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包本事：一个不识字的苗族女人，写下她的半生挣扎

▲ 56岁的苗族人阿包出版了非虚构书籍《阿包》，写下自己动荡的前半生。（受访者供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任编辑｜李慕琰

小学两年的识字量，阻挡不了阿包用文字倾诉的冲动，她想告诉女儿，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前半生。

由信笺纸写到笔记本，那些难以宣之于口的往事，以一种她十分陌生，又日渐熟稔的方式吐露出来。

“我写完了在想，如果知道我生下来会有那么多灾难的话，我不如不来。”阿包倚在书桌前的藤椅上，含着一口水果，说这句话时，语气没有太大起伏。

她是个贵州苗族女人，扎着马尾，1米5的个子，体态丰腴。相貌中没有太多引人注目的东西，但时常浮现的笑容让她的五官显得格外生动，尤其两颗偏大的门牙，平添了几分感染力。

她有时感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56岁了。她对朋友说，酸甜苦辣都经历过，如果现在离开人世，也无所谓。

但既然太阳照常升起，阿包就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湖南湘潭的家里，交谈之外的多数时间，她留下的是一个背影——大清早穿黑色背心在房间里跟着视频跳健美操，围着厨房灶台煮东西，坐在书桌前戴上耳机听音乐。

上午出门买菜之余，她喜欢绕着家所在的大学校园漫步，晴天的午后，和丈夫潘年英到球场踢足球。回贵州时，他们经常吃完早餐去爬山，假期里，老潘开车，带着阿包走村串寨。

老潘是大学教授，也是作家和摄影师。和老潘生活在一起后，阿包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是书，也总见他在读书写书。老潘听阿包讲述过许多自己的故事，他鼓励阿包写下来。

阿包是“摆故事”的好手，一个故事讲完，紧接着一个。即便是讲述书里写过的事，也会多出一些不曾收录的细节。若是情节紧张，情绪高亢，她的声音也陡然升高，最激动处，眼睛一瞪，颇似戏曲中人的神态。讲到一些伤心事，尤其是自己家人的不幸，平淡语气带上了几分哀戚。

第一本以“阿包”命名的书即将出版，写的是她前半生走过的路。她经历了幼年丧母、被迫辍学、二十岁嫁人生子、被拐卖、被诈骗、入住收容所……几乎无法道尽的坎坷背后，她又始终努力打工、辗转奔忙、维持尊严，如今更要拼尽全力，把一切写下来。

校园的湖中心有一个小亭子，围栏之外，越过湖面，对岸堤上环绕着一圈绿树。这是阿包最喜欢的角落。她会在里面跳操，没有什么人来打扰。

苗歌里有一类歌曲叫作“伤心的歌”，歌词浅白地道出人生的失意：

“爸妈不在了，我跟着哥哥干活，

袖子都干破了，想找个人嫁了，过一下好日子，

没想到过了几年，还不如在哥家”。

在小亭子里，阿包唱起“伤心的歌”，歌声不同于她平日说话的声音，婉转悠扬，传出很远。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就唱一会儿，“掉一下眼泪，会好的”。

五十而知天命，阿包的人生恰巧于这个节点开始转折，前半生的动荡逐渐平息。她带着卸下了满身故事后的松快，继续行走，像每个普普通通的人。

1968年，阿包出生在黔东南的雷山县固鲁村，母亲早逝，家里太穷，读了两年小学，她就辍学了。

她的汉语名字叫李玉春，亲友都喊她阿包。因为她的苗文名字是“包里给”，“里”是爸爸的名字，“给”是爷爷的名字。

出书这件事，阿包除了两个女儿，其他亲戚都没告诉。“怕他们笑话我，那么苦你还写得出来。”她想，随他们自己去发现吧。

最讳莫如深的一段经历，莫过于她被拐卖到河北的往事。等到大女儿赵顺菊结婚后，阿包才在一次谈心时说起。阿包向她回忆起自己的27岁，那年她已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快6岁，小女儿也4岁多了。

跑去贵阳找工作的阿包，遇到了人贩子，和另外两个女人一起，被哄骗送东西去外地，得到的许诺是每人100元酬金。三日火车，把她们带到了河北。

阿包离开家的那天，向女儿承诺，赚钱给她们买新衣服，一个月后回来。姐妹俩一直追着她走到路口，阿包塞给女儿两个硬币，让她们去买糖吃。

母女再会却是四个月后，中间过了一个春节。在大女儿赵顺菊的印象里，阿包带回好多金黄的柚子，好吃极了。“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的埋怨，在见到妈妈的那刻都消散了，只觉得“她回来了，真好啊，好久没见到妈妈了。”小菊说。

