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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官“老兵”带你直击行业本质，洞察未来方向丨专访伯桢生物赵冰教授

医麦客 · 公众号 · · 2025-01-31 14:31

正文

赵冰教授，一位年轻的80后，却已在类器官领域耕耘超过15年。

他既是一位不折的扣的科学家，现任南昌大学类器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复旦大学类器官中心主任；同时他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产业转化实干家，在2021年创立了伯桢生物，为科研、药企、临床等终端提供类器官技术的解决方案。

用赵冰教授的话说，无论是做科研还是做产品，其实都是在干同一件事情。这背后的融合统一，蕴藏着他对类器官行业的细致观察与深度理解。

就在瑞蛇携福的新春之际，伯桢生物再次完成新一轮融资，并与阿斯利康围绕类器官新药研发建立了长远的合作，这也意味着市场对类器官技术的看好，以及对公司研发实力的认可。

赵冰教授扎根类器官的15年正是国内类器官行业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的15年，在经历了概念普及、资本追捧的阶段之后，人们开始期待它结出的果实。那么，这些果实长成什么样了呢？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做些什么，才能让类器官技术的果实长成期待中的样子呢？

带着这些问题，医麦客《峰客访谈》栏目有幸与赵冰教授展开了一次对话，试着从这样一位产研双轨并驾的类器官“老兵”身上寻找答案，也希望能够给所有关注类器官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从业者们带去启迪与方向。

以下便是本次对话内容的整理总结：

赵冰教授

2018年创立复旦大学类器官中心；

2021年创立伯桢生物；

2023年创立南昌大学类器官研究院。

赵冰教授致力于推进类器官技术标准化和产业转化，开拓医药应用新场景：编制“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基金委联合创新重点、国家博士后创新创业、上海市重点、广东省重点等多个省部级以上类器官重点专项项目指南；作为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委员，牵头制定多项类器官相关标准及培养规范；主笔类器官质量控制中国专家共识；连续主办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度类器官大会；促进药审药评鼓励意见出台。多维度打造类器官产业转化和医药应用行业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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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行业果实初长成，

从模糊走向具体且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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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官技术发展到今天，从转化的角度来看，整个行业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您能否为我们概括描述一下？

赵冰教授：首先，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成为国内最早从事类器官相关技术工作的一批人，也算是见证了国内类器官技术的起源。那是2008年，我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加入了陈晔光院士的课题组。在类器官概念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课题组就在陈老师的引领下去重现这项技术工作，并且基于一些类器官模型去做一些突破性的研究。2011年时，我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成功培育了国内首例类器官，那是小鼠肠道的类器官。

从这以后，我就一直在从事类器官的研究工作。博士后回国在复旦大学工作6年后，2023年底我追随着我的导师陈晔光院士来到了南昌大学，完成了“南昌会师”。在这里，我们建立了 国内211院校首家以类器官为主题的研究院 。

国内类器官相关产业的快速提升大概是从2019之后，当时涌现出非常多的产业领军人士和科学带头工作者，许多初创企业以及很多大企业也开始布局类器官的技术模块。也正是在2019年，复旦大学科技创新论坛举办了首届类器官高峰论坛。2023年和2024年，我们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举办了年度类器官大会。5年多一路走过来，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类器官产业 从模糊走向具体、从笼统走向细分、从小众走向百花齐放！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极其细分的一些应用和场景，比如在神经系统类器官领域的一些特定脑区类器官的构建，并且我们的药企和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合作，去应用神经系统类器官做一些药物原型的筛选，包括药物临床前的开发，甚至还有对脑机接口相关类器官的探索。

也就是说，如果在神经系统类器官这种出现最晚、最前沿的类器官领域，都已经产生了非常细分的研究和产业应用场景，那么在其它相对成熟的系统里则只会更加活跃。

如今，类器官已经大面积地进入到了科研工具者的日常研究中，从事细胞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甚至是病理学的科研工作者，都已经把类器官技术当成了一个常规性技术。

对于产业来说，则永远是以目的为导向。我们真正能解决新药研发企业的问题，真正能解决临床伴随诊断的问题，才是这个产业健康持续可发展的根源。所以这也使得像我们伯桢生物这类服务型的企业，能够应用某些系统的类器官疾病模型去与药企合作，推动越来越多的药物进入临床，甚至驱动药物上市。

总的来说，类器官在生物医药这条产业赛道上，已经从一个所谓的未来之星，生出了许多扎扎实实的成果。那么未来只会更好，而且会进入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

彩蛋预告

2023年底，《类器官及其应用》一书面世，主编之一正是赵冰教授的导师陈晔光院士。这本书为类器官研究与应用领域带来了系统性的、前瞻性的、与时俱进的专业内容，让相关的从业人员多了一个快速建立理解、获得专业参考支持的通道。

可以说，这本书填补了国内类器官知识体系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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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标准制定多而杂，

