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罗雅琳

家庭主妇增多

实质是女性生存环境恶化的结果

中国的大城市也许正在经历着近几十年以来全职主妇最多的时刻。前段时间，我跟在海淀区某著名高中当班主任的师兄聊天。师兄告诉我，在他班上学生的家长当中，全职主妇的比例起码占到了一半。中国曾经有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那是妇女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的时代。

1959年的电影《五朵金花》中，五位作为女性代表的“金花”分别是副社长、积肥模范、畜牧能手、炼钢工人和拖拉机手。而如今，这“半边天”里有一半退隐到了家庭之中。在历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政治赋权、健康与生存四个方面中，中国一直在经济和健康领域的排名较为靠前，这就意味着中国女性的职业化程度相对较高。但现在，“全职主妇”这个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

为什么突然涌现了如此之多的“全职主妇”？表面上看，前几年北上广等地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爆炸式增长催生了一批“新中产”，使一部分家庭拥有了让妻子不出去工作的资本。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越来越高昂的育儿成本和逐渐恶化的女性职场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大城市高强度的工作、无法规范化的产假制度，使不少女性面临着怀孕即辞职的困境。

近年来良好亲子关系、健康原生家庭等观念大行其道，这意味着在孩子诞生的头几年，母亲几乎“需要”被捆绑在孩子身边。而大城市的保姆费用逐步高涨，当职场女性的每月工资甚至无法支付保姆费用时，其中不少人会选择辞职回家，当起“全职主妇”。当代中国“全职主妇”的增长，看似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使一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赶上了欧美和日本的“中产”家庭，但实际上是女性生存环境整体恶化的结果。

《五朵金花》中的女性形象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史上，女性摆脱家庭的束缚，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这构成了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环节。赵树理40年代的两篇小说反映了这一过程。在1943年完成的《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因为当上妇救会主任、带领大家生产度荒，从而摆脱了任由婆婆打骂的糟糕处境。通过展现出在公共领域的生产能力，女性展现出不输于男性的经济作用，从而突破了原有家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

而赵树理1949年完成的《传家宝》则展现出这一过程的另一面向，那就是：新式职业女性的地位上升带来了传统家庭妇女的地位下降。在《传家宝》中，婆婆李成娘认为女人应该在家操持内务、补衣织布，想把三件“传家宝”（纺车、针线筐和装着零碎布头的黑箱子）往后传下去。但在作为妇女干部和劳动英雄的媳妇金桂眼里，婆婆的“传家宝”只是一些“破破烂烂”，只能被放在床下。李成娘所代表的传统家务劳动和“传家宝”在金桂所代表的公共事务面前显得琐碎、陈旧、毫无价值。1940年代李成娘和金桂的分歧，早已隐含着今日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之间的诸种争论。

独立之外

“科学”理念加强了女性与家庭的捆绑

如今，家庭主妇确实在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行当。人们在讨论家庭主妇所面对的风险时，往往会谈及缺乏财政大权所带来的经济依附地位，或者是丈夫出轨的可能所带来的婚姻生活不稳定性。因此，一方面，一批面向都市女性的情感写手，一直生产着如何在婚姻中最大程度保护利益的女性生活哲学：如何掌握丈夫的钱包、如何缚住丈夫的欢心、如何以侦探式的敏锐洞察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

当然，这样的斤斤计较被讥讽为“女利主义”，也因其婚姻观念中爱情的缺乏而引发普遍的反感。而另一方面，一些致力于保护弱势女性权益的社会工作者也在推动“家务劳动计报酬”，希望为家庭主妇在法律上争取更多的权益保障。但在这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家庭主妇早已失去了价值理念上的保护。

经过20世纪革命的当代社会要求当代新女性要经济自立、情感独立，家庭主妇被先在地认为是社会角色缺失、处于“寄生”和“依附”的地位。大多数当代女性期待自己能拥有家庭之外的独立事业。

在古代的传统家庭中，一位妻子只要操持好家内事务，就可被视为完满地实现了她的社会角色，也能得到一定的生活保障。然而，今天的女性不仅依旧无法摆脱传统角色的束缚，还必须面对经过20世纪革命的当代社会对于女性的新要求：经济自立、情感独立。不同于古代的家庭主妇，今天的家庭主妇早已被先在地认为是社会角色缺失、处于“寄生”和“依附”的地位。当代的家庭主妇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法律的方式或者情感写手的生活哲学）掌握家庭财政大权，却无法证明自己的生活价值。

