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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标考核来激励下级干事创业积极性以搞好地方工作的思维，是当前地方治理中最为常见的思维。通过对主要指标比如GDP增长率、财政收入的考核来大体判断地方工作状态应当是有效且简单的办法，更加粗暴的指标考核比如取消农业税前按时完成农业税的情况，当前全国农村考核农村医保缴费率等等。当指标很简单且很容易清晰辨析进行考核时，这样的指标直接变成了目标。简单清晰的目标本身就是指标。
一旦目标不是很简单而是综合性目标，比如考核地方政府工作情况，涉及到的方面就非常多，需要对每个方面进行指标考核再进行加权计算，然后排名。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一旦上级设定了具体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就将地方主要治理资源用于建设各项重点指标，而地方上真正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地方十分重要却并不在考核指标上的工作，就可能被忽视。
分田到户以后，农村最主要也最难的工作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核心是不允许早生和超生，不允许早生就不允许早婚。不允许超生，生下来了就不好办，因此就要让育龄妇女定期进行孕检。对于超生户就要罚款（收社会抚养费）。
因为超生户倾向隐瞒信息，小孩出生不报告，不上户口，甚至躲在外地生。2002年到安徽临泉县调研，当地农民甚至说，全县每个家庭都有超生子女，名义上全县有180万人口，实际人口早就超过200万了。从村干部来讲，村干部其实不是干部而是本乡本土的村民，尤其是宗族村庄，村干部既不愿也不敢将本村农户超生信息向上级报告。从县乡政府来讲，上级对超生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撤职处分），而超生实际上难免，如果超生了就要想方设法不让上级知道，因此就倾向在申报人口的数据上造假。
国家为了掌握计生的真实情况，就不可能完全相信地方，因此就形成了一套越来越复杂的计生台账，国家通过查计生台账，计算其中逻辑关系来判断地方上是否存在超生的问题。在上个世纪末，全国几乎所有乡镇人数最多的就是计生办，每村都有计生专干，计生办和计生专干特别忙，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做台账。地方试图通过做台账隐瞒信息，上级通过台账逻辑关系来防止地方隐瞒。上级因此就安排越来越多的台账项目，基层计生部门就越来越陷入台账的汪洋大海。
主管计生工作和推动计生台账的是国家计生委。究竟能否通过计生台账来控制生育先不说，通过做计生台账，计生委系统获得了两大利益：第一，计生工作变成了乡村中心工作，不仅在计划生育管理方面而且在计生台账方面；第二，计生台账可以将万一出现超生事件的责任推到地方和基层，是因为基层做假而非计生部门管理不力才出现了超生问题。
虽然有极为复杂且可以进行逻辑计算的计生台账，宗族型地区的广东潮汕地区，一家生三、四个小孩是普遍情况，计生政策似乎从来没有执行。在河南省的某些地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大部分收入（80%）来自计生服务中心向超生户收取的社会抚养费，甚至县政府运转也相当依赖从乡镇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分成。在乡镇运转80%经费都来自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况下面，无论乡镇还是村，对农户超生就持一种特别复杂的态度：实际上是希望农户超生，村干部通过庇护获得超生户送的好处，乡镇则靠收社会抚养费维持运转。计生工作上面“放水养鱼”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只是超生不要被上级检查时现场抓到。因此一旦有计生检查，乡镇干部就让超生户抱着孩子到外县躲几天。实际上来检查干部对情况早已心知肚明，只是相互不说破而已。
计生台账极为复杂，却并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真正起到作用。正因为复杂，就不可能没有漏洞，就变成了大家对漏洞心知肚明不说破，就变成了上级计生部门对下级计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权威象征。上级计生部门如果对那个地方和基层看不顺眼，他们可以立即找到基层计生工作包括计生台账的瑕疵，并按最严厉的计生规定对地方和基层进行惩罚，比如可以轻易就以违反计划生育让地方和乡村主要领导免职。
