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汪家熔先生《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0月）一书问题多多，笔者已发表《对汪家熔〈张元济〉一书的质疑》（《博览群书》2017年第4期）予以评论。另有一处汪书“独到史料”，因涉及商务印书馆馆史上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出来讨论，以正视听。
一
作者引用吴泽炎先生一段话：“张菊老之要求严，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他对自己严，否则更不行。他在一个封建社会，处身于上层，内心中间很骄傲，实在是很看不起人的。……而且脾气非常暴躁。有时提出使人难堪的条件。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但平心而论，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正派出版社。”(第320页，省略号原有)吴泽炎先生193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担任助理编译员，那时张元济早已退休，是否会有如此“亲密”接触得出的感受，值得怀疑。称张元济“内心中间很骄傲”“脾气非常暴躁”，暂且不说这种对菊老的歪评有否根据，与其他商务同人的记述就大相径庭，令人难以置信；且吴早已成故人，死无对证，是否如此说过，是否有笔录，“听者”叙述又加省略号，随便抛出此类无根无据的“独家史料”，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把此当作对张元济先生所谓“理性看法”的证据，更为荒谬。
章锡琛1925年末愤然离开商务并创办开明书店，本是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当事人有很多记载，偏偏不用，却采用道听途说的片言只语，当作信史。那时吴泽炎先生尚未进商务，不可能亲历，至多也是传闻而已，汪家熔又没有记下更多话语，只说张“有很大感情作用”。什么意思？令人捉摸不透，给人唯一印象就是章锡琛离开商务由张元济一手造成。事实果真如此吗？
章锡琛1912年1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时年23岁，年轻气盛，才思敏捷，在编辑之余从事日文翻译。1920年商务创办的《妇女杂志》面临改革的考验。章锡琛与周建人接任编辑，提倡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开辟专栏组织妇女问题讨论，并刊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刊物发行量陡增。1925年1月号《妇女杂志》为“新性道德专号”，刊登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等文章，引发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守旧派的攻击。《时事新报》附刊《青光》及《晶报》刊文，硬说章锡琛提倡“男子多妻，女子多夫”；《现代评论》也刊登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攻击文章，指责章、周主张纵欲，有害社会风气。争论引起商务当局恐慌与不满，编译所长王云五认为章有失体统，撤掉其《妇女杂志》主编职务，由杜就田继任。章的同事郑振铎、胡愈之等很为他抱不平，劝章锡琛另编一份月刊，经过讨论，定名《新女性》，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章锡琛1931年1月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谈到编辑《妇女杂志》时写道：
我们的兴味，由此竟集中到妇女问题上，常常想夹七夹八地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除了《妇女杂志》之外，又在外面编辑旬刊周刊，如《时事新报》的《现代妇女》及《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之类，趁晚上写一点肆无忌惮的文字，批评社会及个人。但因此写滑了手，在《妇女杂志》也竟发表和当局意见不甚相合的文字来，常常受到警告。到民国十五年，为了一篇文字，受某学者批评，因而发生争辩，遂从当局送来严重的警告。我本来就想辞职，但因了钱智修先生的劝告，只得姑且忍耐。后来当局对于稿件的检查愈加严厉，使我们万难忍耐，不得不提出辞职。这辞职书提出之后，就被核准，但仍然不许我出去。结果把我调到国文部，周先生调到博物部，杂志改由杜就田先生接办。到了年底，经几个友人的怂恿，要我另办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月刊，定名叫《新女性》……（章锡琛《从办学校到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
胡愈之在回忆开明书店的文章中说：
章锡琛因为在他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的某些当权者认为不妥当，把他除了名。我同章锡琛差不多同时进商务印书馆，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两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关系很好。章锡琛为了写妇女问题的文章而被解职，我感到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商量另外办个杂志，叫《新女性》。《新女性》就是我和章锡琛他们几个人办起来的，钱也是大家凑起来的。开头很困难，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印刷费都是大家凑起来付的。（胡愈之《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我和开明》第3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
商务同人吴觉农也说：
一九二五年，《妇女杂志》刊出了关于离婚问题和新性道德等文章。其实，也不是什么新思想，基本上还脱不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论点。但却遭到商务印书馆内外一些封建卫道者的非议，后来引起一场公开辩论，商务当局怕的最那些“名人”，于是把章、周两位调离了《妇女杂志》，使《妇女杂志》又回到了只讲“妇道”“妇容”和如何做鸡蛋糕之类的老路上去了。（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同上，第81页）
章的儿子章士敭在《章锡琛先生传略》一文里则明确指出，《妇女杂志》与《现代评论》派双方论战时恰逢“五卅惨案”，章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编译所长王云五遂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名，干涉编辑工作，章锡琛提出抗议而辞职（《我与开明》第173页）。章锡琛在北宝山路宝山里自己的寓所办起这份《新女性》杂志，后来王云五知道了，就解除了章锡琛的职务。1926年秋，章锡琛与其弟锡珊正式开办开明书店。
二