颇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似乎在赞美家务劳动的声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收纳、整理等技巧和理念的风行，这与日本的主妇文化密切相关。因为“最会做家务”而获得《时代周刊》“2015年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的日本女孩近藤麻理惠和她的作品《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前段时间也被各种微信公众号炒得火热。这种对家务劳动的精雕细作，似乎为家庭主妇们证明了，作为一种“工作”的“主妇”具有不亚于职场女性的从业难度和价值产出。不过，这种精细化的家务劳动的基础，其实是某种相应的消费产业。只需看看淘宝上的“厨房神器”、“收纳神器”有多五花八门，就可以明白一条庞大的日用品产业链是如何“制造”出了越来越精细的家庭生活需求。而购买这些产品的家庭主妇则越来越呈现出“不挣钱却花得多”的形象。

《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作者:  近藤麻理惠 

译者:  徐明中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2年5月

另一类例子，则是被广泛接受的一套复杂的“科学育儿”理念，其中尤其强调家长参与孩子成长过程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下，这一责任自然落到了母亲的身上。如果说以往的家长大可把孩子扔给学校和老师，那么，在现在，这种放养模式就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以培养“亲子关系”的“科学”理念为名，母亲们需要重新承担曾经被托儿所和学校分担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学校要求家长协助孩子完成作业，陪伴孩子参加各种课外学习或者亲子活动，相信我们对当代母亲们的相关抱怨绝不陌生。

当代的母亲越来越被牢牢绑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主妇们也因而渐渐失去自由的空间，而她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提升自我，突破家庭的限制，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取得成就。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就是一名需要养育四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她却同时坚持了自己的写作事业。而在中国当今如此精细的育儿模式之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处境日艰

“顾家”需要与“独立”获得同等尊重

相比之下，即使中国依然充满着各种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所谓的“直男癌”言论，比起家庭主妇，职业女性依然是在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可上都“更有保障”的选择。社会职业不仅为女性带来了经济收入，一种独立自强地活动于公共空间的女性形象更在日渐成为某种性魅力的来源。

比如，在前不久的一档聊天节目中，徐静蕾和蒋方舟的对谈引发不少讨论。42岁、未婚、冻卵、串珠子的徐静蕾正在因其特立独行的洒脱姿态成为当代女性偶像，而28岁的蒋方舟却因其对于择偶问题的患得患失遭到不少人批评。在这种标准之下，那些只参与传统家务劳动的主妇们则显得缺乏“独立”的魅力。

现在，那些成功商人的年轻伴侣，比如“奶茶妹妹”章泽天和田朴珺，往往极力展现自己在投资、慈善等方面的能力，尽管她们在这些事务上其实极大地倚仗男性的帮助。不像那些嫁入豪门便可安心享受的前辈，如今她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职业能力，才能获得大众的认可。

徐静蕾在谈话节目中的言论被广为追捧，不少媒体以“看到28岁的蒋方舟，才惊觉徐静蕾的40岁有多美”为标题来赞叹女性的“独立之美”。但这种“独立之美”本身正在被收编为一种新型的男性审美观念，并令许多“家庭主妇”背负压力。

前段时间那篇名为《全职主妇，你辛苦劳动，就不怕被丈夫和孩子当成蛀米虫吗？》的文章中提到了王艳的例子。在儿子心目中，作为豪门主妇的她只是在“天天浪费”丈夫辛苦挣来的钱。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另一位嫁入豪门的女明星刘涛正是在丈夫破产、自己复出挣钱之后，才被普遍冠以“贤妻”的称号。

古代的女性可以仅仅凭借传统的家务劳动就获得社会尊重，当代的家庭主妇却无法那样“轻松”。更危险的是，今日的主妇甚至很难找到恰当的方式保障自己在家庭中的财产份额。一旦对财产有所计较，她们立马被视为潘金莲式“谋害亲夫”/“谋取财产”的形象。转移财产的马蓉所遭遇的人人喊打，以及广泛流行的对“爱读咪蒙的女人”的嘲讽，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这是有最多女性在“被迫”成为家庭主妇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家庭主妇的声望日益减退、职业女性的声望日渐增加的时代。所以，很不幸，这是一个女性处境日渐艰难的时代。

本文为独家原创。作者：罗雅琳；编辑：走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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