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墙，还是开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问题

文 | 十一贝子

导读：筑墙与开店，前者如举盾，后者如挺矛，早已纠缠争斗了千百年，并非始于今日。

最近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开始大规模整治街道，拆除各种临街店面，将打开的门洞和窗洞重新用墙封砌起来。在网上看到很多热烈的讨论，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会伤害城市活力并造成种种不便，也有一些朋友从市政法规、行人路权、街面整洁等角度出发，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

我长期在校园中生活，除非有特别的事，平时一般足不出院，从来不逛街，对于封墙关店这事感觉麻木，也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只是由此联想到古代筑墙与开店的故事，不妨凑个热闹，与大家聊一聊。

高墙意味着封闭和隔离，商店则是开放和交流的场所。筑墙与开店，前者如举盾，后者如挺矛，早已纠缠争斗了千百年，并非始于今日。

中国古代的墙不但是与屋顶、梁柱、门窗共同依附于建筑物的局部构件，也是一种可以与厅堂亭楼并列的建筑类型，很多时候以独立的城墙、院墙形式出现，无处不在。不论是平民的宅院、官僚的府邸还是帝王的宫室、坛庙、陵寝，或者是官府的衙署、僧道的寺观、文人的园林，全部都掩映在封闭的围墙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城都修筑了高高的城墙，甚至一些集镇和山寨也拥有自己的镇墙和寨墙。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以前所未有的气魄下令把战国时期的各国长城连成横跨整个北方疆域的万里长城，之后历代王朝不断予以重修，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图腾。明代不但大修北境长城，还在湖南凤凰至贵州铜仁一线的苗疆边界构筑一条将近200公里长的南长城。清朝不再修长城，却为了维护关外龙兴之地，曾经在东北地区修筑漫长的柳条边墙，其造型是高宽大约三尺左右的土堤，堤上种植柳条，堤旁挖壕沟，禁止内地居民进入。

城市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聚落空间。大家不难发现，中文“城市”是一个典型的联合词组，由“城”、“市”两字并列而成。“市”指商业集市，“城”的原始涵义特指城墙，强调防御性，如《墨子·七患》中称：“城者，所以自守也。”中国古代营造城市，源自由上至下的行政主导，通常都是根据其级别高低，确定城址规模，先围一圈城墙，然后在圈里勾画道路，划定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区域。更重要的是，宋代之前的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不但宫殿区、居民区有墙围合，所有市场也都集中设置在封闭的高墙之中。

先秦时期齐国官书《考工记》描述国都规划，有一句说“面朝后市”，意思是应该在宫殿的南面设朝会区，北面设市场区。这种市场四面筑墙，边墙上各辟一座市门，里面分设店铺和摊位，平时由市令管理，早晨开门，晚上关闭。《周礼·地官》专门有一章“司市”，规定市场中包含朝市、夕市和大市三种交易场所：朝市居东，清晨营业，主要是商人之间的大额贸易；夕市居西，傍晚营业，开展大商人对小店主的批发业务；大市居中，正午营业，属于面向市民的零售集市。

这套分时分区的市场管理制度看上去挺完善，但实际上无论对于商户还是居民来说，都很不方便。中国古代长期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地位不高，所占经济比重有限。“四民”的排列次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居于末尾（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的那位乐女 “老大嫁作商人妇”，可见她青春貌美的时候是不会选择商人的，与今天的姑娘个个想嫁老板的择偶标准迥异。）在此背景下，市场也受到极其严格的管理，一切商业活动都屈从于高墙的约束。

中国古时候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有限，商铺会定期给中上层人家送各种日用货品，另有一些小贩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受限所带来的不便。更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商业需求，主要由定期的集市和流动商贩来满足。

西方的情形与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历来重视商业，商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城市往往因为商贸活动而兴起，逐步发展而成，并非完全行政主导的结果，“市”的意义远远高于“城”的概念。市场和商铺通常占据城市最核心的地段，面朝广场或街道开门，具有开放的空间特征。城市外围有时也会修筑城墙，但轮廓都比较曲折，不如中国古城那样规整。

