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个人主义”是怎样兴起的 | 只读冷门书

文 | 西闪

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的支柱之一，乃至很多人把它看作西方传统里的固有事物。这一认知如果说不算全错，起码偏颇甚大。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作为一个术语，它的历史并不久远。虽然法国人率先使用了它，但“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它是我们为了方便自己使用编造出来的。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不隶属于任何团体而自行其是的孤立个人。”他又说：“个人主义使每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它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跟利己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利己是本能，个人主义则源自错误的判断。它的根源，“既有理性缺欠，又有心地不良。”

最早用文字书写“个人主义”的可能是哲学家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他在1820年写到，在政治和宗教的权威日渐衰落之际，“个人的意见”却在惊人地增长。一旦自由有余信仰不足的个人意见大行其道，社会秩序必定崩坏，陷入无政府的混乱。这种“本质上是所有共同体的死敌”的新思潮，迈斯特称之为极端的“个人主义”。

像迈斯特和托克维尔一样，同时代的法国人大多在消极意义上使用个人主义，甚至把它看作一种思想的灾难。但是当这个词传播到邻国，德国人的看法有些不同。他们逐渐把它与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联系起来，从而用“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定个体”取代了个人主义原有的极端、孤立、利己等含义。

英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术语出现较晚——实际上它是随着《论美国的民主》的英译本进入英国的；另一方面，如果把人身自由和经济独立看作基本条件的话，这样的个人主义却出现得相当早，并最终与自由主义的含义交织在一起。关于这一点，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写得特别精彩，他把个人主义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了13世纪的英格兰。

还有一本书不得不提，那就是丹尼尔·沙拉汉（Daniel Shanahan）的《个人主义的谱系》。这位捷克传播学教授独辟蹊径，试图摆脱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框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个人主义的演化史。我个人觉得，他的文字虽然不及麦克法兰有趣，却同样具有启发性与争议性。

沙拉汉首先重新界定了个人主义的定义，以便他接下来的分析。这个定义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一个信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不仅被赋予了直接的地位和价值，而且也成为了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沙拉汉给出的定义，比较偏向德国人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一个人的独特性，或者说个性，乃是“自我”之所以存在的核心。

传统上个人的价值是由社会赋予的，无论中西皆是如此。既然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独特的自我赋予的，那么我们要考察这种自我授权的新奇念头始于何时，关键在于找出那个声称自己能够就真理做出独立判断的内在“自我”什么时候出现的。

循着这一逻辑，沙拉汉从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的研究中发现了“自我”的历史起点——后者的研究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学界，对其他人文学科也有深远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就心智而言，今天的我们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别无二致。然而杰恩斯的看法与主流不同。他认为现代人类的心智出现得相当晚，晚到公元前2000年，其标志就是自我意识的诞生。他还指出，自我意识之所以出现得比公认的晚，是因为这种有别于动物，也有别于早期人类的意识，必须建立在自我指称的能力之上。而这种能力的获得，离不开大脑的神经生理学改变。简言之，大脑必须经历一个层级化的过程，从而为“自我”的登场腾出空间。

而自我登场之前，大脑里的那个空间被神谕（the voice of God）占据着。为此杰恩斯从史诗《伊利亚特》里找到了不少有趣的论据。他提醒人们，当希腊英雄们说，是复仇女神或命运之神发出命令，让他们做出某种决定或行为时，那绝不是一种修辞。事实上在当时的人脑中，充满了幻听与幻觉——一个半脑诉说，一个半脑服从，那是自我意识的前身，它让英雄们不假思索地以为，神明在对自己发号施令。

杰恩斯把自我意识诞生之前的生理阶段称为“二分心智”（The Bicameral Mind，也译作“心智的两院制状态”，或“心智两开说”）。这一理论不仅能够较好地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幻听和幻觉，也成为《西部世界》等科幻作品的灵感源泉。

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着人口、社会、战争等环境压力的剧变，二分心智崩溃，自我意识逐渐取代神谕的位置，占据了大脑的某个空间（杰恩斯猜测，那就是掌管语言的布罗卡区）。一开始，是所谓“模拟自我”（the analog self）的产生，其标志是隐喻在文字中的使用量逐步增加。因为在杰恩斯看来，隐喻是“想象”自我的第一步，而自我是最终的隐喻。照我的理解，有了自我这一终极的隐喻，人类终于可以用哈姆雷特的方式说话：“在我的内心，我承认我和自己的关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融洽。”

在《个人主义的谱系》里，沙拉汉把杰恩斯的理论运用到了极致。他认为，在中世纪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有了更大的变化。原先空间化的“模拟自我”在基督教文化的反复锻造中，演变成一种兼具时间化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包含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成分，沙拉汉称之为“外在授权的自我”。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又起变化，出现了“自我内在授权”的迹象。这主要牵涉到自我意识的时间观念——如果说以前的基督教强调时间是上帝的计划，是通往永恒的步骤，那么改革后的基督教则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时间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实际上，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新教伦理从上帝的手中将时间窃为己有，转换成世俗化的财产和商品，这样的占有观对自我意识的影响相当大。从此，自我主张、自我判定、自我支配的成分，放大了自我的维度，扩张了自我的范畴，继而为个人主义的时代奠定了信念基础。

当自我成为衡量一切的终极尺度，真理的客观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正是个人主义的诡异之处。一个内在授权的自我，注定会异化成一个循环论证的幻象自我。沙拉汉觉得，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就会把人拖入一个越来越深的孤立状态。那么，假如抽掉个人主义这根支柱，如今的西方政治体系会不会坍塌呢？在《个人主义的谱系》的最后，他借麦克法兰、许烺光等人的思路对此做了一些探讨。然而就像他在中文版序言里说的那样，他无意书写一篇个人主义的讣告：这一信念体系曾经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几乎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耗尽力量，不过如果某些非西方文化的要素（譬如互惠性、多元主义等等）能提供补充，个人主义依然大有可为。

《个人主义的谱系》不怎么好读，老实说我的理解也未必准确，但是它很有启发意义，这一点无可置疑。

原标题：《脑中自我与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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