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清真寺｜每日读第67期

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3-2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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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六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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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献给卡沙杰们以及其他穆斯林侨民的书。正是他们，进行了那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许多人面对无法抉择的道德两难，最终离乡千里，生活在他们难以理解的国度。他们也曾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历史。是的，确实有所改变，但并不是像他们期望的那样。

“这也是历史常有的奇点——故事总是发生在预料之外。……他们很少公开提及当年的所为。有时这些行为确实让人难以直面以对：与面目可憎的政权合作，出卖朋友，不一而足。有时他们又觉得不得不保持缄默，或是出于直接的强制或是出于秘密工作心照不宣的行规。许多人还建立了一种与此平行的社会生活：学者或自由战士，宗教活动家或商人。这使我不禁好奇，如果脱去这层社会外衣，余下的生活到底还有些什么？”

文｜伊恩·约翰逊

进入第三世界的钥匙

文｜伊恩·约翰逊 译｜岳韦

摘自｜《慕尼黑的清真寺》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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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之一，只要经济和健康条件许可，每个穆斯林在一生中都应去麦加朝觐一次。信徒们前往圣城，亲眼看一看他们宗教的源头，通过仪式重温先知穆罕默德将上帝的圣训带给人间的过程。经过这样的坚信活动后，虔诚的朝觐者返回家中，激励社群中的其他人遵从上帝的圣训。

一些朝觐者觉得 1954 年的朝觐活动与往年有些不同。在中情局的赞助下，两名健壮的年轻穆斯林带足了熟透的西红柿，要把麦加城变成了冷战对决的地点。满怀激情的鲁西·纳萨尔和哈米·拉希德走的是一条现在已是耳熟能详的西进之路：在苏联出生，被德军俘虏，投靠纳粹，最后由美国情报系统招募。他们的目标是来自苏联的朝觐者，他们声称，这些人在从事宣传活动。在美解委的资助下，纳萨尔和拉希德自称是土耳其人，先飞往沙特阿拉伯麦加市附近的吉达，上了一辆载有二十一名从苏联来麦加的朝觐者巴士，就开始了他们的活动。他们试图在苏联的穆斯林心中种下对祖国怀疑的种子，如果不成功，他们就会尾随他们前往麦加，一路质难他们。

这两个美方的宣传员高声嚷嚷：“你们不是什么朝觐者，你们是共产党的宣传员！你们为莫斯科的无神论者服务！”

纳萨尔和拉希德还叫来了当地的穆斯林帮忙。他们把反苏的海报贴在街墙上，处处骚扰苏联的朝觐者。有一次，他们甚至在圣城当街投掷西红柿。也许是由于美国人的工作，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拒绝了苏联人的见面要求。苏联人确实得到了在一个朝觐者集会上谈谈苏联境内伊斯兰状况的机会。不过就当他们在麦加大清真寺发表讲话时，拉希德当面攻击了他们，责问他们如何能容忍苏联对穆斯林的迫害。一位苏联人回答说施害者一直在受神的惩罚。就这样，在“圣堂”的不远处，拉希德狠狠地指责了苏联人。圣堂，是一间小巧的石头建筑，里面供奉着一块传说是天使吉卜利里给易卜拉欣的黑石。

“你也是年岁不小、半身入土、不久就要面临圣裁的人了，怎么可以在圣堂前面说这种话！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

纳萨尔和拉希德的突然袭击被西方媒体描绘成对苏联憎恶的迸发，是两个穆斯林难民在挑战巨人苏联。这是《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上的说法。事实上，他们的假朝觐活动只是美国抗苏新战场的一部分：第三世界。

到 1950 年代中期，冷战在欧洲陷入僵局。1953 年的东德动乱和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表明苏联决心继续控制他们的卫星国，西方除了抗议之外毫无办法。双方都试过激进的政策：苏联通过中断地面交通挤压西柏林，而美国鼓励了匈牙利的暴动。1989 年将成为共产主义崩溃之地的欧洲，当时还是冷战双方的既定分割线。不过在这之间的许多年里，真正的行动发生在别处。

实际上，第三世界是冷战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战争无比血腥，双方的宣传战也集中于此。美国各盟国和苏联各盟国持续向对方的领土广播公众节目，但只是在第三世界，冷战宣传人员才确实有取得实质进展的机会。

对世界的这一部分有着不同的称呼：发展中世界，第三世界，或者就是南方——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处在南半球。后来一些人觉得“第三世界”这个词含有贬义，似乎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某种全球竞争中败落第三。该词是法国人口统计学家索维创造的，原本只是为了把那些处在“第一世界”（美国和它的盟友）和“第二世界”（苏联及其卫星国）直接对决之外的部分区分开来，本义其实就是为了简单实用而已。索维定义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包括亚洲的大部分，拉丁美洲和非洲。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 1950 年代，大部分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除去拉丁美洲，大多数还刚摆脱殖民控制。一些欧洲强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曾经控制过这些地区。现在，这些垂暮之年的欧洲帝国正在崩溃，它们的海外领地先后获得独立。每隔一年，就有一些新的国家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一员。

