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很沉重，文章很好看
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座后来恶名昭彰的“死亡工厂”从1940年正式运行以来，到1945年被苏联人解放，短短五年间被杀害的遇难者人数竟达100万以上，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奥斯维辛最初并非为了屠杀犹太人而设计，原本是为了关押波兰政治犯与消灭苏联俘虏的。甚至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也非波兰人、苏联人，而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而他们都是德国人。
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甚至算不上是一座集中营，它只是犯人被送往其它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按照纳粹自己的术语来说，是一座“隔离营”。也就是说奥斯维辛的作用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折射出来的是纳粹在不同历史阶段实施的反犹主义政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功能的演变过程，正好是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的缩影。
透过历史去分析，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政策很难将其概括为：一开始就经过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去执行。事实上最终大屠杀悲剧的发生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时，一次次调解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就像一个谎言需要另一个更大的谎言去圆一样，一个激进政策的制定会带来新的问题，于是需要下一个更激进的政策去解决，由此一步一步将犹太人推入地狱。最终所达到的结果或许并非最初设定的，但却是最初的决定所导致的。
在战争结束之后许多以各种方式参与过犹太人灭绝行动的纳粹分子，试图将所有矛头引向阿道夫.希特勒一人身上，他们总是在强调自己不过是一个命令执行者。然而实际上“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应该将犹太人大屠杀脱离出当时的历史背景，而看成是一个长时间持续的独立事件。第三帝国在扩张和统治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具体的问题，例如德意志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住房短缺，以及战时的粮食短缺。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导致纳粹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
无论是“反犹主义”还是集中营，都不是纳粹的发明。早在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了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设立了“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西班牙语里的“集中营”）。
奥斯维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沟，这是集中营里最耗损生命的劳动项目之一。
历史学家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反犹主义和反犹运动在欧洲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犹太人暗中操控世界的阴谋论一直非常具有市场。甚至二战早已结束后的1968年三月学生运动时期，波兰政府借对学生镇压之机也对犹太人进行排挤，引发了上万犹太裔波兰人流亡至以色列。
从“排犹”最终演变成屠杀的也不只是德国人，据波兰政府调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曾在24个地点对犹太人进行了至少30次屠杀，杀害了上千名犹太人。这是官方的数据，有极大的缩水成分，实际上的数据绝不止如此。
按照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连坐”制度，有犯人逃跑，要从同营房的犯人中随意抓出数人予以处决，由此在犯人内部起到互相监督，防止其他人逃跑的作用。1941年7月，科尔贝神父同营房有三位犯人逃跑，有10名男子被筛选出来接受处罚，科尔贝神父主动要求自己代替其中一位接受处罚的犯人，因为他一直哭喊自己的妻儿在等他回去。最终科尔贝神父被注射毒剂处死。然而1982年科尔贝神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封为圣人时，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原因在于人们发现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有反犹主义的内容。
当今世界已知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和黑猩猩会对自己的同类自发且有组织的实行种族灭绝。而在面对其它物种时，这种残暴简直不遗余力。在人类的生物学发展进程中，人类所到之处，对该地区的其它生物来实在是灭顶之灾。举例而言，当人类进入美洲后，美洲的生物以属为单位灭绝。北美47个属里灭绝了34个，南美60个属里灭绝了50个。而这个过程前后不超过两千年。
海德里希与希姆莱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的文明时代，对自己的同类进行种族灭绝，从一个正常人的心理角度而言，是难以接受和无法想象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两位后来在大屠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党卫军头子，在1940年却分别说过，“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 “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这样的话。
当纳粹对犹太人采取“最终解决方案”时，如果将犹太人视为异类那么下手时就容易得多，对于信奉种族主义的纳粹而言，犹太人本来就是最低等的民族，甚至当他们在杀害犹太人时，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杀死一个人。诚如徐贲老师所言：“极权统治要么把人变成牲口，要么把人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徐贲老师把这称之为“制度性的去人性”。
汉娜.阿伦特对“恶”的定义可谓一针见血，她认为“恶”就是“将人变得多余”。在极权统治的宣传语境里特别喜欢将人物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被视为异类的他者，这个逻辑始终不变。区别仅仅在于是视之为工具，还是贱之为废材。
约瑟夫.戈培尔：德国政治家，演说家。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在纳粹的反犹主义政策方针制定和宣传策略方面，约瑟夫.戈培尔“功不可没”。他可以称得上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宣传家之一。戈培尔相信，强化人们已有的偏见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他特别擅长于引导民众进入误区，不直接代替他们下结论，而是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依据自己的想法得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是惨痛的记忆，对于希特勒这样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而言，急需弄明白战败的原因。而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要为战败负责的替罪羊——犹太人。虽然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牺牲并不亚于其他德国同胞，但这不重要，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坚信存在这一个犹太人的国际阴谋团体。并且他们认为犹太人与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不要忘了，马克思就是犹太人。”这是排犹分子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中，优生主义政策成为了大屠杀的先锋，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优生学在当时是热门学说，最初英美等国的优生学狂热甚至远胜于德国。因担心国家退化，担心威胁到文明种族的健康，美国曾有过对大量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绝育的冲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允许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和法律纠正。而纳粹德国的极端生物学与极权主义政治同流合污，导致这个国家能够在没有法律干涉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更为广泛的强制绝育运动。
最开始被实行强制绝育的是德国本土的残疾人，或患有先天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人。这些人虽然在人种上也是“雅利安”人，（血统方面每周四的德国历史系列有提到雅利安人与德国的关系） 但却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后来纳粹将“劣等人”的范围扩展到其他非“雅利安”人。1935年10月18日，纳粹颁布了一项规范绝育和结婚许可的重要法令，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任何性接触。
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也正是纳粹思想的核心。
在苏德两国共同瓜分波兰之后，如何处置德国占领区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以及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就成了纳粹德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苏德两国签订的条约，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人获准移居德国。那么如何安排这些“回归帝国怀抱”的人，又成为了新的问题。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表了一次演说，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
为了给德意志人腾出地方，犹太人被赶到了居住环境狭窄的犹太人隔离区。而随着后来战况越来越激烈，物资越来越紧缺，纯粹地将犹太人隔离起来已经不足以解决面临的新的问题。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对苏联的战争使得纳粹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采取了彻底消灭的策略。很显然，对苏联犹太人的屠杀为纳粹解决帝国内部的犹太人问题提供了灵感。
一些纳粹分子强烈要求将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驱逐到东部。1941年9月15日，英国空袭汉堡，随后，汉堡大区长官写信给希特勒，请他准许驱逐汉堡市的犹太人，以便把他们的房屋腾出来提供给那些住宅被炸毁的非犹太市民。
纳粹分子认为这些犹太人在德意志士兵在前线战斗的时候，却在后方享受前者牺牲所带来的安稳。然而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他们制定的一系列禁止犹太人参军的政策才导致了这一结果。限制犹太人参加工作，然后又指责犹太人是社会寄生虫，这就是纳粹分子的一贯套路。而对于不能为社会生产效益的所谓“寄生虫”，纳粹可是毫不手软的，哪怕是雅利安人，如果你因残疾等原因无法工作，等待你的也只有死亡。
回顾那段历史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们的悲惨命运，使人不得不想起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那句著名的话：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参考文献：
劳伦斯.里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贲：《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纳粹医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张石：《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由优生运动引发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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