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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艺术 视频 | 用镜头记录800支铅笔在美术馆墙上的印记

凤凰艺术  · 公众号  ·  · 2017-07-03 23:57

正文



徐童、李迪《中华HB》

2017年7月1日,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联合 徐童 导演呈现纪录片《中华HB》的首映,聚焦艺术家 李迪 的创作过程。故事从800支中华HB铅笔讲起,试图探寻艺术家在消耗外部物质材料的同时,究竟如何消耗内在的精神材料。 以下, “凤凰艺术”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2017年7月1日,由徐童导演制作的纪录片《中华HB》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首映。 该纪录片全长76分钟,聚焦了艺术家李迪于2015年在元典美术馆创作《中华HB》的整个过程。


▲ 北京元典美术馆,李迪《中华HB》2015年


艺术家李迪,导演徐童,

10天时间,4台摄影机,

长25米、高5米白墙,

800支铅笔,完成《中华HB》


整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在试图探寻艺术家在消耗外部物质材料的同时,如何消耗内在的精神材料,并以纪录片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 在这一过程中,完整地记录了艺术家在这一创作中,充满期许、焦灼、盼望和疲惫的经历,从而留下可以再次查阅的证据,并将它展现给观众。 按照李迪个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苦行式的修炼过程。”


▲ 由徐童执导的纪录片《中华HB》预告片


“首先这面墙就把我震住了。太大了,人在那下面这么一点,五米,两层楼高。如果说我觉得要是用大刷子或者用大一点的工具,可能还好一点。要用铅笔一根一根的画,几万根线条,我初步统计一下,差不多要六七十万根。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能画多少根?一个画家,要在十天内画出几十万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徐童


▲ 纪录片《中华HB》在尤伦斯首映座谈会现场,左起:策展人梁克刚,导演徐童,元典美术馆馆长、投资人谷燕,批评家黄笃,尤伦斯放映策划林立

▲ 纪录片《中华HB》在尤伦斯首映现场


2015年10月, 梁克刚策划了一次个展,名为《中华HB—李迪艺术展》,这次展览之所以让人记忆犹新,正是为了本次展览,元典美术馆特地为艺术家李迪的现场创作重修了一面墙。


李迪在10 天内只用最简单的中华HB铅笔, 争取以毫无目的、毫无章法、毫无主观意愿的状态把整面墙画满。他希望剔除绘画的概念,放弃追求绘画性,只强调“绘制”本身的行为与过程;不预设结果,争取呈现一种随机、偶然和不进行控制的特定时段“绘制”行为过程终止的状态记录。


采用一种型号的铅笔,目的其实是隐喻地回到绘画的原点, 所有学习艺术、学习绘画的人在开始时期,教师都会让其用铅笔进行素描造型的基础训练, 铅笔在这里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也让艺术家很有亲切感。而此次李迪的个展名字就叫“中华HB”,就是想客观而中性地将观者引入艺术家试图呈现出的对于艺术、对于绘画、对于创作以及展览机制所进行的反思, 从而引发更多的讨论和可能。


▲ 纪录片《中华HB》剧照


这个展览在开始进行时,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有很多碰撞,有很多的规划。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艺术家的创作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过程,实际是有一定的私密性,很多人其实并不能看到全貌。导演徐童希望能够在这个展览里面,多角度呈现艺术家李迪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


在元典美术馆展览的最终呈现中,除了这一面墙以外,还容纳了其他的元素。比如昭若寺的镜头,用监控录像把整个24小时一直创作过程全部拍摄下来,形成了几个屏幕展示。


李迪对话“凤凰艺术”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 凤凰艺术” = Q


▲ 艺术家李迪 接受“凤凰艺术”采访


Q 能跟我们先谈谈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缘头吗?


