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查·蒙克 | 政党国家化和两极化在摧毁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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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

译者：吴彤

1960年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初选前不久，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s）的一位亲密盟友问洛根县党主席雷蒙德·查芬（Raymond Chafin）：买下他的支持需要花多少钱。“大约三十五个”，查芬说，他希望能发个三千五百美元的横财。在当地一个简易机场，查芬见到肯尼迪的特勤人员，并收到了惊喜——三万五千美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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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承诺的那样，查芬利用他对当地政党机器的控制，把这个州交给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科参议员。“肯尼迪家族很清楚我们的政治品牌”，他多年后说，“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品牌”。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治的真正权力并不在美国众议院议员或参议员手中，而由控制地方财政的州长、市长和议员掌握。在很多情况下，像查芬这样的人推举人们当选国会议员，是为了奖励他们多年的忠诚服务，或是为了摆脱野心勃勃的对手，但其对国家政治的影响相对较小。“那些对组织运作至关重要的政客们通常都呆在家里”，当时的一位学者评论道。

在美国联邦层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类似于不同利益的松散联合，而非意识形态共同体。他们没有多少资源，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手段来确保其成员的意识形态纪律。许多民主党人甚至比共和党人更加保守。

所有这些确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会是一个谦让成风的地方，政客们经常在公共支出或司法任命问题上达成妥协。尽管美国人自己在从外交政策到摇滚乐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严重分歧，但高层政治相对来说并不是针尖对麦芒。

然而，普通选民也很难表达自己的心声。 西弗吉尼亚州有时被吹嘘成肯尼迪克服其最大竞选障碍的地方，因为他证明了宗教偏见与其个人魅力无法匹敌。但是，只有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1960年举行了初选，其结果仅仅是咨询性质的。在民主党提名中，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是肯尼迪最大的竞争对手，并没有费心地参加其中任何一项。

美国政党缺乏意识形态的定性，也使得其公民难以基于自己的良心投票。 例如，一个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自由派可能会在大选中全心全意地支持肯尼迪，但也会投票给副总统候选人约翰逊。早在1947年，约翰逊就谴责一项反对私刑的法案，是“一场闹剧，一个骗局——企图以自由的名义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尽管约翰逊在1957年大力支持民权法案，但他允许通过使种族隔离和解难以执行的法案。只要美国的主要政党仍然是务实的地方利益联盟，主张社会进步的北方民主党人就会与主张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民主党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为持之以恒地终结种族歧视而战。战后政治中相对缺乏党派性，是以暴力排斥为代价换来的。

在评估组织薄弱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双重问题时，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在195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试图将松散的政治联盟转变成更类似于当今统一政党的组织。美国一些顶尖学者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需要“为选民提供适当的行动选择范围”。最后，每个政党候选人都要在“美国总统初选”中确定，华盛顿领导人将获得“处理叛逆和不忠的国家组织的额外手段”。 学者们认为，为了解决美国政府的问题，政治必须变得更加全国化，政党纲领也必须更加明确。

近70年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学家丹尼尔·J·霍普金斯(Daniel J. Hopkins)在其新书《越来越美国：美国政治行为是如何并且怎样国家化的》(The Increasingly United States: How and Why American Political Behavior Nationalized)中所记述的那样， 美国政治已经完全全国化:选民们更加关注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所在城镇或州的情况。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变得更加同质化，在阿拉巴马州提供了与佛蒙特州一样的意识形态。在每次选举中，美国人现在都面临两种明确界定的行动选择。多年前由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开出的药方已被服用；问题在于，患者能否在副作用中存活下来。

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五天，这个悲伤的国家都在怀疑其政治纲领能否延续。甚至连内阁的关键成员都怀疑，约翰逊能否继续支持民权法案。约翰逊在飞机上匆匆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而在三个小时前其前任就是乘坐这架飞机降落在达拉斯。但是，当约翰逊1963年11月27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向南方民主党人提出了挑战。“没有任何纪念演说或颂词，比尽早通过他为之持久奋斗的民权法案，能够更好地纪念肯尼迪总统”，他说。

