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有另外一组主题，在正文中不易看出，而在每篇论文卷首的小序中则较为显眼。这些主题涉及我自己与人类学学科的边缘关系，以及我作为人类学的主要史学家在数十年间扮演的角色。虽然我是应人类学家之邀前往芝加哥大学的，我以前在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却是在历史系，我也始终自认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在1960年到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社会史，转向人类学史多少事出偶然，虽然在我以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种族理论为题的博士论文中已经不无迹象。在我到芝加哥大学不久，我应邀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办的人类学史会议（Hymes 1962）。邀请函是A. I. 霍洛威尔寄来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就参加了他的人类学史席明纳，他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他是这个会议幕后的领导人物。回想起来，显然，这次会议——在与会者中，我是人类学群体中的四个历史学家之一——既给了我一个平台，也给了我一些听众。
在同一时期，《行为科学史杂志》的创刊给我的史志事业开辟了一个更广的天地。虽然我那时并不这么想，但如今却不一样了，我在1965年写的编者评论文章《论行为科学之历史编纂学中的现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缺点》可以视为一种尝试，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当前的学科信条已经严重扭曲了对学科过去的理解，我试图开出一张方法论处方，为公正的专业史学家划出一方领地（参见Stocking 1966，1967）。从那以来，我的工作领域是道德、社会、行为或人文科学的学术史，并在总体上延伸到科学史。但如果说我将自己的专业身份定位在这个方向上，我的主要学术关怀却基本上受制于我就职之处，也就是公认的本国最知名的人类学系。
即便不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氛围也可以说是非同寻常，足以让我有别于大多数人文科学学科的史学家。许多史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基本认同，或者是思想史学家，或者是文化史学家，以自己之所有，供他人之所无（Stanton 1960）；他们不会跨行触碰其他领域的题目，因之，他们也没有高远的信条去捍卫或改变他们为之写作历史的学科，虽然历史主义的相对化思潮，尤其是在近期的模式中，也许还能在总体上带来一些颠覆性的效果。另外一种史学家只是一些思想史爱好者，主要是为他们本行的人文科学学科成员写作，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党同伐异的明确目的（Harris 1968）。由于自1960年以来，科学史家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这两种类型并没有穷尽学科史学家的全部，但他们都极力划定我所进入的思想竞技场（GS 1967）。
与第一个群体相反，在科系的认同上，我当然是一个人类学家；虽然我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更广的人文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却始终是我的首选，而人类学家也是我的基本听众。但与第二个群体相反之处在于，我认为我的历史编纂学是一门全日制职业手艺——相对来说没有利益纠葛，宽泛地说语境化，更多地指向过去而非现在。我的主要人类学参照点仍然坐落在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与我的同人们正好相反，他们的参照点是在他们在校教育期间形成的，也许又在间隔的岁月中受到重塑。另一方面，由于我的阅读大多是在人类学的过去，也在指导学生，听取申请，论文答辩，院系会议和走廊谈话等日常层次上，我一直置身于人类学学科的日常生活中，而大概只有思想上的耳濡目染，我对其当前的关怀才有了一些切身体悟。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位置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它也带来了问题——但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芝加哥中心论的。
其困难的一个标志是，我实际上从未能写出一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我曾经想过，将我的系视为20世纪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观察其具体而微的思想与制度生活。但虽然我可以方便地使用大量手稿材料，可以访问健在的对象，我还收到几百份校友问卷的答卷，有些真是丰富之极，但我发现几乎不可能超越第三章——这大约也是我目前的有些同事开始成为主要角色的时间节点。过去的问题和人物开始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当前的问题和人物；一旦不再是一个依据静默死者的文献来写作的历史学家，我开始更敏锐地感到了我的学科边缘地位。我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无涉利益纠葛的现场观察者，在系会上观察潜在分裂问题的两造，并经常在需要投票时弃权。但在事实上，我也是一个共谋的话事人，也会操心本系的现状和我的位置，而这已经在我对其过去的研究中有所显示了。最终，所有我写成的不过是一份图书馆展览目录；虽然我努力想以一种非庆祝的方式严肃地写出一部系史，但它事实上无非是作为五十周年系庆的一部分公开印行罢了（Stocking 1979a）。
我对系史研究的困难在一般学科层次上也有反响。我是经由人类学史这扇后门溜进人类学的，而没有经由其当前的关怀这个前门，并且自认最终是一个历史学观察者而不是一个人类学参与者，但我对这个学科的近期历史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在界定其将来时也犹疑不决——我只好自我安慰说，如果它明天关门的话，我自己的历史志业也就再也不需要素材了。但毋庸多说，从我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人类学以来，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年正是所谓“人类学危机”开始爆发之时：一系列彼此纠结的问题纷至沓来，如现场观察的、方法论的、认识论的、理论的、伦理的和人口地理学的，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焦虑一样，紧跟在欧洲殖民主义终结之际，在国外，后殖民时代的战争此起彼伏，在国内，则是激进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参见Stocking 1982b，1983b）。但毫无疑问，今日的人类学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于“今日人类学”——这是1952年一个研讨会的名称，它仍然是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时的一个基本参照点（Kroeber 1953）。