▲ 唐代长安城东西市分布示意图

唐朝是中国里坊制最成熟的时期。首都长安城拥有百万人口，是古代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超级都市，却只有两个封闭集中的市场——东市和西市。两市占地面积都有九十多万平方米，设有各式商铺，囊括“二百二十行”，货物琳琅满目。东市相对靠近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周围里坊分布着很多高官显贵的府邸，因此以经营高档商品、服务上层为主。西市主要面向广大平民，另有许多来自西域、波斯、阿拉伯、日本、朝鲜半岛的客商在此交易，比东市更热闹。传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把购物称作“买东西”而不叫“买南北”，就源自大唐长安的东西两市格局。除了这种封闭的市场而外，唐朝人没有其他街可逛，因为所有城市街道的两侧都是墙，一片萧杀，夜间还实行“宵禁”制度，连门都出不去。

北宋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官员曾经专门测绘研究过唐代的长安城，称赞这种高墙四立的规划格局最大的好处是“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也就是说住宅区和商业区截然分开，互不干扰，而且城市面貌整齐划一，非常利于日常管理，“逋亡奸伪无所容足”，无需居委会大妈和朝阳群众帮忙，坏蛋也不容易藏身。只是唐长安的市民未必都同意这个看法——随便买点什么东西都非得红尘滚滚跑去CBD一趟，确实有点坑人。由此可见，高墙背后隐含的是“秩序”和“威权”，而集市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和生活便利则成为牺牲品。

这种情形在北宋时期终于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中国各地城市都沦于残破，原有的坊墙和市墙大都遭到破坏，在城市重建过程中也没有全部恢复。另一方面，北宋经济极为繁荣，里坊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商业活动需求，一番变革势在必行。

以首都东京汴梁为例，从后周时期开始，就有人打破坊墙和市墙的限制，临街开店，到了北宋初年愈演愈烈，渐渐形成繁荣的街市。朝廷认为这种局面不符合千年以来的古制，而且会带来侵占路面、影响交通的后果，遂屡次下达严禁“侵街设店”的法令。但是这些沿街的店铺如荒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封闭后，一旦禁令稍有松弛，立刻重新出现。于是朝廷再封，过一段时间店家再开，来来回回，循环往复。

到了后来，朝廷觉得不胜其烦，管理日渐松懈。同时，一些高官权贵也纷纷沿街开设邸店，出租牟利，他们带头反对朝廷禁令，主张彻底放开。最终市场派大获全胜，里坊制被废止，往日的高墙纷纷消失，“市”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到极大的拓展，东京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纷纷沿街开店，各种早市、夜市以及庙会集市和节日集市层出不穷，应有尽有，繁华程度不在今天的上海、深圳之下，其盛况可以通过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得到佐证。

当时东京最热闹的商业街至少有八条。大内宣德门南面的御街直抵朱雀门，两侧有车家炭铺、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店、李四分茶店等等，以饮食店为主。东面御街通向新宋门，依临汴河，很多客店设在这里，最有名的一家是十三间楼。西面御街通向新郑门，有许多果子行、花果铺席、妓馆和酒店。宫城东侧的北御街非常繁盛，有鹰店、珍珠店、匹帛店、香药铺、金银行、徐家瓠羹店、潘家酒楼，还有五十几家瓦子、勾栏（娱乐中心）。马行街一带除了贩马之外，有专门卖鸡的东西鸡儿巷，同时也是医行、药行的汇聚之地。宣德门前大街横亘东西，专门设有一个“鬼市子”，五更至天亮之前做买卖，其余地段以酒楼和药铺为多。宫城东华门外的大街很短，但是卖的东西却是最好的，尤以时新花果、水产野味、金玉珍玩见长，全城最大的酒楼樊楼也开在这里。大相国寺不但是一座名刹，也是城内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寺院东门外的大街上有许多服饰店、刺绣店和书店，还有专卖南方饮馔的南食店。