李迪: 做这个片子的原因,实际上一开始是源于我在元典美术馆跟梁克刚的讨论。他作为我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在交流了两个方案之后,我决定用HB铅笔,把这面二十多米长、五米高的墙,用铅笔这样最简单的材料,通过时间、通过身体、通过在空间里这样一个行动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作品。同时我们不仅仅局限在这一面墙上,还要考虑把作品完成的现场保留下来,展示给观众,都属于我作品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就萌生了在展览上拓展多媒体的语言。我在展厅里边装了四个监控录像,从我画第一笔就开始拍摄,一直到整个过程结束。同时还做了一个延时摄影,两架相机每五秒自动拍照一幅照片,用一个延时摄影的手段来拓展我这个展览语言的宽度。


我当时想,其实这个展览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过程,其实它还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他怎么面对这样一个过程: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思想状态,怎么去适应,怎么去配合,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中被消解掉,怎么去重新点燃一种新的能量?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就想应该找一个纪录片导演来,不仅从完成作品的角度,而是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的矛盾性和统一性,是怎么样生成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作品后,还能留下这样一个影像资料,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我觉得特别重要。

于是,我从2015年就开始酝酿这个计划。徐童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对我这种整个艺术发展脉络一直很了解。从八十年代他就在作为传媒大学在校学生成为我的粉丝,后来又成为摄影家,再成为纪录片导演,拍了很多重要的关于中国当代社会某些层面非常有表现力的纪录片,比如说《游民三部曲》。我在他的镜头前没有任何的拘束感,我会忘记镜头,所以就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跟着我,不光在展厅,也到我的工作室,甚至很多镜头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拍下来。


这部纪录片从9月一直拍摄到12月,整个纪录片的跨度将近小半年。这个作品的另一面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徐童用了自己独特的视觉,独特的观察力,用他自己的纪录片的语言,来表达他作为一个第三者,来关注我整个的过程。他从中找到了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相信这个片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惊喜。

Q 在这个纪录片预告宣传上,有一段文字大致是说:艺术家在消耗材料的同时,也在消耗精神。如何来理解这样一句话呢?

李迪: 这个徐老师对我作品的一个理解,非常生动,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确实当时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开始只给了我十天的创作时间。我确实定了八百支铅笔,耗掉了一大半,后来剩下的部分,展览时都发给了好奇的观众作为纪念。确实在我完成这个作品时,我带有很强大的一个压力,这面巨大的墙,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情绪上的起伏,但我终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而且达到了我自己预想的一个效果。后来没想到元典美术馆的投资人,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感动。她觉得只展一个月或者二十天,太可惜了,毅然推掉了后面两个展览,把这个展览延长到三个月时间。


我后来才意识到,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展览能延长到年底,我可能还会再拿出二十天来画这张作品。这件作品可以无休止画下去,因为它没有一个主题,它不是一个主题的表达,不是一张壁画,不是说我要在一个墙上画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在无目的的乱画,每天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画素描过来的,考学等,他让回归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当然跟原来不一样了,我不是为了考学,我是在做一种修炼的过程,在寻找一种修炼的感觉。

就是一个沉思冥想的过程,因为在画的时候,它没有形象,你在画时不受拘束,可以自由自在去画,你的动作可以随意按照你的感觉去走。这个作品,它给了我很多新的启发,尽管是一种身体的消耗,但是我觉获得的更多是一种修复思想的过程。我在这里面是一种漫无目的状态,作为艺术家我知道,一件作品有一个完成的点,不可能无边无际画下去。它总有一个点,我认为这件作品完成了,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跟我在画室里完成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Q 刚才您说到完成一件作品的点,那么对于这件作品来说,它的点在哪里呢?

李迪: 完成的点,一方面是技术上的考虑,他知道什么时候有完成的这种感觉,觉得这个点到了。对我来讲,实际上就是随时都可以叫停,这件作品本身在画的过程中,我怎么预设出一个随时可以叫停的一个状态呢?尽管我也知道我想把它画满,这是我一开始的愿望,但后来我想,如果采取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式,进去之后一支铅笔都没动,十天一根线条都没画,我一直在那个墙面前思考,我认为也是一种完成的方式。但是一开始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规划,有这样的一些预想,所以我一开始还是在按照这个预设在完成作品。

Q 在还没有看正片之前,从预告片中,我就感觉到您整个过程实际上有点儿带着苦行的精神修行存在。

李迪: 完全正确,对,完全是这样,对我来说绝对是一次精神陶冶的过程。它和完成一件画布是不一样的,这个画布再大也没有办法和一个现成的墙在空间里面去完成的感觉比。因为在空间里时,我还要考虑这个作品跟空间的关系,考虑它跟对面墙的关系,跟两边墙的关系,它在空间最终展示出来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要的。工作室里面我可以关起门来画一张画,我可以五遍、十遍、二十遍的去涂改,但是在那里,我没有这个可能性。十天给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觉得把这个作品首先做出来,同时我又希望为这种压力找到一种很放纵自由的状态。这听起来非常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修炼过程。