阿包本来也许可以早点回家。得知她已成家有小孩后，她被卖去那户人家的儿子生气地打骂她，她跪下请求他的父母，“我真的是被骗来的，求你们放我回去，我回家拿钱还你们。”他们允许她发电报叫家里拿钱来赎身。她当时的丈夫老赵闻讯报了警。

河北当地民警来找过阿包，问她想不想回家。阿包不能确定眼前的是不是骗子，怕再被带到陌生地方，怕被打，于是拒绝了。“我暂时帮他们干活一两年，补助他们一点，我再走。”阿包的心情很复杂。那家人待她不坏，有时她会想，如果家里没有丈夫和孩子，嫁给他们家儿子，也挺不错的。她怕的是被当成牲口看待，并不害怕贫穷。

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阿包无可遏止地牵挂着贵州的家。“我回不了家啦，我的两个女儿怎么办？老赵会不会着急？他会不会就这样抛弃我？”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怎么才能离开，但又恐惧被抓住的后果——她听说和她一起被骗去的那两个女人，多次逃跑不成，人被打残废了。

和她们相比，阿包是幸运的，按照邻居阿姨告诉她的逃跑线路，她一口气跑出了那个村子，到第三个村子时，有好心人带她去了县城派出所。

阿包出生在黔东南乡村一个贫穷的家庭，母亲早逝，家中要养育的孩子众多。（视觉中国/图）

然而，回家的路途并不平顺。没有足够的钱，阿包只好去收容所，里面的生活触目惊心。七八十个女人挤在一个地下室里，24小时开灯，但看不见阳光，阿包躲在角落，偷眼看见有的人没穿衣服、头发蓬乱，互相拳打脚踢。每天，她透过一扇铁门领食物，剩下的时间就默默地坐着，回忆过去的种种。怕别人看到自己哭，她又把涌出的眼泪强忍回去。

先到北京，再到武汉，腾挪于两地收容所，历时两个月，阿包终于回到了贵州。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自己远嫁安徽的妹妹也是被拐卖走的，不同于自己，妹妹当时没结婚，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阿包的每一段人生起伏都能照见当时的社会隐痛。

2017年，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公安局，查到她是拐卖妇女儿童团伙成员。对方数度以坐牢威胁，要求她“好好配合”，一听说要坐牢，阿包害怕得浑身发抖。和骗子通话的那十几天，阿包神思恍惚，最终把仅剩的一笔5万元存款转到了骗子卡里。

阿包也想不通，自己没有做坏事，为什么害怕。她形容这件事可能像老家苗话里说的，“遇着鬼”了。小菊回想，妈妈在整个过程里如骗子要求的，没有向家人透露半分，可能是出于对“权威的一种害怕”。

自那以后，阿包对陌生来电非常警惕。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打电话给她时，她接起来，故意粗声粗气地问，“什么事？”有时，她看到陌生电话就来气，干脆不接，“又来骗我的！”

阿包把一生中两次大受欺骗，归结于吃了不识字、没文化的亏。

在那个年代的苗寨里，女性极少受教育，阿包仅上的两年小学，班里四十多人，只有三个女生。她也是家中姊妹里唯一上过学的。

爷爷重男轻女，十分不待见阿包三姊妹。“以前住那个民房啊，我妹睡醒哭就去蹬墙皮，老爷爷就拿个凳子从那边敲，‘妈的，一个女儿家你哭什么，把她轰出去！’”

阿包8岁时，妈妈因气管炎去世，她临终那天，不谙世事的阿包还带了朋友回家玩。“过两个星期，我就不敢回家了。很奇怪，真的太奇怪了，我一开门回家就看见她在这里，我一下楼梯就觉得她要踩到我的脚了。大人在家我就吃饭，大人没在家我饿一天也不敢回家。”从那时起，她开始懂得死亡的含义。

1980年代的苗寨里，女性极少受教育，阿包只上了两年学就被迫辍学，留下了一生的遗憾。（受访者供图）

父亲再娶后，家中十口人等着吃饭，只有男孩才去读书。每当阿包和姐姐出去干活，经过村里的学校时，听到书声琅琅，阿包会很难过。她站在学校外面的围墙往里看，有时一看就是个把小时。

为了让家人同意自己读书，高高发髻盘在头顶、双颊绯红的少女阿包，总是匆忙在土路上往返。

12岁那年，阿包为自己争取了读书机会。她每天7点起床，8点半做好全家的饭，然后走十多分钟去上学。长大一岁，爸爸让她到山上割草，起床时间提早到6点，割一个小时，把草挑到家里再去学校。每学年两块八毛的学费也由自己攒，割红薯藤、割草药、采茶叶，到集市上换钱。