如此景象，不但蕴含巨大的商业利益，也给市民带来极为丰富的日常生活，相比唐长安城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究其根源，不得不感谢坊墙和市墙的拆除。

从此之后，中国的城市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由里坊制转化为街巷制。苏州、扬州、湖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的商业更为发达，甚至出现“临水而楹，跨衢而宇”的店铺格局。

当然，历史也会出现新的反复。清朝入关之后，曾经在首都北京实行满汉分治制度，将内城定为八旗驻地，把汉族居民和大多数店铺、酒楼、茶舍、戏园、妓院等商业设施迁到外城。到了清代中叶，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很多汉人在内城定居，也有很多店铺在内城重新开张，但直到清末民初，北京外城的商业都远比内城繁荣得多，著名的前门大街、天桥、大栅栏、琉璃厂、八大胡同以及许多老字号都在外城。外城街道偏窄，建筑质量普遍不及内城的高墙大院，很多地方显得拥挤而杂乱，可是鳞次栉比的临街店铺却带来更为浓郁的生活气息，利弊得失，倒也难说。

▲ 清代徐扬 《京师生春诗意图》中的北京外城商业街

中国古代墙最多的地方就是宫廷，无论是宫殿还是皇家园林，都以重重宫墙封禁，不但带来巨大的安全感，同时也象征着皇权的高不可攀、远离凡尘，因此宫廷是距离商业市井最远的场所，皇帝和后妃们也是最不可能逛街的特殊人群。

可是吊诡的是，历代宫廷偏偏对民间的市肆非常向往，热衷于在高墙之内仿建各种店铺。这种风气从汉灵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络绎不绝。以清朝为例，北京西北郊的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和清漪园（颐和园）森严的围墙中都设有所谓的“买卖街”，吃喝玩乐各式铺面一应俱全，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布景摆设，一般在元宵节或其他一些特殊节日开放，以太监冒充店员，让皇帝和后妃们临时感受一下逛街购物的乐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实例，是颐和园北宫门内重建的一条苏州街。

▲ 北京颐和园苏州街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曾经对宫廷中的买卖街做过一番评论：“这是中国式的化装舞会，远从纪元前二世纪便流行在中国皇宫里，有时候皇帝也亲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与左右同乐，学做老百姓开心。他们整个是另一个阶级——把老百姓关在十八道金碧辉煌的宫门外面，然后在里面装做老百姓的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矫饰的买卖街也是对宫禁高墙的一种逆反。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商品经济受到很大的抑制，物资匮乏，商店偏少，很多城市街道两侧都是高墙，显得冷漠而封闭。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常常把“破墙开店”看做是突破僵化模式、促进市场繁荣的重要举措，受到全民热烈拥护。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城市的临街商铺已形成燎原之势，以致出现大量违章建筑和占道经营现象，隐患重重，给城市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确实需要市政管理者认真予以应对。但是，解决之道是否只有砌墙封店一种选择，值得思索。

看到网络上热火朝天的讨论，特别是许多店主的控诉，恍然有穿越到北宋东京的感觉。不过现在的情形毕竟与古代差异很大，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明显不同，或许其中另有更深层次的隐情，是非曲折，一时难断。

转头想想，其实时间才是最好的裁判，不妨过几年再看，整治过的街道最可能出现的结局无非两种：一是从此告别脏乱差，走向高大上，保持光鲜亮丽，人民群众喜出望外，感谢当初市政部门的英明决策；一是街面萧条，冷清无趣，百弊丛生，人民群众深表不满，怨声载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禁令可能会慢慢放松，而原有的商业模式如果尚存活力，自然会推动那些被封掉的临街小店重新破墙而出。

所以，这出矛与盾的攻防之战，要分出胜负，还需要再等一些时日。在更远一些的将来，随着城市格局的不断更新和商业形态的剧烈变革，墙与店的形式也许会出现更为惊人的异化，甚至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但这对冤家纠缠千年的历史，只怕未必就会终结。

本文题图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东京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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