Q 我记得好像您在完成这个作品之后,又做了一个叫做《纵横》的作品,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李迪: 《纵横》这个系列是从去年年底做到今年2月份,在798东京画廊的一个展览,这是和方振宁老师合作的。那是在画布上的系列,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不能说哪一个更好哪一个坏,我觉得它们是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用两种不同材料完成的两个不同的艺术理念。

关于联系,我相信是有的。我逐渐在绘画上寻找一种更简练、更直接的语言,回避那些罗罗嗦嗦的形象干扰,回避那种主题表达,我希望能够在一种无主题表达的状态下来做。尽管方老师给我的作品是从纵横的角度来思考,但我觉得纵横也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个意念的东西。我过去在八九十年代去欧洲,又回到中国,这么一个跨度,出现在新作品里构成角度。用作品的构成来解释我作品里一个纵向与横向的一种理解,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的层面,一个是语言的层面,但是《中华HB》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追求。

Q 铅笔的型号有很多种,当初为什么要选择HB这个型号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呢?

李迪: 因为中华牌铅笔是我们小时候最早接触的画画的铅笔。当时我们接触的铅笔从H到B都有,我为什么选择HB,策展人从策展的角度,他觉得H代表了很硬的度,B是代表一种很软的度,是软和硬是一种很矛盾的关系,HB正好是在软铅和硬铅之间这么一个点上,用这样一个很矛盾的符号来完成这个作品。对我来讲其实用HB也好,还是用4B、5B还是5H,我觉得都没有很重要,但是我确实还是考虑了HB。我事先尝试了HB的硬度在墙面上出现的这种可能性,从技术层面上考虑过。

Q 在我们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了一个概念是“无主题创作”,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理念吧,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李迪: 所谓的无主题,有些人用抽象的词汇来解释,有些人用“去形象化”来解释,对我来讲,形象和抽象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表达。这几年,我在寻找一种看似好像没有讲故事的表述,通过画面来表述。实际上是把我个人对绘画的理解融到绘画里边来,我觉得就是没有主题的绘画,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但它同时也给观者一个很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间。它不像一个具像,如果它表现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就会制约人很多的想像力。我能够用这样一个方式,给我也给别人一个更大的空间,我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这种发挥的可能性、自由度也更大。这些年逐渐更清晰的一点,就是手法上越来越简单,甚至色彩上也尽量去用很简练的单色来表现。


因为我在德国呆过,德国是很反感装饰性绘画的,这几年我也一直觉得上个世纪末的这种抽象绘画,包括极简主义提出的很多理念就是纯化艺术的语言。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义,我一直在简化这种东西,用最简练、最直接的语言来表达我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给观众,也给我自己留了很多空间。



▲ 纪录片《中华HB》剧照


认识徐童要比他的作品“游民三部曲”的成名早很多年,李迪记得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另外一位纪录片导演像徐童这般了解李迪的发展脉络,他们之间有一种无法描述的理解。 这部经历两年才做出来的片子绝不是一部宣传片,而是一个人用自己的眼睛大脑审视另一个人的思考,并保持着必要的距离。


徐童对话“凤凰艺术”


(以下为了方便阅读,“ 凤凰艺术” = Q


▲ 导演徐童 接受“凤凰艺术”采访


Q 徐老师应该和李老师认识很长时间了吧?

徐童: 对,我们认识很早,都是八十年代这一波,他比我大几岁。那时候是中国思想解放或者思想启蒙的一个很关键时期。大学出来之后,1988年到1989年,李迪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就是中国当代的表现主义大展。我去那个大展看他的作品,从那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当时他是明星级的艺术家,因为那时表现主义绘画对于中国而言非常前卫,因为那时还处在一种思想半保守的状态下。从那时认识到现在,所以他这次邀请我来拍片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儿。为什么?就是因为同样是八十年代这样一个背景,再加上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和成长,在拍摄时,我们没有什么距离。虽然他去德国好些年,当中见过几次,但是这种同一代人的感觉还在,所以拍摄起来非常顺利。纪录片就是你把人物搞定,这就是拍摄的最关键,就入门了。

Q 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不仅包含了创作过程,也包含了生活的过程,那么,在拍之前是否有一个想好的框架呢?