三年级开学时，阿包把课本领回了家，爸爸和后妈却对她说，以后不能去上学了，要帮家里干活，攒的钱也要补贴家用。老师来家里劝了几次，爸爸垂泪说明，家里困难，孩子多，供不起。阿包见状主动说，“今年我不去读了，明年再去吧。”她当真怀抱着这样的期待。

但此后她再没能回到学校。由于手脚勤快，家里愈发视她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更不可能让她继续学业了。那一年，阿包几乎天天晚上都做上学的梦，梦醒后总是很懊悔，觉得自己不该做那样的梦。

不识字带给阿包最大的慌乱，是在收容所时。她写不好自己的汉语名字“李玉春”里的“春”字，管理人员说，你要写清楚，不然到时候出不来。阿包一惊，努力解释是“三横”的那个“春”。那一刻，她十分后悔小时候没有尽全力继续争取读书的机会。

年少时，阿包还没有知识改变命运的概念，后来她愈发相信这点。两个女儿分别读了本科和大专，在培训机构当老师。直到现在，阿包还会问小菊，当时怎么不考研究生。小菊解释数学差，阿包喃喃道，小时候还可以的，怎么到初高中成绩越来越差呢。

小菊心下明白，为什么自己读初中时，家中条件明明那么困难，妈妈还每月拿一百块钱，让她补习了一年多的英语，“可能就是弥补她小时候的遗憾，她不希望因为没钱，让我们上不了学。”

1988年，阿包嫁人了，她刚满20岁。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早在几年前就离家外出，到贵阳帮苗族亲戚带孩子。

第一任丈夫老赵带着一个女儿，阿包又生了两个女儿，全家住在城乡接合部的煤矿上。两层小平房，分成二十几个格子间，厕所是公共的。

他们家一个儿子也没有啊，那么多人吃饭，工资就那么一点。邻居老太的闲话在楼道里回荡。小菊从小生活在“人家都看不起我们家”的眼光里，比起同学的家长，爸爸做的只是底层的电焊工作。

老赵想要儿子，他们顶着违反计划生育的风险生下了二孩。矿上独生子女家庭居多，有人到计生办举报他们超生。阿包有天从雷山老家回来，发现家中除了睡觉的床，所有东西都被人搬走了。

由于超生，老赵的工资也降了两级。阿包拼命干活，一同撑起这个家。打扫厕所、掏粪、卸水泥、打石头、卖菜、做家政，什么脏活苦活都做过。两个女儿上小学的那段时间，阿包进入贵阳妇幼保健院当保洁，下了班，还帮三个医生料理家务，她的工资和老赵在煤矿打工挣的相当。

家中有一个箱子，阿包会确保里面放着七八百元的现金，用来应对不时之需。两个孩子从一年级读到大学，老赵与哥哥生重病，花销都不是小数目，但她从未向人借过钱。在医院上班时，同事们下班一起打麻将，阿包打过一次，输了钱，从此再也不碰。靠着额外的工作，每个月虽然只比别人多拿一点钱，她也欣慰。

到小菊快上初中时，旁人慢慢对这个家庭有了尊重。煤矿上的女人基本都不工作，在家带孩子，阿包和她们不一样。“从小到大，我只感觉我妈从来没有休息过。”小菊说。有段时间，阿包离开医院，同时给20个家庭做家政。后来，医院开始给临时雇员买社保，她又回去，一直待到退休。

四十多岁时，阿包买下一套坐落于贵阳二环的房子，和当时的一个雇主各出五成首付，再用十个月工资还钱。这更是让煤矿上的人刮目相看，毕竟，在当地阿包的同辈人里，靠自己买房搬到市中心的，闻所未闻。

阿包20岁就嫁给了第一任丈夫，共同生活至对方患病离世。（受访者供图）

从煤矿到建筑工地，从医院到中产家庭，阿包为在复杂的环境里生存，锻造了忍让作为盾牌。加之天性不喜冲突，每当吵架升级时，她都会走开。在小菊的印象里，阿包从来没有和人爆发过激烈冲撞。

阿包生命中最艰难的对质与谈判，发生于她被拐归家后。在她离开的日子里，老赵把前妻接到家中同住。回到家，老赵不在，两个女儿脏兮兮的，她们没人关照的模样，令阿包心里翻腾起从小失去妈妈的滋味。她哭着质问，“你当爹的，就这样带孩子吗？是不是不喜欢女孩你才不管她们的？”

和前妻的纠葛，阿包把选择权给了老赵，如果老赵要离婚，她打定主意带女儿到市区租房生活。谈判的那段时间，阿包母女曾与老赵前妻的家人冲突，对方抢过她的菜丢在地上，阿包什么都没说，只是哭着把地上的白菜捡起来。