超级大国都想找它们做盟友，西方和苏联需要新的贸易伙伴和原材料供应基地。虽然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相当贫穷，但它们的战略重要性不容忽视；想一想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当时都成了共产主义而不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柱，今天的世界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再者，即使是那些今天仍然毫无起色的国家，在联合国仍有着投票权。尽管美国和苏联（再有英国，中国，法国）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但这两个超级大国仍然都需要支持票来通过决议。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蔑视联合国，但在当年，在冷战初期，这可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化的制度。无论是否有效，这都是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对决的唯一世界级论坛。

美国在这场新型的斗争中受到严重掣肘。二战期间美国对欧洲的殖民主义表示了蔑视，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欧洲各殖民地将在战后获得独立，而美国将由此得益，毕竟它本身也是由反叛者战胜英国殖民者后创立的。美国与新独立国家同声同气，谁又能比得上呢？

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由于担心新独立国家转向共产主义，美国开始援助原殖民列强。1954 年，当法国在奠边府受挫后，美国给法国送去了武器重建殖民军。在中东，美国的石油公司似乎继承了旧殖民势力的衣钵。在苏联的怂恿下，许多新的国家开始把美国叫做新殖民者。

两个超级大国都决定利用伊斯兰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武器。对美国来说，对伊斯兰在冷战中作用的关注早在艾森豪威尔当政之前就开始了。在杜鲁门时期，美国情报机关据称一直在寻找能在反共斗争中鼓动穆斯林的魅力型领袖。杜鲁门总统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了中东计划，并在艾森豪威尔就职后不久的 1953 年 2 月获得批准。这份报告指出，“不考虑穆斯林信仰对阿拉伯人思想方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传统阿拉伯人的内心”，报告进一步警告，伊斯兰并不如西方固有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的天然屏障。许多在这些国家中掌权的改革人士都把经济放在宗教之前，这样就削弱了信仰的作用，因此就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在美国早期对伊斯兰潜力的分析中，冯门德和他的团队占有突出地位。1951 年 4 月，中央情报局收到了一位在美国一所主要大学中的线人的报告，说冯门德已经收罗到一些关键的穆斯林人士，正在筹建智库一类的组织。他重建东占部的努力受到了注意。这份密密麻麻打了满满三页纸的报告，就是美国人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伊斯兰的一个迹象。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杜鲁门政府总的看法是，他们既没有集中精力也没有积极进取，因此新政府加紧了这方面的努力。当心理战略委员会在 1953 年初采纳了新的中东计划时，总统的一位重要的心理战谋士爱德华·利利起草了一份题为“宗教因子”的备忘录，呼吁美国利用它的精神优势，更公开地利用宗教。利利描述了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的宗教大复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穆斯林思想家一直在试图找出如何利用自己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的国家从殖民主义和屈从西方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像穆斯林兄弟会这类团体，就承诺会紧守《古兰经》来拯救国家。利利把它比喻为 18 世纪英国的卫斯理宗基督教复兴。到1953 年末，他要求他的员工评估美国协助沙特阿拉伯一年一度朝觐活动的可行性；那一年，由于后勤的问题，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滞留途中，无法抵达麦加。今后，美国空军是否能空运他们进去呢？但利利的顾问们否定了这个想法。“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团结起来以维持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虽然这明显值得追求，但我不认为这个计划能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这位官员这样写道，“这看起来像是异教徒蓄意而冷血地组织利用伊斯兰，并会被看成是一种赤裸裸的心理战手法而一败涂地。”

但官员们仍然对用宗教作武器的想法痴迷不已。1954 年，“宗教因子”上报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通过了一项被大多数人称为《 162／2 报告》的里程碑式的文件，呼吁大规模报复苏联。人们往往看到的是这份文件对核战争的影响，因为它提出了彻底消灭敌方的理由。但是，文件同时还号召要“动员应付苏联威胁的必要的精神和道德资源”。

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机构都被要求行动起来，但他们应该如何着手呢？苏联共有三千多万穆斯林，苏联曾多年致力于铲除宗教，关闭清真寺和迫害那些进行宗教活动的人；这也是德国人为什么能在二战期间那么容易就把穆斯林招募进国防军和冲锋队的原因。但到了 1950 年代，苏联——至少在表面上——扭转了它的政策，重新开放清真寺，培训阿訇。纳萨尔在沙特阿拉伯也了解到苏联官员已经在组织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想以此在伊斯兰世界获得好评。苏联是中亚地区古老而重要的穆斯林社群的家乡，它想表明穆斯林在那里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

