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文章中，冯叔和他的伙伴们讲述了当年如何相遇、相识、相知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讲当年如何一起打拼、分开又聚首的兄弟情谊。
主持人：
王维嘉，信中利美国创投公司创始合伙人
嘉宾：
冯仑，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小迪，阳光 100 集团董事会主席
刘军，成都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功权，青普旅游首席战略官
王启富，富鼎和股权投资基金总裁
王维嘉：如果说今天要拍一部中国的「西部片」，「闯海南」的画面应该是什么样的？全各地有多少像你们这样不安分的青年去海南？
冯仑：是「十万青年下海南」，但是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很大，这么多人乌央乌央的在街上，政府觉得这样实在是不行，就让大家走，很多人不原意走，就在当地开了「绝不回头小吃部」「不回头饺子馆」。最后，这些人都走了，剩下我们这些人没有走。
我们几个当时认识的时候，平均年龄大概是 24 岁；我们一起办公司的时候，平均年龄是 25 岁，我大一点，加上我是 25.6 岁。所以刚才发生的故事，都是 24 岁以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是非常有激情的。
海南是「三不信女人」和「不安分的男人」的天堂。「三不信女人」，就是「不信情史、不信婚史、不信家史」，加上不安分的男人，干柴烈火，海南就热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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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嘉：那你们到海南住哪儿、吃什么？一到那儿，面对的是什么情形呢？
冯仑：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做讲师，政治体制改革到后期结束了，海南说建省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学比如迟福林，在体改办，另外一个同学李勇军，给徐世杰当秘书，他们俩一块过来找我，我也就拎着包走了。
到了海南，我们住在省委党校的楼顶上，吃也就在省委党校的食堂胡乱吃，其实那时候那样子的条件在海南还算可以了，就算是到海南的郊区，也就是坐 4 毛钱的中巴过去。
王启富：我一开始住在招待所，但是两三天就找到工作了，跟功权一起住，再后来就跟冯仑大哥住在一起了。那时候，冯仑也是天天给我们讲故事，但是没有钱，哪也不去了。64 年以后，我们就跟冯仑一块回北京了。
但再后来，我还是想回海南创业。海南那时候啥也没有，我就做纸张批发。然后易总和我一块做上下游，潘石屹搞培训，我们三个就住在店里。不久之后我们又回来跟功权一块做，刚开始做万通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拿东西把办公室隔起来，用木头加纤维板隔出来一个宿舍。
易小迪：因为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干过印刷厂、管过一些人，比较有经验。所以厂子也是我租的，一楼，非常便宜；那些住的地方也是我隔的。当时几万块钱能开一个很像样的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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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每天从一百八十平的床上醒来心里空空的？
王维嘉：你们一开始办公司，半年以后散摊了，大家又回北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冯仑：我们一开始在改革发展研究所做了半年，不是公司，半年之后就散摊了。散摊以后，就到了北京，在南德打工。1991 年，我们自己办公司的时候，又陆续回到海南。
我们跟刘军一块，给功权打电话，再找到小易，最后找到启富。大家一商量，最后小易说他有 8000 块钱，我说都拿过来吧。再加上功权借的一点钱、启富和刘军拿的一点钱，几个人凑了 3 万块钱，拿到一个公司执照，就开始起摊了。
那时候在海南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故事，其实用鸡汤点的话来说，创业这些事儿不是设计出来的，解决遇到的每一个问题，这事儿没死，时间长了，事儿就算成了。
我记得有一次启富去买窗帘，把钱丢了，回来的时候很着急，因为我们就那么点钱。还有一次，我们要和别人去谈一件事儿，也没有钱，刘军就把一个朋友的录像机拿去典当了，把换来的钱买机票，结果机票被人骗走了，也是非常沮丧地哭了。再有一件事儿，刘军要到北京盖一个章，如果这个章盖不下来，那么整件事儿就都黄了，刘军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盖上，自己主动要去完成这件事。
今天回头想，我们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做每件事都很真诚、很用心，都没有害怕，最后把事儿都解决了，就已经耗到 50 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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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日子，绝对不是舒服日子
易小迪：当时借 500 万，利率是 20%，利润要再分一半。那个条件，你仔细想想都不敢签字了。
冯仑：的确，我们刚开始是一直借钱。先借了 3 万块钱，再借 9 万、10 万、500 万。
借钱的原因是要做一个项目。那时候有 8 套别墅，我们要买下来，改造，再卖出去。后来就去按揭，但是我们得先有 500 万的自有资金，剩下的 1300 万，通过信托借。
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抵押，也没有说要担保。我就在北京一个人骑自行车到亚运村，找到那个可以借到钱的人，手写了一张借条。其实这个人也不是最终借钱给我们的人，但这是见到借钱人、人家同意帮忙的一个程序。
在这之后，他们又让我到香港美食城吃饭，说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借这个钱。我就到人家那儿讲了一个小时，讲完以后，人家点头说「还可以」，最后才能去跟金主谈。到了金主面前，又讲了一遍，金主说「可以」了，这才让功权办手续、到广东去拿钱。