张元济1920年后任监理，他留下的《馆事日记》只到1923年，1926年他辞去监理后有部分当年日记留存，其中没有提到章锡琛离开商务的事。查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也均无有关记载。章作为编译所成员，他的调动与最后除名，公司监理似不必要参与决定，因而日记中也不会有记载。王云五本人及相关年谱、评传既然没有提及此事，那只能凭上述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而认识了。他们只说到“当局”与“某些当权者”，王云五是章锡琛“顶头上司”，回避不了。商务有没有“守旧派”？当然有，否则也不会有张元济、高梦旦双双去北京聘请胡适，也不会有高梦旦“让贤”与《小说月报》改革等一系列商务历史上的大事出现。但是，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张元济有没有为同人“离开商务”动过感情呢？有，时间恰也在1925年12月。但不是为了编译所的章锡琛，而是由印刷所解雇工人而引发。12月22日晨，印刷所职工实行罢工。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记载，因“馆方突然违反三个月前签订的复工条件，无理解雇近百名职工，其中不少是工会积极分子，立即引起公愤。”（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72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2011年1月）当天下午，商务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张元济以“办事人处置无方”提出辞职，讨论未定。12月25日，经理王显华坚持主张用强硬手段平息工潮，调动了驻厂军警殴打工人纠察队员，并开枪打伤数人，拘捕数人，劳资矛盾演化为流血事件。在此情形之下，张元济声泪俱下，坚主和平谈判，董事会派出人员到现场与工人谈判，终于在保证不带走一人的条件下与工会达成协议。所谓“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云云，完完全全子虚乌有，搞错了对象。
1956年张元济先生90寿庆，章锡琛献寿诗云：“记上涵芬楼，追随十五秋。细将全史校，勤把异书搜。四部成環伟，百家竞唱酬。暌违逾卅载，撰杖怅无由。”（《历史文献》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回顾了当年追随菊老的往事，称颂菊老创立涵芬楼与主持辑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的重要贡献。这对于我们了解张、章二位的关系会有一定帮助。
三
汪家熔先生好出惊人之语，好做翻案文章。他移花接木，把章锡琛离开商务按到张元济头上，对张元济进行“理性的批判”（还用“异化”这类时髦词句批评张），目的何在？说穿了，试图“改写”商务馆史。其实他早就在“改写”了——称张元济进商务，“当时社会习惯，只能是张元济找夏瑞芳”；张元济没当过编译所长；《绣像小说》主编不是李伯元；夏瑞芳炒“橡皮股票”赚了40万两；商务从没出版过立宪图书；《衲史》佞宋，比不上殿本，等等，不一而足。关于编译所长问题补充一点。王云五在谈到自己进入商务时倒明确说：“其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是高梦旦先生，他是第二任所长，继第一任张菊生先生之后，任职已多年。”（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硬要说高梦旦以前商务没有编译所长，真不懂还是为了别树一帜、博人眼球呢？
有篇书评称赞汪书，并抬至“张元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的高度，实在难以苟同。文章称：“《张元济》特意新增‘说说为不朽的古代出版’一章，以此说明古代出版与近代出版本质的不同及此嬗变过程中张元济的意义。”（张国功《张元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读汪家熔〈张元济〉》，《出版科学》2013年第1期）然而，这“新增”的一章写些什么呢？从“人有怕死的本性”开始，什么埃及木乃伊、马王堆古墓、世界上有无灵魂和鬼，等等，莫名其妙，不忍卒读。转了一大圈，才回到印刷术上来，从元代刻书说到清代书籍成本，东拉西扯，不知所云。通篇连张元济的名字都未提及，硬是把这样长达8000余字的文字塞进书中，真不知道为了什么。书评特别欣赏汪书关于张元济“主动”要求加盟商务的说法，说：“关于张元济加入商务，汪家熔以史料批评夏瑞芳误买劣稿、以350元月薪请张元济加盟的讹传，明确指出张加入商务更具有主动性。”张元济、夏瑞芳谁找谁？汪仅凭想象而下的结论，很明显，目的在于“扬夏抑张”，实在让人“喷饭”。
该书评称赞汪书新增“心系民众”与“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两章，说：“至今大多数张元济传记，多集中于对其出版贡献的评述，而对其一生丰富多彩的其他言行功业，有着程度不一的忽略。……在大时代变化中自甘退处民间边缘的张元济，由官而民，从儒到商，走上了市场与知识相结合的道路，但一直葆有浓厚的政治关怀。《张元济》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与发掘。”是的，张元济一生丰富多彩，有过清末总理衙门办外交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经历，进商务之后也有为民请命、捐助公益事业、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甚至投资糖厂等实业的尝试。但是他毕竟不能定位于“政治人物”或其他实业家。汪书把张元济出版家的功绩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遗漏大量传主重要出版成就，甚至歪曲、贬低，反而在政治或社会活动上花笔墨，有何意义呢？只能起到本末倒置的作用。再说其他张元济传记或研究文章，有没有“忽略”过张元济出版以外的贡献呢？没有。汪书有关叙述并无新意。
该书评专门设有“从‘高山仰止’到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评”一节，说：“在今天，对张元济作为‘近代出版第一交椅’人物的崇敬与追慕，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膜拜。与《建设者》（指汪家熔旧作《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一书）‘高山仰止’不同，在《张元济》中，汪家熔固然有满纸‘菊老’的温情与敬意，但也有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评。”作者把章锡琛离开商务一事，就列为汪书“理性之批判”的例证之一加以喝彩（妄议《衲史》“佞宋”也被大加赞扬，笔者在《博览群书》一文中已有评论，本文从略）。我不知道，书评作者是否了解章锡琛离开商务的前因后果，是否了解《衲史》的来龙去脉。
人无完人，伟人尚且有缺点、犯错误，何况一位老出版家。今天我们纪念张元济，研究张元济，并没人把张元济当神“无原则地膜拜”，但也不能信口开河，往先辈脸上泼脏水！批评要有事实根据，道听途说，子虚乌有，夹杂某种落伍的思维方式，能称作“理性之批判”吗？把这么一本错误丛生的书，捧作“张元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实是学术研究之悲哀。
2017年8月于上海浦东明丰花园北窗下
专题（2017.9.29）| 章锡琛离开商务始末
柳和城 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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