第七子斅，太清初为魏兴太守，梁州刺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斅发之），时居母服，清谈所贬。（同书卷四一《萧赤斧附子颖达传》）
如上所举各例，都以清谈作清议解，可知南北朝时有时还承用原来的解释。《南史》为唐初李延寿的著作，虽然他所据史料可能很早，但我们可以相信直到唐初还了解清谈的内容不一定专为老庄玄学。这样的了解是和宋以后人不同的。
我当然不会否认自晋以后的清谈主题是《周易》、老、庄以至佛学，是玄学家所提出来的若干论题；从这一方面来检查史料，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来，而以清谈作清议解者，就我不完全的检查却只有寥寥可数的十余条，因此只能算是清谈一辞的特殊用法。可是这种特殊用法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清谈的内容在早期包含人物批评这一部分，也就是兼清议而言。以后这一部分在清谈内容中不占重要地位，而在传统的习惯上这种早期的解释仍然保持相当长的时期。由此可以推论到玄学的起源。
清谈开始是以人物批评为主的，与清议可以互通。在上文我们认为玄学是从怎样确立选举标准这一点出发的，以后续发展为有无、本末之辨。清谈从人物批评发展到虚玄之谈，正与玄学的发展相符合。后世因为晋以后的清谈内容与汉代清议不同，认为一开始就有严格的区别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作为玄学先驱的魏晋名理之学即是人物批评之抽象化及其原则上的探讨，魏晋之际的名士一方面高谈玄远，另一方面仍然要臧否人物。昔人论玄学之兴，始于何晏、王弼，例如范宁便以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其实何晏是新旧之间的人物。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是一位玄学前辈是无疑的，但是他仍然从事于具体的人物批评。他在曹睿统治期间，与邓飏等因浮华而被黜退，所谓浮华就是结党标榜，这是和“臧否人物”不可分离的行为。曹爽当国期间，他以尚书主持选举，《晋书》卷四七《傅玄附子咸传》称晋惠帝时咸上书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主持选举必须注意人物批评，何晏在选拔人才方面获得西晋时人的赞美，可见他的清谈不一定都是“坐谈空”，而是包含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人物批评。《初学记》卷八曾引卢毓的《冀州论》，反驳何晏、邓飏鄙薄冀州“土产无珍，人生质朴，无应仁贤之例”的说法。严可均辑《全晋文》从古类书中搜集了何晏《冀州论》的佚文；另外有一篇标题为何晏所著的《九州论》，也是《冀州论》之讹，但文中列举的冀州物产、人物，和卢毓所云何晏贬抑冀州之说不合，我想大概是卢毓所写。当时必是何晏、邓飏先作《冀州论》而卢毓驳之，卢毓之文应该是《难冀州论》，后世传写脱去“难”字，所以都误题何晏。这一些我们现在可以不管，只是这种论题实承汉末遗风，如孔融、陈群的《汝颍人物论》便是一例，由此也可以证明何晏对于人物批评还是渊源于汉代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