虽然在研究生期间我只研修过霍洛威尔的两门人类学课程，我最近（在主持“危机前”和“再发明”人类学席明纳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我自己的思想取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1950年代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界定，它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洲文明研究计划发生过重大影响。一边在伯克利教授史学，一边修改我的博士论文时，我放弃了历史学必须系统地采纳社会科学方法的看法，在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在对1950年代实证主义的思想批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类学系的一员。但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仍有大量实证主义成分，由此，我对人类学的科学化潮流怀有某种思想上的同情之感，也在对近期所谓的文学化相对主义怀有同情理解的同时又不无疑虑之心。仿佛是在应答一位成长于50年代的巨擘的类似犹疑之感（Geertz 1984），我有时候情不自禁地想，我也许就是一个“反-反-反-相对主义者”；而对其他人，也许要减少一个或几个对偶前缀词。
我与某些当代人类学思潮的暧昧关系在涉及“后现代主义”时更为明显。在多少有些不甘地承认它是当代文化生活的一种现状时，我更不愿接受它是一种理解过去的立场。
在我于1988年至1989年到盖蒂中心从事艺术与人文科学史研究前，我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这种现象（如果它可以用单数的话）。但居住在洛杉矶，与艺术史家一道消磨时光，和乔治•马尔库斯共享思想友谊（他是人类学新思潮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我却无法对之视而不见，自那以后，我对它有了直接的体察（参见Stephens 1990）。然而，在被要求给它下一个定义时，我不由得想引用一位朋友几年前在美国人类学会上复述某位杰出的后现代建筑师在鸡尾酒会上的解颐妙语。据说这位无比可靠的权威声称，POMO（后现代）的确定标准是双重的：“历史任你来装扮”；“东钻西窜如傻狗”。在挪用这一对说法比拟我自己的反复无常时，我后来有时刻薄地将之改成“时空乱”（anachronism）和“无厘头”（non sequitur）。但当我随后把这些说法传给一个崇信后现代的历史学家时，他回赠了一种更贴切的译法，“拼贴”（pastiche）和“去中”（decentering）（参见Megill 1989）。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逸闻式翻译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风味越来越淡了，但从几个特别的观点来看，我似乎领悟了这一现象的基本方面。而从我自己的口味来说，从“傻狗”到“无厘头”再到“去中”，多少有些颠来覆去，而从“历史任装扮”到“时空乱”再到“拼贴”，则仍然将第一条标准关在一座现时主义的反历史牢笼里面。
虽说我对历史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方案怀有同情之心，但在与今天那些早早就已经稔熟于解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学生相处时，又让我感到，历史学家的使命有时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工作。
在这种情境下，历史主义虽曾以过去的差异性和断裂性呈现在我面前，如今却又必须坚持一致性和连续性。
与此同时，我近来越来越意识到，我自己的历史学不但不是去中的，在今日还很有可能被称作是教条式的。虽说我的博士论文在一开始是用准定量方法研究几百个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少数“代表人物”），但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却大都关注人类学主流传统中的主流范式观的主要人物（参见Stocking 1983b）。我没有刻意拯救那些被忽视的范式方案的先驱人物，他们曾经销声匿迹，如今又重返人间（Vincent 1990）；也没有从那些一直被当作人类学研究对象之“他者”的立场，以历史的眼光检视人类学（Fabian 1983）。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替代性历史，都能取得丰硕的成果，绝对有必要加以历史编纂学的和批评性的考察。但我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只研究了学科发展主线上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家。以历史的方式重温他们的理解，这在我看来仍是有效的、必要的方法。我赢得的一次最佳褒奖来自鲍亚士晚年的一位门徒，他对我说，“你把鲍亚士还给了我们”。——在他死后多年间，他的工作被很多人，甚至至今有时候仍是如此，视为几乎没有正面的理论价值之后（例如Wax 1986），我终于将他还给了圣典（canon）。
然而，近年来，圣典问题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出现了，这与我的身份有关，也与我的史学研究的内容有关。在作为一个外人进入人类学后，我得到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位本族历史编纂学家，而我的工作也一度赢得赞誉多于批评。但最近，批评的声音开始指向这个领域的“教长”或“元老”；我的工作被指责是非理论的或归纳性的（Jarvie 1989），缺少与当前人类学论争的关联性（Kuper 1991），还有，从人类学史中驱逐了人类学家（Winkin 1986）。
我无意在此作全面答复，也不是表明我没有捍卫一般理论取向，或想要直接以历史的方式阐明当前的理论问题，我只想说，我在1965年倡导的纲领性“历史主义”早已因我在人类学家群体中的居留而得到了证实，并经受住了进一步的历史编纂学反思。这些都让我更欣赏当前学术兴趣在定义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角色，各种培育历史感悟力的方式，以及评价它的不同标准（参见Stocking 1982c）。这都反映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和我参与的各种编辑角色中。
在为“人类学史”系列（HOA）丛书选择焦点时，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它们如何与当前的学科关怀形成共鸣（Stocking 1983a）。
如果有些关怀（田野工作的不确定特征，结构功能主义重估，民族志研究的殖民场景）在1980年代被认为过时了，但它们在1960年代以来曾经是问题，至少其中有一个关怀（博物馆和物质文化的角色［Stocking 1985］）引发了一波持续高涨的兴趣。不只如此，这个丛书系列被特意安排为一次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事业，双方都在编委会中有实质性的代表，每一卷都收入了两个群体的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