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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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种族歧视终于结束了——自美国内战（Civil War）以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盛行的高度地方性政党制度也是如此。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不再把民主党视为他们的天然家园。1968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第三党候选人资格，华莱士是阿拉巴马州的前民主党州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保守的民主党逐渐向共和党靠拢，而民主党在经济社会问题上第一次成为了自由派:在全国范围内，民主党现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财富再分配和种族融合。

共和党人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同时，对自由市场和低税收具有激进的偏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利用民主党分裂带来的选举机会。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开始，每一位入主白宫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这听起来颇为文雅，却带有欺骗性。

19世纪60年代，随着雄心勃勃的民权立法重整美国政党，一系列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重新将美国公民的注意力转向首都华盛顿。多亏了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公共职位看起来不如私人职位有吸引力，这就削弱了地方党魁掌握的权力。近来媒体的变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一度是国家信息的主要来源，汇集了国家、州和市政新闻。因此，那些主要对华盛顿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的美国人，仍然对他们的家乡有很多了解。如今，选民们越来越多地从广播网络和有线电视频道，或从社交媒体网站和在线出版物上获取新闻，这些新媒体不太可能要求选民关注其市政厅或州议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政治学家就注意到， 美国政治的本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总统的权力已经大大扩展。全国性政党对各州和地方性机构的控制权大大增加。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政治学家威廉·M·兰驰(William M. Lunch)在1987年评论道，“而华盛顿正在成为美国的首都”。

从此后的几十年里，被兰驰称为“美国政治的全国化”现象只会愈演愈烈。正如霍普金斯所说，选民们认识到，州和地方政治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比如，决定他们需要缴纳多少财产税，或者决定他们孩子的学校有多好。然而，他们现在对地方政治关注甚少。

这种转变可以解释当代政治的许多特征，否则就会令人深感困惑。例如，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的州长们，怎么能拒绝将医疗补助计划扩大到本州的贫困成年人，即使联邦政府(至少已经开始)支付了全部费用？霍普金斯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 选民、捐赠者和活动人士更有可能根据是否通过了意识形态纯洁度测试来判断当选官员，而不是根据他们是否给所在选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霍普金斯指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对州长的提名能力越来越弱，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相对而言，他们现在对国家层面的选任官员更有兴趣，比如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 如果他们可以选择所在政党是入主白宫还是当选州长，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甚至竞选资金捐助阶层的关注也已全国化。从1998年到2012年，投入参议院竞选的资金增加了一倍，而州长竞选资金几乎没有变化。

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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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美国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商店，有自己的本地产品。如今，像沃尔玛(Walmart)和家得宝(Home Depot)这样的连锁店，在全国各地都提供同样的商品。霍普金斯认为，各政党都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同质化过程:“就像每家麦当劳里的蛋饼一样， 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越来越多地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同样的选择。”

美国人对地方政治的兴趣不仅低于以往，其投票行为也不那么取决于居住地或具体候选人的情况。诚然，可以根据选民家乡或所在州预测其所支持的政党。 但是，正如霍普金斯所解释的那样，党派归属更多地受到种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受地方利益或政治传统的影响。 对选民的人口统计信息及居住地的了解，对于预测其政治行为帮助甚少。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美国福音派白人中年妇女，年薪5万美元，如果她住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那么，她今天投票给共和党人的可能性，几乎与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一样。

霍普金斯是引导人们了解地方政治衰落的可靠向导，他意识到事态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指出，选民对全国性问题的关注，很可能会“排挤更多的地方关注”。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地方政治漠不关心，而且很可能投票支持任何与他们同属一个党派的候选人，市长和州长不再有足够的理由将选民的需求置于特殊利益群体的需求之上：“他们任职期间的行为，很可能辜负了那些最有可能推动他们事业发展的人们的愿望，无论这些人是活动人士、捐赠者还是来自其他州的同党。”