美国没有那么多穆斯林。有些规模的只是那个叫伊斯兰国（Nation of Islam）的组织，但这个组织跟政府从来就不怎么对付，在它的成员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的情报官员之间也找不到太多的共同点。即使能达成什么结盟交易，选上伊斯兰国也很可能事与愿违；许多主流穆斯林对他们那些匪夷所思的说教都感到茫然无措（例如，真主曾在 1930 年向该团体的创始人显身，而不是伊斯兰传统教义所认定的真主最后一次现身是通过先知穆罕默德完成的）。美国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帮助。

几十年来，处于凉爽山区的万隆一直是印尼的度假胜地，荷兰种植园园主曾在那里建造了豪华的会所酒店，以躲避热带的酷热。但 1955 年那次一连七天的会议后，它成了第三世界在冷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象征。

会议是在康科迪亚社原址举行的，这是荷兰定居者在这个富裕殖民地建造的最高级的俱乐部。这座装饰精美的建筑坐落在市镇中心，里面铺着精选的意大利大理石地砖，摆放着巨大的橡木吧台，挂着水晶吊灯。它有餐厅，会议室和一个十分宽阔的公共区域，供殖民地的欧洲老板社交和洽谈业务。现在这个占地十二亩的建筑群已经交还给了殖民地的属民。这次被称为万隆会议的亚非会议，给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了解对方、找到共同点的机会。组织和主办方是印度尼西亚，与会的有好几个摆脱了殖民控制的重要国家，比如印度，斯里兰卡，埃及，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这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源地，也就是一批既不想被纳入苏联阵营也不想被纳入美国阵营的国家。华盛顿看待这个运动的眼光不同：这是一批对共产主义存有好感、能为莫斯科所用的国家。中国（在当时仍然是前苏联关系密切的盟友）派来了温文尔雅的总理周恩来。在华盛顿，万隆会议被定义为同摩尼教的一场战斗，一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处于危险关头。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会议开始前就行动了起来。1955 年 1 月，它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在万隆成立了工作组，由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国务院和其他机构的人员组成，“让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与会代表在心理上处于守势地位”。几天后，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用最严峻的字眼来描述此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将参加亚非会议。共产主义想把自己打扮成地区民族运动的主角、反抗殖民主义的棋手，我们都将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除非我们能曝光这个计划，并让他们自食其果，否则共产党就会向着他们主宰世界的目标前进一步。”

在官方场合，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向各位代表表示祝贺。但在幕后，没受邀与会的美国将通过其代理人进行变相的宣传活动。苏联的弱点是明确的：伊斯兰。正如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位官员说的那样，美国将利用万隆这个舞台来从事一些“权谋”运作：“我想，我们在万隆的朋友们会在公文包内备妥材料，揭露东方[苏联]的殖民手法，即统治乌兹别克和土耳其斯坦等穆斯林人民的手法。我所了解的……我们掌握着摧毁性的材料，揭露苏联人在战时及战后如何将成千上万人赶出家园、驱赶到陌生的地方以及集体灭绝，来惩处那些‘不配合’的人。”

确实，“摧毁性的材料”早已备妥。这次又是美解委的鲁西·纳萨尔首立大功。在装扮成朝觐者一年后，纳萨尔把他的长袍换成了记者证，取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万隆记者站的认证。会议期间，美国驻雅加达使馆传回了有关纳萨尔电报，说他“本周”为该份报纸工作——意味着这是项短期的任务或只是个掩护身份——并声称他代表着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代表苏联穆斯林声音的最有影响力的流亡团体，它由冯门德资助并密切监控，他的一位受薪特务维利·卡优姆是它的领导。在电报中这位国务院官员还说，他不会再送去纳萨尔在会议上分发的材料，因为他认为华盛顿应该已经见过这些材料，暗示华盛顿如果不是事前批准，那一定也熟悉纳萨尔的工作内容。

苏联人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傻子。苏联的《劳动报》猛烈抨击纳萨尔是“从西德来的美国特务，在这儿鼓吹土耳其斯坦独立，攻击苏联的民族政策，为美国在会议上‘代理人’提供‘诽谤苏联的材料’”。

在慕尼黑的穆斯林也出手了。除了纳萨尔的攻击之外，卡优姆也代表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委员会发出呼吁，他笼统地把委员会称为土耳其斯坦人民解放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受到家乡的突厥人的委托在为他们发声。这份三页长的呼吁中，罗列了俄罗斯人/苏联人压制突厥人的大量事证。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一地区割裂为非民族国家，试图分而治之。纳萨尔的文件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该地区缺乏宗教自由的问题。

