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的两党制，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流血的长期内战。围绕着脱欧议题，英国分裂成两派，撕裂越演愈烈，双方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理由，谁也不愿意为了全局进行妥协，从而使得英国向最不利的无协议脱欧深渊滑去。
这种听起来就很不靠谱的政治制度，就是在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的时代成型。严酷的斗争环境，迫使克伦威尔将改革派组织化、纪律化，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亨利八世的高压统治，避免了两党斗争无限升级，使得两党制固化，成为英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
配音：诗岚（张建芳）
技术支持：阿烈
正文：
在上一篇文章《货币超发如何引发英国政治飓风？||都铎玫瑰之二十一》中提到，
西班牙在美洲发现金银矿，成为改变全世界的蝴蝶翅膀，深刻影响了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英国自然也不例外。在大主教沃尔西掌权后期（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天主教保守派与新教改革派双方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逆转。
在这种情况下，沃尔西一向主张的较为温和的政治路线既不能满足天主教保守派，又不能满足新教改革派。失去了权力基础，沃尔西就成了千疮百孔的破房子，安妮·博林轻轻一踹，他就轰然倒塌。亨利八世顺势将沃尔西作为平息各方不满的替罪羔羊，他的位置最终由克伦威尔取而代之。
克伦威尔上台之时，就是以救火队员的角色出现的。如果他懂得现代经济学，应该效仿当代中国的做法，控制人口增长，严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并且想办法压低农产品价格，这样才能使得社会保持基本稳定。克伦威尔虽然是一代人杰，但他的学识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身处十六世纪的他怎么可能懂得现代经济学常识。
而且当时有一个神仙也解决不了的历史性世界难题：有一个二百五国家名叫西班牙，在马不停蹄地超发货币，这些货币流入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引起全球性通胀。西班牙相当于起到了世界央行的作用，但是，这个世界央行是完全没有货币学概念的。
有这样一个发疯的“中央银行”存在，各国当权者做什么都是错，怎么做怎么错，多做多错。
这个难题不仅困扰着克伦威尔，也困扰着欧洲各国的掌权派，连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明帝国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年-1582年），也一筹莫展。当然，当时的国际贸易交易速度远不如现在，货币输入需要时间，明朝通胀发生的时间要滞后一些。
全球贸易体系，使得各国变成了命运共同体，而导致各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就是天杀的西班牙人。
张居正（设计台词：通货膨胀愁煞人，一条鞭法行不行？）
面对这种复杂形势，克伦威尔有种三观尽毁，不知所措的感觉。
根据他的过往经历以及所学的知识，他坚定地认为，新教及其背后的工业生产方式，绝对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可是，他头脑里那点可怜的经济学（当然，已经远超同时代的其他人了）实在无法解释眼前的现象：为什么原来顺应多数人利益、广受欢迎的改革运动，突然变得阻力重重？为什么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停地涨涨涨？为什么原先顺风顺水的工厂现在难以为继？为什么金子多了，生活反而更艰难了？
而国王亨利八世不管那些，他放权给克伦威尔，对克伦威尔就两条要求：一是赚到足够的钱，以满足国家军备需要；二是保持社会稳定，别给我捅出大篓子。如果以上任何一点做不到，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在1536年之前，社会矛盾还隐藏得比较深，改革进展还算顺利；但是以1536年武装叛乱为标志，社会矛盾已经表面化，克伦威尔身上的压力骤然增大。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他出台的济贫税等相关政策，简直是天才的设计。但是由于强烈通胀摆在那里，再天才也是无济于事的。他的政策总体来看，仍然是鼓励工业化。但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简直就是要把农民往火坑里推嘛！