在怒火中烧之下，阿包产生过“一包炸药把我们全部炸死”的想法，但转念一想，大人不在了，两个女儿怎么生活？“大人的事情，忍一点，再不好也是小孩的爸爸。为了小孩以后，爸爸妈妈共同挣钱给她上学长大，那就更好一点。”

最终老赵和她言归于好，虽然阿包“心里面恨他得很”，但还是答应了。

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丈夫离世。老赵得了肝癌，阿包照顾他直至终了。回望当初的选择，阿包不后悔。

阿包习惯忍让。起初，两个女儿上学，阿包嘱咐她们，如果被同学冒犯，多让一让。但等孩子真带着伤回到家，她心里又不是滋味。小女儿上小学中学都没少和同学打架，她信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赢了，对方果然不再来犯。在她身上，阿包反倒深刻体认了回击与忍让的辩证法。

遇到有人再三侵犯，阿包退无可退，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击。卖菜时，遇到旁边的菜贩占她摊位，一次两次，她默默退让。但如果占了更大的位置，阿包就出声，请对方把摊子挪开。见菜贩不动，她便动手把那人垫菜的纸往远处拖了拖。自此相安无事。

痛苦没有击倒阿包，也不曾令她长满尖刺。当她决定将半生经历说与更多人知时，一场温和而坚定的回击就此发生。

写第一本书前后花了大约一年。

本来，阿包和老潘说好，由阿包口述，老潘负责记录，但这个计划搁置许久，阿包看他总有忙不完的事，估计也不会有时间来写她的故事了，决定自己动笔。她不忘对小菊宣布：“我要写书了！”

但好多字不会写，怎么办？小菊打算给她买支录音笔，阿包说不用。她刚用手机时，女儿教过她语音转文字的功能，虽然不算熟练，此时能派上用场。

晚上9点过后，孙女由老潘带着入睡，阿包钻进卧室隔壁的小书房，在书桌前坐下。每次差不多写两个小时，有时写得久，就到12点了。

那些时候，她与自己对话，走过的路由口里说出，又在手中成型。她坦然面对自己荆棘密布的回忆，将世间千百种磋磨打击化作文字，留给读者。

有一天，小菊接到阿包的视频通话，她举着笔记本和女儿分享喜悦，小菊惊讶地问：“你是怎么做的，自己写的？”阿包解释，用手机语音转换文字，再把它抄到纸上。望着那一页页的文字，小菊讶异于她的写作欲如此丰沛，也钦佩她的坚持，“又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妈妈”。

阿包记得女儿提醒过，发语音要说普通话。她的苗族口音比较重，转换文字不时出现错误，有些别字她看着不大像，又得再重说一遍，也有的漏网之鱼就那样发了出去。

阿包的字偏方，微微往左倾斜。手稿上，好些字笔画粗细不均，那是阿包不确定时，又补上一笔的结果。也有的字漏了部件，比如“一件”，写成了“一牛”。她用的标点符号不太分明，除了逗号、句号，还有一种是实心的点，都是口语停顿或换气时留下的产物，不同于写作时的逻辑分隔。

阿包写作的书桌。（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老潘发现阿包自己写作之后，给她拿来更便于保存的笔记本。眼下，阿包已经写满了6本硬装笔记本。她主动从书房拿出一本蓝绿色的，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她最新的创作成果——和老潘一同生活时发生的故事，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她的字写得比一开始工整多了，基本不见涂改处，错字也很少。

为了提高效率，老潘不止一次尝试教阿包拼音。专业书、拼音表买回来，阿包也学得很卖力，但一个多星期过去，徒劳无功——她的口音太重了，难以记住，即便学会了拼一些字，到电脑上又打不出来了。

作为阿包文稿的第一个编辑，老潘帮助她修正了别字、理顺了句子，并尝试寻找出版机会。湖南当地的出版社编辑看了稿件，认为每个小标对应一个故事的节奏有些拖沓，老潘便把章节压缩。二回看稿，编辑又提出意见，希望口语化的文字更具有文学性。老潘拒绝了，“那就是我的，不是阿包的了。”他又找了几家出版社，对方都表示没有类似的出版选题，后来，有人介绍了乐府文化这家出版品牌。

签这本书的第一天，乐府文化总编辑涂志刚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开头像流水账一样，值得出版吗？只上了两年学的人，对着手机讲出来的这些文字，是写作吗？

读阿包的手稿时，他有种感觉，那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挣扎，一个人经历命运的重压之后，没有放弃，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善意，最后，她活出来了。涂志刚决定出版这本书。

出版之路崎岖，原定2023年出版，绵延至一年后。阿包在书里讲述的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被拐卖，辗转于收容所，被电信诈骗骗走5万元……这些内容直白而残酷。但对阿包个人而言，她写得已属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