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丨现代法律人应当具备怎样的心灵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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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润

大法官霍姆斯曾言，“一个人灵魂的欲望是其命运的先知”，我们常常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灵魂模式窥探到他/她一生的脉络。心灵秩序的结构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命运，也会对社会之形态、一国之政体乃至世界之走势产生影响。从古到今，既产生过被激情统治的文人墨客危及民主社会的反面例子，也存在富有决断力的领导者力排众议开辟新道路的成功先例，包括柏拉图、韦伯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曾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试图归纳、塑造、推广符合他们时代背景的心灵秩序。作为变幻世界中的一员，法律人的精神尤其能中和当今国际社会的激进浪潮，在理性化的科技社会中起到判断和想象的作用。拥有一个理性、负有责任感以及具有想象力的心灵秩序，是现代法律人始终应为之奋斗的目标。

1、18世纪美国与法国的民主危机——多数人的暴政与文人政治

被激情主导的心灵秩序之于18世纪民主社会的灾难性后果早已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充分揭示。托克维尔身处贵族制没落、民主制开始走向历史舞台的时代，他在承认民主化是世界政治的必然走向的同时，也深深意识到过度激情化的心灵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古典政治秩序瓦解之后的美国民主并不令人满意，民众享有制度上的自由时却无法真正享受自由。他们其中的不少成为了“暴民”，以主流舆论统领社会，压制理性的声音，再辅以媒体的刻意引导，使得整个社会的话语权被人数多的一方、而不是理性的一方垄断。凡出现不同意见，享有话语权的大多数便立刻将其放逐出主流圈，以一种控制心灵的方式使社会上的声音趋于一元化，如此对民主的隐形绑架较之过去甚至更难得以纠正，正如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述，“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1]

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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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人政治以空想理论代替实践的做法亦是对法国民主体制的巨大威胁。当贵族统治被推翻，君主与民众之间也失去了唯一的纽带，文人阶层代替贵族占据了这块政治真空。他们无法接触到最第一手的政治现实，却热衷于规划乌托邦，这种空想性质的社会蓝图更加煽动了民众的不理性，即托克维尔描述的“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2]最终导致尚不稳定的民主社会走向无政府甚至专制。以柏拉图的话语来说，多数人的暴政与文人政治都是民主化进程后人类灵魂中的欲望统治理性的结果。

2、当今世界的民主危机——政治正确与校园政治

拥有自由却无法享受自由的情形在当今世界有着镜像般的反映。“多数人的暴政”从来不只是18世纪的现象，政治正确作为“多数人的暴政”的现代形式绑架了当今的民主社会。诚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系列以黑人运动、女权运动为代表的民权运动仍未完成其预期的目标，不平等现象仍随处可见，但草木皆兵的趋势已初具端倪。例如，理论界的巴结现象表现为，人们必须矫枉过正地避免一切对所谓敏感话题的讨论，否则大多数必将对此作出审判，这使得相关理论愈发单一，言论自由在政治正确的方针下逐渐萎缩。

此外，文人政治的现代形式——校园政治正充斥着英美高校校园。学生属于较为激进、具有革命性的团体，但他们通常难以直接接触政治现实，当这种不假思索的激进被放大、弥散时，只能变质为引导盲目民主化的又一帮手。托克维尔早在民主化刚刚出现时就已捕捉到了可能危及民主本质的不理性倾向，而这些弊病在民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同时也越发凸显。

3、法律人在民主化时代的作用

欲实现民主社会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而不只停留在政体上的民主，须调整社会民众心灵秩序。法律人的职业性质使其自身成为了天然的平衡民主的力量。一方面，无论是研究传统判例的英美法教育，还是强调规则意识的大陆法教育，都不约而同地培养法律人喜好古典传统、循规蹈矩的秉性，这一切都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3]不会轻易地被新兴空想理论或是社会浪潮冲昏头脑。另一方面，法律思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例如在处理案件时，只有剥离了事件中不理性、不客观因素，方能找到本质与核心，并运用法律加以评判。与容易被无关情绪感染、在欲望中摇摆的未经法学教育的大众相比，法律人更具有理性的特质。法律人是填补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空白的天然锁链，他们的理性能有效制约民主失衡的局面，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风尚。

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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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疏离的理性化时代

工业化来临之后，社会日趋程序化、官僚化，这给我们带来高效便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致使缺乏责任心的行为屡见不鲜。从霍布斯开始，现代社会就逐渐被剥离了“道德的外衣”，世界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巨型工厂，人们效忠于机器、效忠于自己作为螺丝钉的一方天地时，不再具有道德或宗教上的动机，不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更不对他人产生情感上的义务。个人主义使得官僚化世界高度疏离，相互推诿、无人做主的现象自然也发展到极致。

2、责任伦理的三重意蕴

韦伯就此提出了志业政治家的概念，他们热情、富有责任感，同时也脚踏实地、具有判断力，法律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首先，法律人应当是由热情驱动的，但韦伯特别指出这种激情是“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4]他们将“天职”转化为完成每一件日常之事的满足感，通过一项项实际的判决，或是一份份法律意见书，与此岸世界的结果产生关联。与文人政治截然相反，法律人不谈虚无的理论，只通过切事的热情逐渐构造现实。其次，法律人的责任意味着面对可能承担的后果也能一往无前。先有决策与方向，才能有接下来的理性化运作；只有做好接受并承担一切结果的准备，才敢从芸芸“螺丝钉”中站出来，成为承载某个团体命运的决策者。在官僚制的社会中，法律人的责任关乎未来与周遭的一切，而不局限于个人在社会中的某个固定角色。最后，法律对世界要有整体的规划与判断，当一切结果都提前被预测、考虑过之后，方有决策的“底气”。

因此，承认理性占据主导位置的同时，也须将激情纳入法律人的心灵秩序中，使其成为理性的辅佐者。当理性与激情共同起作用时，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5]这种柏拉图认为是“正义的灵魂”可以帮助法律人掌握理性化世界的应然轮廓，在官僚制社会中成为大众的引领者与风向标。

马克思·韦伯《以政治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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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不是一台自动出货的机器，在科技时代发挥“人”的价值才是意义。固然人类智慧并非难以被科技超越，预测力与想象力目前依旧是人类引以为傲的两大独特效用。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找准那些可能对未来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首先需要跨学科、跨时代、跨地域的知识储备、开放的心态与极高的敏感度。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要求不仅要求从法学，还要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对眼前繁杂的现象做出综合性、政策性的评价，而这个过程往往还需要法律人纵向对比往昔、横向对比中外，因此法律人的心灵应当开阔，以掌握多重知识。整体地把握世界的目的仍是服务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共同体，法律人应做立法者，国家或世界的立法都需要法律人的视野。这里的“立法者”不仅是实证法的制定者，甚至是古典意义上国家、政体的创设者。在霍姆斯的论述里，立法的过程乃是一个利益抗衡的过程，过去世界的“法”，包括“家庭”、“国家”、“国际法”都掌握在率先进行空间革命的海上基督教国家手里，未来世界的立法权也必将经过激烈的竞争，未来的“法”由谁立、以怎样的单位立，都需要法律人整合信息进行预测与想象。因此，法律人的灵魂秩序还应是高远的，是能将国家、世界之未来纳入自我前进的规划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