那时候我们胆子比小易要大，因为我们上一个东家就经常借钱，所以我们感觉借钱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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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富：回想起来，我们也算是「金融创新」。
我特别印象深的是，我和功权、小易一块去拿那个执照，不管过多少年我都记得那个执照上的名字是 16 个字：「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其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干啥好，公司还是挂靠的，叫「农业」，可能觉得这方面有一点机会。后来，我们知道做房地产有机会，才慢慢一点点开始做房地产。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是很模糊的，就是想干成一件事情，后来冯仑给我们起了目标，「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刘军：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政策背景。在 90 年代初期，中国已经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于是出现了大量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包括城市信用社、财务公司、金融公司，还有信托投资公司。炒房、炒地的时候，海南的企业去内地借钱，有很多是从这类金融机构借钱的，我们也是。而且那时候的金融环境很宽松，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担保。但是注册公司非常难，一般人注册不下来，因为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信用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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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群人，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变革，还在
王启富：不是难，是不允许。我学过法律，1993 年才有《公司法》，在 1993 年之前，是不允许私人注册公司的，所以当时是挂靠，公司性质还是全民所有制，不是私营企业。所以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得多。
冯仑：为什么我说的是「野蛮生长」呢，因为统计下来，最初借给我们钱的人，非死即伤，「死」就是被枪毙了，「伤」就是坐牢，我们没事，因为我们都还清了。
王启富：我们借钱，还分了 20% 的股份给他们。
冯仑：对，真的是高息。后来整个早期的经营环境都出状况了，刚才说的这些金融机构大部分也都垮了。
易小迪：除了冯仑之外，我再讲一个胆子大的人，潘石屹。
这次潘石屹没有来，他平常跟我通电话比较多。他很兴奋，要成立一个 8 个亿的公司，我说 8 个亿太大了，还不起的，先成立个 8000 万的行不行？他说你懂什么。其实是 8 个亿的股份，小潘自己印得跟钱一样，一张卖 130 万，然后就让我拿着批文在北海卖。我说卖一块一股，他说不行，加价卖。
冯仑：印股票要有凭证，潘石屹就联系了印钱的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印了股票，募集以后别人给一份子钱，我们给一张股票。
王维嘉：你们就这样募了 8 个亿？
冯仑：卖凭证是要枪毙的，但发集定向募股是合规的，所以我们稍微谨慎一点，在《人民日报》登的广告，所有事儿都是经过人民银行批准的。国资委当时还叫财政，刘晓刚给我们签了字。当时民间完全还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先开始弄了，批完以后，胆子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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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嘉：牟其中在是民营企业历史上应该算是一个历史人物了，你们在牟其中那儿都干了什么？学到什么东西？
冯仑：我就学了一件事：法人代表很重要。
因为当时我介绍功权来的时候，他们问功权是不是法人代表？功权说，是，然后把公司的执照给老孟看了。于是他直接被任命为跟我一个级别。因为当时办公司非常难，如果你能办公司，还能做法人代表，就说明你不是一般人。
王启富：之前说体改所停了，然后我就流浪街头了。正好来了一封电报，邀请我们去北京工作。我感觉在老牟那儿收获是比较大的。
两德统一，苏联解体，老牟就着急开会，研究这能不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机会。我感觉有大局观，关心天下的事儿。
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学金融、学投资。我一开始弄不明白利率，也没有存过钱，但我在那算儿学了金融。我记得我被派到天津公司当总经理，拿着 1000 万的汇票，受到当时开发区副主任的夹道欢迎。因为那时候牟总说要投 1000 万来造一栋开发区最好的大厦。着让我对钱的认识一下子就提高了。
后来功权学习完了之后来联系我，我就帮功权解决了就业问题。可能功权觉得无力报答我，就把太太的表妹送给我做老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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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我做的是南德集团核心企业投资公司的副总。
创立万通的时候，第一，我做过国有企业的总经理，第二，我在 64 年蹲过监狱，那时候遇到很多问题，相对来说我是最「成熟」的，而冯仑像个学者，天天不停地跑，不像现在这么有研究。
大家刚才谈的都是 500 万的借款，其实最难借的是最初的 10 万块，那还是我借来的。但是怎么借来的，我没有跟他们讲过。
我一开始在一家国有企业做经理，但 64 年我被抓起来了，回来之后，我就离开那了。但是总公司另外一个分公司的老总希望我去做副总，但我那时候想自己琢磨着做点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跟那个老总提出借 10 万块钱，如果到时候还不上，我就答应到那做副总。这才有了那 10 万块钱。然后我们才有钱租房子、装修、买窗帘，贷款的时候，人家到公司看了，觉得挺像一回事儿。
南德是冯仑和启富引荐我去的，可能老牟看到我又蹲过监狱，又做过法人代表，跟他有共同点，所以我被重用得挺快，差不多两三个月就晋升一次，从天津办主任到房产处处长，很快就跟冯仑平级了，并且我是业务干部，每个月比冯仑要多 200 块钱的业务补贴。