从农民的角度看，一方面，失地是由于政府与资产阶级合谋夺地引发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克伦威尔自然被看作是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失地后要么只能接受工厂主的剥削压榨，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要么选择无业流浪，被抓到后要受到酷刑惩罚，这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日子啊！
因此，克伦威尔的一系列立法也被称作“血腥立法”，马克思形象地称这些法令为“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是对无地农民的残酷迫害。
可是，克伦威尔能不这么做吗？保护工商业，就是捍卫宗教改革成果；不捍卫改革成果，让天主教保守派得了势，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派一个也别想跑，分分钟上火刑柱，灰飞烟灭！
无论出发点如何，克伦威尔的政策毕竟激起了滔天民怨，这一切都给了他的政敌提供了充足的弹药，针对他的攻击此起彼伏。而克伦威尔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恶劣形势，加紧了改革派内部的组织化、纪律化建设，将改革派成员团结到他自己为核心的party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用一个声音发话。无形间，克伦威尔开创了党派政治的先河。
关于政党，有狭义和广义的解释。如果将党派定义为较为广义的“具有相同政治目的的人组成的组织”，那么英国的党派斗争由来已久。
例如无地王约翰时期，就有贵族党和保王党之间的斗争。亨利三世时代，国会开始成为党派斗争的舞台。爱德华三世末期，黑太子党与冈特的约翰党也是斗得如火如荼，后来则是兰开斯特党与约克党之间的斗争，直至升级为血流成河的内战——玫瑰战争。
但是，上述所谓的“党”只是朋党而已，与中国东汉时期的十常侍与外戚集团、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明朝后期阉党和东林党之争类似，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
朋党斗争的典型特征是，双方争夺的仅仅是利益，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党派成员只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松散的结合，完成目标后就会解散。
本来克伦威尔领导的改革派也是这样，虽然他入主议会后就开启了议员串联、暗箱操作，但总体来说组织仍然是松散的，纪律性也不强。
由于经济形势的逆转，到了1535年左右，继续推进宗教改革变得困难重重，国王原本坚决支持宗教改革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而改革派已经是骑虎难下，必须硬着头皮向前冲。因为天主教保守派那些人可不是吃素的，改革派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而是烈焰焚身。
在这样严酷斗争环境下，克伦威尔只能将改革派成员组织在一起进行集体斗争，大家共同进退，人类历史上一个政党就这样诞生了。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典型的政党具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有特定的主张，定立政纲展示愿景。克伦威尔领导的改革派拥有上述全部特征。
如果理解了党派斗争的背景，那么克伦威尔与安妮·博林之间内斗，也可以看作一次清党行动。
如果说，有什么人就何问题是最难达成共识的，恐怕新教领袖与宗教问题是其中一个答案。前文提到，新教因为抗议天主教的腐败堕落而出现，天然具有分裂性，不同的新教领袖之间除了反对天主教这个共同目标之外，恐怕很难在其他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而政治斗争又讲究步调一致，如果各说各话，很容易被政敌分化，各个击破。
安妮·博林身为改革派的领袖之一，居然公然在所有人面前，攻击克伦威尔这个党魁。必须在第一时间将这种苗头扑灭，如果任其持续，并被后来者效仿，必然造成改革派内部分裂。
克伦威尔组织政党的行为，犯了亨利八世的大忌。
亨利八世能够放心地将所有权力交给克伦威尔，自己做甩手掌柜，前提是克伦威尔不会对他造成威胁。
在克伦威尔之前，所有政府官员（枢密院、法院、星室法庭）都是由国王任命，并对国王负责，官员之间没有太多的横向关系。而克伦威尔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官员之间加强上下级统御关系，并且最终都听命于他。为了防止被政敌渗透，他把枢密院等权力机构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针插不进，如指臂使。
与此同时，国会也成了贯彻克伦威尔个人意志的工具。
国会是英国宪政的基石。在宗教改革前，英国国会是由教士、贵族和城市平民组成，国王不包括在内。其实质与大陆国家（如法国）的三级会议差不多，是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阶层（即“自由民”）与国王进行政治协商（特别是关于征税事宜）的机构。
例如，1483年理查三世篡权时，议会是这样宣布的：理查三世“在集会于本届国会中的三个等级，即教会贵族、世俗贵族和平民的请求与同意下”，登基为王。
