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07讲 | Olga Borokh：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讲座伊始，Borokh研究员将俄罗斯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学科创建的准备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型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为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后至今为俄罗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时期。

在对这四个时期进行具体介绍前，Borokh研究员对俄罗斯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进行了溯源。她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国汉学家的研究为苏联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世纪俄罗斯汉学重要人物比丘林在其著作《中国农业》与《中国民情与风尚》中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情况做了详细描述。汉学家扎哈罗夫出版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到20世纪初，俄国大学中汉学研究体系形成。波波夫翻译了《论语》、《孟子》。伊万诺夫翻译了《韩非子》，并对以《韩非子》和《管子》为代表的法家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同时，各种华俄字典、辞书的出版使得汉学研究的语言障碍更易克服。

随后，Borokh研究员对俄罗斯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科史的四个阶段进行了详细介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金、帕帕杨等苏联研究者，着力于分析和揭示中国的革命前景，因此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史、中国农村阶级构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高度关注。在搜集研究资料时，苏联研究者还把目光放到了当时中国留美学生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上（如李秉华的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 ），以获得更原始可信的资料。同时，苏联学者还基于中国学者和政治家的著作的英文版撰写了一些书评。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方面，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提出“汉学经济学”，认为汉学家要掌握中文、通晓中国文化，直接利用原始资料而不借助于翻译和二手资料。他本人身体力行，研究了中国乾隆年间的货币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里程碑是1959年斯坦因有重大价值的著作《管子：研究与翻译》的出版。学者通过与其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流派做比较，分析了《管子》一书。斯坦因一书的特点是广泛应用外国汉学文献和经济文献，以及在世界史背景下讨论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问题。1968年出版了由佩列莫洛夫翻译并做注释的《商君书》一书。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苏联学者关注当时中国经济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翻译了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并对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外债、地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与思想方面，苏联学者翻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问题》等著作，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和马寅初、薛暮桥等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面，拉皮娜研究了李觏的经济思想。在清代末期民国初期经济思想方面，博罗赫、苏哈尔丘克、梅利克托夫等学者研究了西方社会思想与社会主义传入、民国时期政治领袖的经济思想与国民党经济政策等内容。同时，学者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理论高度关注，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得到译介，多部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专著相继出版。

进入新世纪，《盐铁论》俄文版、中国通史（十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六卷本）相继问世，俄罗斯的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许多突破。同时，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比较等问题成为热点，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俄国学者也出版了多部专著。

最后，Borokh研究员将中国学者的《新编经济思想史》、《苏联经济思想史》中俄罗斯经济思想史部分和俄国学者编写的《世界经济思想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部分进行对照，指出两国学者在对方国家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都有尚待扩展完善之处，并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与谈人进行了点评和讨论。 张亚光长聘副教授 表示，Borokh研究员的讲座展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之“用”：经济思想史学科关注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理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能更好地体会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学科，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思想的变化本身就是时代变化的重要部分，研究时代变化不仅要关注事实也要关注思想。中国学界对苏联、俄罗斯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些内容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重要意义。此外，中俄文明互鉴的历史也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