从个性化走向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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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官技术从概念到转化过程中有一个我们一直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其关键技术和质量的标准化，这件事到底难在哪？有解法吗？

赵冰教授：任何一项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稳定的技术平台，再到能够产生价值的产线，它的标准化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对类器官来说，其最困难的部分在于，不同的细分技术领域拥有不同的标准化路径，而这正又是由这项技术的本质决定的。

类器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仿生器官，它最主要遵循的科学本质就是去还原这个组织的微环境。那人体内有这么多种组织器官，每一种组织器官都有其自身非常明确的特征，有其差异化的微环境，虽然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但是这些特异性反映出来的就是类器官培养基配方上的差异性。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类器官的标准化时，我们面对的不是一项技术的标准，而可能是十几项细分技术的标准。

可以说，整个类器官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我们伯桢生物这样的企业、陈院士代表和引领的一众科学家、类器官应用的场景单位，以及CDE、中检院等，都在非常积极踊跃地参与到标准化制定中。虽然目前我们还只是在团体标准这一层级上，但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不同细分领域的团体标准，有的是关注培养技术规范，有的是关注类器官的特征鉴定，还有的是关注类器官在精准医学或者新药研发当中的某个细分场景。

这个过程看似分散杂乱，但我认为，这对整个类器官的标准化恰恰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像我所在的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的标准工作委员会，现在除了推动这些细分的标准以外，已经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归纳和总结出不同组织类器官之间的共性，然后再想办法推出一些通用型的标准，甚至推动一些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产生。所以，在过去的两年，我们共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看到通用型标准的成果。

那么，对于类器官产业来说，既有通用标准，又有细分技术的规范性标准，其后续发展会得到更好的支撑。

最后我想说的是，标准有了，更重要的还是要将它 以产品的形式具象化 。无论是制药企业、科研单位或是医疗机构，作为终端场景应用者，最终还是通过一个个类器官相关的产品感受到这些标准的价值，而这也正是伯桢生物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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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伯桢生物的掌舵人，如何处理科研工具与产品研发之间的关系呢？

赵冰教授：我认为在一个技术并不是很成熟、同时产业转化又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和转化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只有更深的研发，更深的技术迭代，才能够支撑更好的场景开拓，才能够帮助产业走过转化，进入一个快速成长期。

像陈院士带领的这些科技工作者，大家共识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去更加精准地解析生命本来的存在，然后通过类器官这样一个桥梁，最终让我们药物研发使用的模型更加精准。

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南昌大学的类器官研究院，还是伯桢生物，我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做一个“搬运工”，把人体组织器官发育的机制搬运到产品上，搬运到我们有需求的客户面前。

PART 3. 新药研发能者先行，

数据从补充走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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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官有一个非常诱人的使用场景，就是用于新药研发的非临床评价，但是目前这一方向似乎进展不是快，是什么原因呢？和前面说的标准化有关吗？

赵冰教授：我觉得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大。可能有人会觉得，监管部门对于类器官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还没有明确的指导或规范，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食品、药品、化妆品领域，已经有非常成熟规范的国家标准，这反过来也说明这些行业已经极度成熟，不具备发生技术进步和突破的大背景。但对于类器官这样的前沿领域，正处于技术的快速上升期，此时的监管部门不是需要直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监管部门也不能把握未来科学发展的可能性。 此时它需要的是诸多的成功案例，而后在这些成功案例中总结出下一步监管和引导的方向。

任何新技术想要在新药研发端焕发出活力，必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视野。 因此，一部分跨国药企、龙头企业，他们愿意率先在这项技术成熟之前，先以研发转化的姿态去使用它来解决自身的需求和痛点。当然，他们也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能力，能够去驾驭和评定类器官是否已经达到药物临床前开发所需要的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越来越多数据的申报，最终真实地驱动新药的开发。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无论是FDA或是CDE，在获得更多的来自这些先锋工作者的案例之后，才能更好地制定相关的规范指导，以帮助行业后续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我们现在使用类器官技术进行药物申报的案例并不少，而是相当多。 CDE和FDA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大量的基于类器官的药物评价数据，当然，目前主要还是作为补充性数据，无法独立支持一款药物，尤其是1类新药的申报。但是对于一些完全没有疾病模型的领域，像许多罕见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新冠这类突发性疾病，监管部门是充分允许并鼓励大家构建新的模型。因此在这些领域中，我相信绝对能够实现完全基于类器官数据来驱动的临床前药物审批。另外，在伯桢生物的合作伙伴中，我们还看到可以利用类器官来完成已上市药物的适应症拓展。

所以，类器官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一定是从最痛处、门槛最低处切入，进而逐步扩大到更为广泛的非临床项目。

在向药企推荐类器官技术时，从市场终端的一些反馈来看，似乎还需要一个更长期的市场教育阶段。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类器官“老兵”带你直击行业本质，洞察未来方向丨专访伯桢生物赵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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