但是在这个期间做募集，有两件事给我的震动特别大，可能我在那时候就养成了不怕大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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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在资金部，又是投资公司的副总，所以说帐上有多少钱我是知道的，整个集团帐上只有 28 万，同时在谈几笔贷款，但是都不太确定。
于是，老牟让人在一个地方办了一个特别辉煌的 party，舞会上请了很多比较著名的学者、企业家和工商界的人，金融界还有 15 个人，都是一些信托公司的老总、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
那天真的是灯红酒绿，老牟非常从容，谈笑风生，讲话讲得也很有水平。他往那一坐，拿一只大水缸，从头到尾记录下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引经据典的。
本来 3 个都不靠谱的银行贷款，当天晚上就有1个金融机构签下来了，那家在那天、那种场所，被牟总的气魄和人脉关系打动了。
最后回过头来，其他的报销票据都还报不下来，出差都是自己出现垫着，那场活动的花销是 25 万，账上只剩 3 万，就等着这笔贷款下来，心里落地了。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震撼，老牟在那种情况下敢这样去赌，并且那么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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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情，是「换飞机」。当时我们跟飞机场谈一个案子，帐上可能有 400 多万，但是要谈下来的是 4 架 TWO154 飞机。
国内轻工产品通知各省，来了很多当时的著名企业，每个企业来一两个人，一共差不多有五六百人。南德提出的是：你们东西卖不出去，我们给你们解决。南德花钱，但也要由南德决定买谁的东西。
我是那个组的组长，在跟那些人谈，冯仑帮着帮老牟组织其他的事。我的压力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知道帐上只有那么点钱，但要非常自信地跟那么多家谈。事先，老牟已经先把我找到办公室，跟我说，小王，你一定要相信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那时候全国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轻工产品是卖不出去的，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和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号企业的厂长、经理、副经理一家一家谈，登记下来，把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什么型号都谈下来，只有什么时候交货、什么时候付款这块空着。回过头来，通过一条很长的业务链，最后也不是南德出钱，但真的把这个事做成了。
我当时感觉这好像是在骗，所以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感觉是参加了一个骗局，而且我是这个骗局的核心之一。按照我的性子，我就告诉对方我现在帐上有多少钱，我会怎么解决这个资金问题，你信就谈，不信就不谈。但老牟不是这样，他非常从容。
这两件事情，不能说对产生的都是好的影响，但是它至少开启了另外一些东西。
后来我常常讲，屋里有暖瓶，你敢卖，是一类，另外一类是，屋里没有暖瓶你也敢卖，但是等人来买的时候，你屋里已经有了。搞好了，就是资源整合得好；搞不好，最后就是一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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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嘉：刘军去南德了吗？
刘军：我是功权介绍我去的。当时海南一片箫条，得找饭吃，功权就托了人给我留消息，我当时在北京，就打电话过去联系他。功权说了他的情况，我一听有饭吃，肯定就过去了。
王功权：因为我离开公司之后，刘军也离开了，所以我一直是有点抱歉，就托人给刘军带话，说如果你找到刘军之后，刘军还没有着落，就让他到北京找我。刘军这个小子事先也没有联系我，拎个大箱子就来了。
刘军：我在南德集团的体会，跟功权有点相似。我当时去南德，一是冯仑和功权力挺，说来了一个兄弟；第二我是老牟的老乡，都是四川人。于是让我做了高技术项目办主任。
我在南德集团其实就干两件事，第一写科研，第二谈项目。功权刚才说了换飞机，老牟当时还准备把临电机组换成发电厂。
我们那时候谈业务极有特点，印象最深的是我去华北电管局跟他们的总工谈，怎么样引进苏联的临界机组发电。我就夹着牟总的两本小册子，跟人家谈几十亿的买卖。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认真地接待我们，他们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华北电网的老总。
深刻体会到牟总说的一句话：「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只有想不到的事儿。」
王维嘉：小易，你坚守在海南，继续办印刷厂？
易小迪：对，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北京，而是在海南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个厂，办了一年多。我那个时候跟潘石屹的接触多一些，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素质变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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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预告
这段在南德集团的共同经历，应该是大家不曾听闻的。在不一样的职位上，冯叔他们几个不同的视角，为我们拼凑出当年的疯狂与惊险。明天，我们将看到在这几个老友眼中，对方都是什么形象，自己又是什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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