在穆斯林的宣传战中，纳萨尔的作用有时并不明确。虽然在麦加朝觐和万隆事件期间他都在媒体上出现过，之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再次出现，是苏联解体后，作为一名阿克萨卡尔人，或是美国的乌兹别克人社群领袖。我在 2006 年采访他的时候，他已八十九岁高龄，但仍然活跃、敏锐、开朗。他能清楚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把来龙去脉理得清清楚楚。

1916 年出生于纳曼干乌兹别克区的鲁西·纳萨尔，对苏联人的暴行有着亲身的体验。他的全家就是在该地区清除知识分子的运动中被驱逐到乌克兰去的。战争爆发后，他躲在一个乌克兰人的家中避过了兵役。德国人占领该地区后，有传说突厥人的伟大领袖穆斯塔法·乔凯正在设法联合突厥人设立流亡政府，后来，他了解到穆斯塔法·乔凯在巡查一个德国人的战俘营时患上斑疹伤寒过世了。不过，纳萨尔还是加入一个突厥人部队为德军作战，他曾两次受伤，并被送往德国洛林大区（今天的法国洛林省）军官学校受训。纳萨尔后来隶属于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并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设法逃到了奥地利并转往巴伐利亚。一个农民藏了他好几个月，一直到雅尔塔遣返计划的终止他才露面。1946 年，他当选为反布尔什维克民族集团的代表，但没有接受老朋友贝米哲·海伊特的工作邀请，离开美占区去英占区，为“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委员会”工作。1950 年代早期，他被传奇人物中情局的间谍头子小罗斯福收入麾下，来到美国。只要我一谈到他曾经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即使只是婉转地提到，他也会火冒三丈。他说，他曾为五角大楼从事过“战略研究”，但从未为他们进行过隐秘宣传的工作，事实上，他对美解委嘲讽有加。

“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都是些亲苏的家伙，从不关心少数族裔，”纳萨尔这样告诉我。

在本书的调研过程中许多与我交谈过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在苏联统治的岁月中，保持了独立火焰熊熊燃烧。比如纳萨尔，现在就是个受人尊敬的乌兹别克领导人，一个长老。但他曾为别的国家目标服务的事实与这种形象并不契合。纳萨尔谈到，美解委曾与他接触过多次；他们派来的中间人莱文也曾答应过只要他加入美解委，就在慕尼黑给他“大别墅和汽车”。但他说，他鄙视这个组织。一次去慕尼黑时，他了解到有一位他在战争中就认识的乌兹别克人布迪穆拉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布迪穆拉抱怨说，由于美解委的亲俄倾向，他无法播放他想要广播的内容，纳萨尔把他痛骂了一顿。“我说，你这个白痴，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组织工作？！”

纳萨尔可能看不起美解委，但有证据表明他曾为它工作。《纽约日报》和《时代周刊》在各自有关纳萨尔 1954 年朝觐之行的文章里都报道了他是被美解委（被描绘为一个私人组织）派去的。美解委董事会的会议纪要也显示董事会成员视纳萨尔为他们秘密宣传策略的一个关键人物，称“这家伙，在美国委员会几项活动中都十分得力”。他们还试图让他全职工作。

无论是纳萨尔的效力还是命运使然，在万隆会议上，利用滞留慕尼黑的苏联穆斯林流亡侨民来发难，是美国一次得手的突袭行动，这令白宫欣喜若狂。在 4 月 29 日的内阁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谈到所有人起初都认为共产党人将在万隆占上风。但是，美国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格局大变。“杜勒斯国务卿认为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发展，当苏联受到‘殖民主义’的强烈指谪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没有试图在会议上为苏联辩护。”

华盛顿并不是唯一认识到万隆会议重要性的国家。慕尼黑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到独立情报人员像美国的小说家卡马尔，都到了那儿。慕尼黑来的阵容中，独缺冯门德。但他的人到了，还给他发去了会议情况及与会者的详细分析。尽管万隆会议的形势比西方预期的要好，冯门德却越来越担心。美国似乎想挖他组织的墙角。比如纳萨尔，就出现在万隆会议上声称代表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委员会。冯门德派卡优姆到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去了解，为什么纳萨尔自称代表卡优姆的组织，卡优姆告诉美国人，他知道纳萨尔在领他们的工资。几周后，在一次与冯门德的会议上，令美国人深感震惊的是，冯门德还了解他们与纳萨尔之间的财务安排。

“冯门德教授说，去年纳萨尔也曾到过麦加，并在那里暗示他是美国人派去的，大家都知道他从美国驻吉达使馆内的中央情报局代表那里收到了六百美元。冯门德教授说，他之所以告诉我们，是因为他觉得就这样搞砸了，对美国利益不利。”

冯门德可能并不在乎行动是否搞砸了。是美国人招募的人激怒了他。两个西方盟国正迈向冲突，这将会打开通向第三势力的大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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