宗教改革过程中，克伦威尔掌控的国会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从而开创国会立法的惯例，他以国王为令箭，以下院为阵地，打击上院的教士和贵族，极大扩张了下院的权力。克伦威尔改革国会之后，国会的三个组成部分变为：国王、上院和下院，最早这样描述的是1534年的《豁免法》。而在其中占据权力核心的是下院。后来英国国会的演变中，国王的权力逐渐虚化，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英国国会历代名人录
这与亨利八世期望中的国会存在很大的偏差。
1542年（克伦威尔死后第二年），亨利八世如此描述国王与国会的关系：“朕在任何时候都不像在国会中那样高高位于王位之上，在这里，朕如首脑，你们（指议员）如同四肢，我们联为一体，组成国家。”这相当于确立了“国王在国会中”的原则。
英国史学家这样评价都铎王朝时代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国王的权威是国会的原动力，假如没有这一生命力源泉，这架庞大的机器将停止运转，失去效能。”“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只有在国会中才能合法、有效的行使，一旦脱离国会，国王的权力也就流于空谈。”
许多当代英国史学家认为，克伦威尔的改革开创了“国王在国会中”的原则，确立了“国王只能依靠国会，不能甩开国会”的政治惯例。由此，英国形成了迥异于大陆各国专制君主制的混合君主制，走上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之路。
然而，所谓的“混合君主制”是在克伦威尔死后的情形。在克伦威尔掌控国会期间，不是“国王在国会中”，而是“党在国会中”，甚至可以说是“克伦威尔在国会中”。
他通过组织政党、串联议员、操纵选举、控制议程、死亡威胁甚至肉体消灭对手等种种手段，彻底把控了国会，使得国会完全贯彻克伦威尔的个人意志，有人认为他是整个都铎时代“最积极主动的国会选举操纵人”。
以现代政治的标准衡量，克伦威尔领导的改革派已经同黑社会无异。美剧《纸牌屋》中描述的种种政党政治背后的阴谋诡计，跟克伦威尔时期一比，统统小巫见大巫。
《狼厅》：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主角的电视剧
由于克伦威尔彻底掌控了国会，与改革派对抗的天主教保守派虽然拥有了经济上的底气，但政治上还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完全被克伦威尔打蒙了，被压制得完全找不着北。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他们也积极学习克伦威尔的套路，彼此组织起来，迅速向政党形态转变。
也就是说，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改革派与保守派长期你死我活却又势均力敌的斗争形势，使得两派出现协同演化的趋势，两党制出现雏形。
克伦威尔扩大了国会的权威，开创了近代党派政治的先河，“国王在国会中”就变成了“党在国会中”，实际掌控议会的不是国王而是政党，甚至是克伦威尔本人。
权力被完全架空，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的情况。这就动了亨利八世的“逆鳞”：你克伦威尔想要闹哪样？英国到底是姓都铎还是克伦威尔？枢密院、国会都是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亨利八世的脑袋就被摘下来了。
克伦威尔变成了英国政治的核心，甚至是亨利八世无法掌控的核心，到了这一步，克伦威尔就必须死了，才能让亨利八世安心。再加上由于通胀问题导致工业化不得人心，宗教改革弄得民间怨声载道，必须有人为此负责，克伦威尔就是最好的背锅侠。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克伦威尔给国王找的王后相貌不佳，正好充当了这样的借口。
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是否随着势力膨胀，真的产生了谋反的打算，后人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的传人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一百多年后确确实实做到了亨利八世所怀疑的所有事情：把持了国会、砍了国王、掌握了政权。
亨利八世时期的都铎宫廷，倒是很类似与之几乎同时代的明朝，在明朝同样存在类似的两党斗争。
亨利八世类似明武宗朱厚照，克伦威尔则是类似大太监刘瑾。刘瑾与克伦威尔一样，出身寒微，依附于最高权力者，高峰时期同样权倾天下，也干了不少党同伐异的事情。当时有人写下这样的奏章：“今近而京师，远而天下皆曰两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而且刘瑾与克伦威尔也同样是改革者，同样遭到朝野上下的痛恨，下场也差不多。
只不过克伦威尔的改革措施，出发点相当于站在东林党立场之上，顺应了国际贸易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大势。
克伦威尔虽被处死，但是他开创了国会立法的惯例，开启了两党制的先河，建造了枢密院的高效体系（后来内阁制的雏形），这一切都被继承和发展下来，构成了成为英国政治大厦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