但是，霍普金斯并没有意识到其论断的最重要含义。任何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都会指责其反对者“叛国”，并将媒体污蔑为“美国人民的敌人”，这可能使霍普金斯的书名让人困惑。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全国性政治的强化和政党分歧的深化对政治制度稳定的破坏，《越来越美国》一书却鲜有提及。

当美国开国元勋们着手设计仍在支撑我们国家生活的制度时，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其事业会以失败告终。到了18世纪末，君主政体已经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最后几个在近代早期幸存的共和国，如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 Repubblica di Venezia），都陷入了国内纷争，并受到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威胁。那些以集体自治为目标的制度几乎不复存在。因此，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在着手克服困难的同时，自然会问自己，在他们之前的许多共和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得出的结论很简单:那些前朝旧事，比如雅典和罗马、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已经被“派系暴力”（the violence of faction）毁掉了。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所表述的那样:

“考虑到平民政府的潜在危险倾向，其支持者对政府的性质和命运忧心忡忡……事实上，公共委员会中的不稳定、不公正和混乱，是平民政府随处可见的心腹大患。”

麦迪逊解决了我们称之为党派之争的问题，从根本上塑造了美国。他指出，许多政体只是试图消除党派之争的原因：要么破坏自由，这是一种他称之为“比疾病更糟糕”的疗法；要么试图让每人都持有同样的意见，这是一种他认为只要“人类的理性继续犯错”就是徒劳的做法。麦迪逊在其疯狂的逻辑中，为美国的自由文化和政治生活奠定了基调。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增加政党数量来解决党派之争问题： 政党数量越多，其中一个党派获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小。

詹姆斯·麦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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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麦迪逊没有预见到现代政党的崛起，但直到20世纪末，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遵循着他所设想的模式。肯尼迪当选时，南方民主党人试图延续种族隔离，与关注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北方民主党人发生冲突，北方民主党人与专注于商业利益的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country-club Republicans）发生冲突，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与反对现代生活罪恶的社会保守派共和党人发生冲突，等等。即使是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政客们也有其共同之处——一己私利和利益代表——这足以让他们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对手。(正如兰驰所言，“戴利市长 并不十分关心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所作所为，但他希望得到保证，当分配联邦基金时，芝加哥能得到应有的一份”。)

如今，那种在众多派系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纵横捭阖的混乱过程，大多让位于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直接冲突。 根据政治科学家尚托·艾扬格（Shanto Iyengar）和肖恩·韦斯特伍德（Sean Westwood）最近的一项研究， 美国人现在更可能出现基于党派而非基于种族的歧视：如果要求在同等资格奖学金申请者之间进行选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会更倾向于选取所在政党的申请者。研究表明，白人不太可能因为肤色歧视黑人奖学金申请者，就像歧视对方党派的奖学金申请者一样。

正如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在一本发人深省的新书《非文明的协议:政治如何成为我们的身份》（Uncivil Agreement: How Politics Became Our Identity）(芝加哥)中所指出的那样， 阶级、种族、宗教、性别和性取向等因素，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织。在较早时候，选民可能认为自己既是保守派，又是长老会教友（Presbyterian）。每一种身份都使其对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产生负面看法。但是，由于有大量非长老会保守派人士，以及大量非保守派长老会教友，这些“差异”相互牵制。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党派、意识形态、宗教和种族认同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联盟”，梅森写道。例如，宗教团体的政治多样性远非从前:“现在，一次投票就可以表明一个人的党派偏好，及其宗教、种族、族裔、性别、社区和最喜欢的杂货店。”因此，梅森认为，所有这些派系已经融合成两个新的超级组织:民主党和共和党。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曾经呼吁，民主党和共和党转变为真正的全国性的、意识形态上具有凝聚力的政党。几个月后，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反驳文章。他说:

“每个政党都兼具自由和保守两个方面，这难道不是国家力量和凝聚力的真正源泉吗？……当然，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会有那种绝望的感觉，即由于对方党派的获胜，所有的选项都被排除，所有的权力之路都被堵死：在民主党政府中总会有人支持企业，甚至共和党政府也会在某些方面为劳工提供庇护。如果严格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党派，那么，每次总统选举都是对国家统一的可怕考验。我们必须记住，那次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原则问题上毋庸置疑地达成一致的选 举，是18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93号航班坠毁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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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辛格的话被证明是预言。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胜选，将会永久性地阻止保守派掌权，这一信念是一些对特朗普主义持包容态度的最坚定支持者的核心观念。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发表于《克莱蒙特评论》（Claremont Review）的《93号航班选举》(The Flight 93 Election)一文中认为，“没有自由传统、爱好或自由经验的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持续涌入”，是对美利坚共和国生存迫在眉睫的威胁。安东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中，93号航班乘客在绝境中与恐怖分子的斗争行为表示了支持，这架航班最终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托尼克里镇（Stonycreek Township）机场：

“要么冲进飞机驾驶舱，要么坐以待毙。反正可能会死。你——或者你的党派领袖——可能会进入飞机驾驶舱，却不知道如何飞行或降落。没有任何保证。没有别的可能:如不尝试，必死无疑。”

自由派人士虽然对安东带有种族色彩的言论感到震惊，但他们通常也认同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他们相信，现在民主的命运取决于下一次选举。这令人担忧：你可以拒绝这样的观点，即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同样应该为美国政治文明的崩溃负责，或者说希拉里·克林顿同唐纳德·特朗普一样，都对自由民主的规则和标准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认为，两党每四年面临一次生死攸关风险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正如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 Dahl)所言， 早期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往往通过将政治机构的参与限制在少数人范围内，从而避免发生激烈的派系斗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一个受排斥的群体在这些机构中赢得包容，比如贫穷的美国白人男性、前奴隶和妇女。这种由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所倡导的更广泛的包容性，如今已引发强烈反弹。

人们很容易以此为证据，证实对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的未来作出极度悲观的解读： 任何旨在纠正社会不公正的有效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那些拥有巨大特权的人扭转进步潮流，甚至放弃他们对共同政治制度的承诺。但是，过去多数派的反弹并没有完全让时光倒流。 对美国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的抵制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容忍的种族隔离现实，但它并没有重新引入奴隶制度。20世纪60年代对民权议程的抵制，使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政治歧视长期存在，但它并没有重建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样，对女性、移民、性少数群体和非洲裔美国人充分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抵制，可能也促成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它不太可能逆转过去50年的巨大变化。

美国民众抗议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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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政治越来越全国化，它已经解决了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学家们抱怨的许多问题。人们现在投票是为了推进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份公职。 他们可以放心，他们对自由派总统候选人的支持，不会导致一位保守派副总统当选(反之亦然)。但是，正如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所强调的那样，只要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就也为共和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围绕财产税和地铁线路的斗争，导致了利益冲突和特殊联盟，这有助于把麦迪逊关于通过派系激增来击败派系主义的逻辑，变成日常的政治现实。美国人对地方政治的兴趣衰减，真正的危险并不像霍普金斯所说的那样，会导致道路或学校等重大问题被忽视。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模式下，所有美国人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伟大国家戏剧中的演员，欢呼或嘲笑同样的英雄和恶棍，这种政治更有可能把国家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部落。

美国政治全国化导致了两极政治的崛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注定无法找到共同点，也不意味着当前激烈的党派纷争永不停息。在过去，充满敌意的时代往往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平静时期。与华盛顿的政党相比，普通民众的意见没有那么两极分化，许多人认同中庸之道。 而且，尽管在攻击特朗普竞选团队中，少数族裔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大多数美国人对与其种族、宗教或性取向不一致的同胞更加宽容了。

就像施莱辛格所预料的那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严重分歧，正使其国家团结面临严峻考验。高度全国化和高度党派化的美国政治，给美国政治制度造成的危险无疑是真实的。但是， 我们既不能乐观地认为，美国政治制度过去成功吸纳了新的群体，前景美好；也不能悲观地认为，美国政治矛盾重重，腐败不公，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