徐童: 没有预测,只知道他要在十天内完成这么大一件作品,只有对这个有一定的预期,但是这个作品能完成到什么样,我们能拍摄到什么程度,也没底。你完全是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没有规划好的一个时间表,完全随着事件,在偶然性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来把握现场,拍摄成故事。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是难点又是魅力。

Q 那么在拍摄时,您觉得他的这种创作过程有没有特别打动你或让你感触深刻的地方?

徐童: 当然有,比如说这面墙首先就把我震住了。太大了,人在那下面这么一点,两层楼高,我觉得要是用大刷子笔或者用大一点的工具,可能还好一点,要用铅笔一根一根画,几万根线条,初步统计一下,差不多得要六七十万根。所以我在写这个片子简介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作为普通人一生能画几根线条,如果他要不是一个画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要画直线,顶多有人爱读书的话,可能在书上能画一些线条。但是一个艺术家集中十天要画几十万根线条,这种不可思议的事,让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震撼。


在整个观察他绘画过程中,我发现他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就很明显的,手最后全磨破,全用胶带裹起来。所以,艺术真的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浪漫的想像或者说是一个智力的劳动,实际上它甚至要付出伤痛,他像一个工匠,需要制作,需要劳作。一方面是想像力,一方面是你要付出体力的劳作,这两个东西要完美互相支撑结合在一起,可能才能出现一件好作品。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有感触,我觉得挺同情他的,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Q 在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艺术家在消耗材料的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消耗。当时你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加到里面,这是你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个最终感触吗?

徐童: 对,是的。因为他在消耗材料,他用八百支铅笔,付出体力爬上爬下,用十天时间的心血来做这件事,同时精神上也要忍受煎熬嘛。他面对那么多的未知,他怎么来解决,艺术家在面对墙的时候,又有那么多丰富的想像力。他要想做成什么,肯定脑子里会提前有一幅画在自己的心里,所谓胸有成竹。这个想像的东西能不能付诸在这个画面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付诸在这个画面当中了,也可能最终离你的完美还有一个距离。这当中的折磨,就是对人内心的煎熬和最后对待这个困境怎么克服,这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在整体控制上,还是整个画面意境的表达上。


我觉得最终他还是完成了一件闭合性的作品,他不是像梁老师说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而是为了让大家看这两种力量在角力。最终我觉得李迪老师毕竟是一个很成熟的艺术家,他还是要完成一个让你感觉到很有意境的东西。最后他形成了那些白色的橡皮擦掉的线条,我觉得一方面它有破坏力,抹去了以前的印记,由于它的本身有造型感,所以说它又让人感觉到又很有意境。正好我们画的那天赶着下雨,我经常把它想像成是一幕雨景,就像一个风雨飘摇的天空或者是某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局部。有诗意在里面,有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Q 我们知道在拍记录片时,会有巨量素材,最后成片的可能只用其中很小一部分。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两年中,在整个素材的整理、剪辑、筛选,到最后的成片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呢?

徐童: 在拍摄的时候,由于是没有脚本的纪录片,都是边生活边拍摄,实际上是你并不知道全剧是什么样的,只有当你去剪辑的时候,你才站到我们所说的一个上帝的视角。所有的素材,所有的故事在这儿了,围绕着这个片子的记录的过程,让我们产生了几种剪辑方案。一种剪辑方案要长很多,差不多两个小时,希望把李迪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不断的闪回他的几个人生重要的点。比如说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毕业,到1989年出国,再到德国,学习表现派绘画,又拜了哪些大师,后来到回国。做成整个十天《中华HB》不断闪回的故事。后来我们做完这一版拿出来放,我和李迪老师一块儿看,后来李迪老师提出来是不是这样的内容太多,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这一版其实做起来是很困难的,要找很多历史资料插进来,最后又把那些所有的历史资料全都给去掉,按照仅仅是这件事的一个线性叙事来完成。所以剪辑就像编剧一样,看这个故事怎么讲给别人,这里面下了很多功夫。

Q 最后变成了一个很纯粹的作品。

徐童: 是的,就是一个纯粹艺术作品完成的过程。



展览信息

UCCA放映 | 《中华HB》首映


时间: 2017年7月1日(星期六) 19:00-21:00

地点: UCCA报告厅

嘉宾: 徐童(导演)、李迪(艺术家)、谷燕(元典美术馆馆长)、黄笃(批评家)、梁克刚(策展人)


(凤凰艺术 北京报道  撰文、采访/李鹏 摄影、剪辑/潘腾 责编/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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