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在脱贫时搞数字脱贫，真正做到精准扶贫，国务院扶贫办也建立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可以进行逻辑计算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以及各种诸如帮扶人员、帮扶措施、帮扶计划输入到系统，并定期邀请第三方评估对地方扶贫工作进行评估，督促地方扎扎实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几乎所有参加扶贫工作的干部都对扶贫工作台账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几乎所有扶贫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填报表格和做台账，以应付上级各种检查评估。基层干部讲，精准扶贫，难的还不是具体的扶贫工作，因为上级投入了大量扶贫资源。真正难的是做不计其数的台账，填不计其数的表格，应付不计其数的检查评估。
尽管如此，精准扶贫中几乎所有台账都只可能是在上级严格要求下面编写的符合上级逻辑关系要求的台账，比如要求所有贫困户都在某一个时点全部脱贫，每年脱贫比例是多少，贫困户收入增长速度都要高于当地农民平均收入。在实践中，怎么可能每个村恰恰都可以达到呢?一旦达不到就会被上级严厉问责，要达到就必须要编造符合上级要求的且符合逻辑的台账，就将每个扶贫人尤其是第一书记逼成了台账造假高手。
可以说，参加精准扶贫干部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台账上，应付检查评估上，而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这是我们在全国调研精准扶贫几乎所有县乡村干部的共识。其实，地市、省一级政府也是很清楚精准扶贫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因为省一级要应对国家扶贫办组织的评估，省与市县乡村要负连带责任，所以就要共同编造逻辑关系。省一级十分清楚基层在精准扶贫中只能按上级要求逻辑关系进行编造，国务院扶贫办当然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们必须装作不知道，他们却可以借此向地方问责，极大地增强部门权力和利益，并可以在出现问题（比如发生舆情时），向地方转嫁责任，说是地方造假作弊。地方在扶贫部门不合理的高压下面，动辄得咎，身累心累，比窦娥还冤。
在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一个村庄可能只有3%的贫困户，且这3%贫困户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劳动力的低保户和五保户，对于这样的贫困户，按社会保障兜底就可以轻松解决脱贫问题，即使经过精准扶贫，最后这些家庭缺乏劳动力农户仍然是通过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的。问题是，虽然贫困户只占到全村农户3%，村干部在精准扶贫期间80%的精力都是服从和服务于扶贫工作，村庄其他更加重要的发展性工作则被荒废了。扶贫成功地绑架了地方政府行政财政资源，空耗了基层干部的精力。
H省正在搞五星支部创建活动，涉及到的一级指标就有40多项，其中有20条项负面清单。党建工作是综合性工作，各项指标不可能特别实，设如此多的指标，基层创造就不得不一一去满足指标要求，结果就再次变成形式主义泛滥。
E省出台2023年度强县工程市（州）考核评分细则，也是无所不包，仅一级指标就有80多项，二级指标数百项，涉及到地方党政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因此就不得不在年终绩效考核以外，再增加一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考核。
如果仅仅是考核更花费人财物资源，那也只是一个小瑕疵，核心是，既然上级要考核，地方就必须要准备，无论这件事情是否做过，为应对上级考核，地方也必须要在形式上做一次，这样就花费了大量资源在做形式工作，没有真正推进工作却消耗了资源。上级考核项目越多，越细，下级政府做形式主义工作就越多，消耗资源就越多。
上级政府或部门给下级政府下达任务指标并进行考核，这是常规管理办法，要有效则是指标很清晰、简明，而不能过于复杂庞大。
越是跨级下达指标，以及下达指标越是复杂，指标到了基层就越是可能不符合基层实际，以及基层就越是可能变通应付完成任务。上级为了防止基层应付，就越是要通过严厉问责以及检查指标间逻辑关系来防止基层应付造假，基层也就不得不花费更多资源来应付上级要求。上级管理主义必然造成基层的形式主义和变通应付。每个基层都在应付，地方知情且共谋，推进工作的中央部门（计生委、扶贫办）骑虎难下，将错就错，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向下转嫁责任，必然要一错到底。这样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基层治理形式主义与资源浪费。
上级对下级进行指标评估，目的是搞好事业这个目标。不过，目标与指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衡量一个目标是否达到了（比如五星支部），需要通过很多个指标来证明，但是，无论多少指标都不等于目标，且指标本身也是有真有假，是可以通过资源堆积来达到指标外在形式的，上级考核少数几个指标以衡量地方是否实现目标，地方为应对上级考核就将主要治理资源用在上级考核的少数几个指标上面，其他工作反而受到影响，以及掏空了未来治理资源。如果考核各种指标，又会造成下级不得不花费资源去完成对当地来讲本来并不重要的指标，从而浪费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