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中美关系—减少短期脆弱 \\t塑造长期稳定

文章载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12期

作者：达巍

作者系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2.007

注释略

2017 年 11 月 8 — 1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时间节点十分特殊。就在访前两周多之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而从美国角度看，特朗普访华恰逢其当选总统一周年。这一年中，中美关系先是经历了由特朗普当选后某些言行引发的风波，也在其上任后实现了总体平稳。在这样一个契机回顾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展望下阶段中美关系的走向，可谓正当其时。

2017年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图为两国元首夫妇在太和殿广场合影。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特朗普总统又是中共十九大后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因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特朗普访华，并给予其“国事访问+”的礼遇。正如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指出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将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描绘蓝图”。显然，中国政府希望特朗普此访能够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开好局、起好步，并服务于中长期的中美关系。对于这次访问，中国看重的主要是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尽管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通过持续的短期合作来实现。

从美国视角看，众所周知，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曾反复攻击美中经贸关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特朗普上任十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保持了平稳态势，经贸关系上也没有发生众人担心的“贸易战”等情况。对特朗普颇为苛刻的美国国内战略界和主流媒体开始质疑或者嘲笑特朗普对华“变软”。上任以来重大政绩不多的特朗普，需要通过首次出访亚太带回一些具体的成绩，回馈自己的支持者，也能让其国内反对者“闭嘴”。因此，美方在此次访问当中更看重的是短期问题、战术问题，特别是在经贸和朝核问题上。

综上来看，中美高层这次互动完成了双方的目的。从中方视角看，从2017年2—3月中美关系逐步趋稳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保持住了平稳态势。此番特朗普访问顺利圆满；由两国领导人互访与四个高层对话机制构成的两国高层交往机制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十个月内顺利完成第一轮。两国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得以深化，特朗普在华期间多次表达对中方接待工作的感谢以及对中国领导人的赞赏。两国在经贸、朝核等问题上的分歧虽然不可能消除，但是通过访问双方保持了积极的合作势头。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过去近十个月的稳定之后，获得了新的动力，可谓“成功+”。从美方视角看，中美双方就朝核问题交换了看法。中方在此次峰会后，向朝鲜派出了特使，继续做朝方工作。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美国波士顿市橙线地铁首批列车10月16日下线。这是国内首批依照美国标准生产的地铁车辆，不仅满足美方在技术、商务、本地化及法律等方面多项要求，而且将凭借人性化设计改善乘客的出行体验。

经贸领域，特朗普带回去一个在两国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2535亿美元的“大单”，也充分说明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分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故宫夜宴、盛大欢迎仪式等安排，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体会到了中方对美国领导人的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尽管美国国内主流媒体仍然有不少杂音，认为特朗普没有拿到多少实际成果，但是公平地说，这里面的确有不少美国“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果访问美国网民经常访问的视频网站，看一看美国普通网友对中方接待特朗普相关新闻的评论，就会发现留言的美国网友对中方接待的诚意、对美国总统在中国受到的礼遇是非常“在意”的。这种民意，至少也代表了“半个美国”。

在肯定中美关系近中期的稳定状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稳定的脆弱性。脆弱性首先来自特朗普的个人特征。特朗普个性多变，波动性较大，未来假设特朗普认为中方在某些其特别看重的问题上未能满足其要求，是否会导致其对华判断、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可能性无法排除。一般而言，在一国决策体制中，制度性因素是长期稳定因素，也是主导因素。但在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下，美方领导人个人因素在美国决策体系中的比重比过去增大了。多变的个人因素压过更为稳定的机制性因素的可能性升高，从而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其次，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历史上组建最慢的一届政府。迄今为止，美国行政部门的不少中高层官员岗位仍然空缺。就对华政策而言，目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仍是代理；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已经有提名人选，但尚未上任。未来这些人选的变更都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在战术层面上出现变数。例如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选薛瑞福就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亲台派”。其在提名听证会上公然表示支持提升美台军事交流层级等。一旦付诸实施，必然会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

第三，由于特朗普与建制派关系颇为紧张，出于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放心”，国会等建制派这些占据更大优势的部门在外交中“出手”倾向明显。一般而言，美国国会在外交中主要是在程序性议题上发挥作用。在战略性、安全性较强的议题上，国会远不如行政部门活跃。不过，在特朗普上任后的不到一年时间里，美国国会主动干预外交的倾向明显增强。其背后的动因正是建制派对特朗普的“不放心”。可以说，特朗普想有所作为的领域里，国会可能就会反其道而行之；特朗普处理得比较好的领域，国会就会拿到放大镜下审视一番。这种“跷跷板效应”，在美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因为特朗普试图缓和美俄关系，国会以及两党建制派就采取了诸多办法来阻挡。例如由于担心特朗普解除对俄制裁，国会就通过立法把解除制裁的权力收回。同样，在中美关系上，两国政府的平稳关系有可能受到国会的扰乱。2017年以来美国国会在台湾、人权等议题上小动作不断，例如在《国防授权法》中塞入有关美台军事交流的“搭车”条款，试图推出《台湾旅行法》等。这些或多或少都与美国行政部门对华政策相对平稳有关。

相比于短期脆弱性，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方的长期战略焦虑。在过去近十年中，美国战略界对华判断明显趋于消极，其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持续上升。伴随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这一问题可能还会有所强化。显然，无论特朗普的总统职位能干多久，其任期都是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在未来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三十多年征程中，美国战略界的长期对华判断才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

中国在过去五年中逐步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逐渐走向“强起来”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中国“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中美两国间的强弱对比的变化。自19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始终是一个相对的弱国（中国）与一个相对的强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强起来”，当然意味着中美关系将成为“两个强国之间的关系”。两国综合国力当前仍有相当大差距。但是从全球范围看，权势向中美两强集中，这是一个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现实。这样一种结构性变化一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虽然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出现，但是结构变化增大了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趋势。

中国自信地宣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意味着中美两国发展模式“分路而行”的态势将更加清楚。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曾经在全球大行其道。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国内主流观点始终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终将与美“汇合”。美国要做的是不断“接触”中国，持续影响、塑造。然而近十年来，伴随中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断发展，美国内部的“汇合论”者不断减少，“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即通过与中国交往塑造中国战略走向——遭到强烈质疑。这是2015年美国国内发生的对华战略大辩论的背景，也是美国战略界对华判断生变的一个核心原因。一位近期访华的美国政府前高官也说，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新的论述，美国国内的中美“汇合论”者恐将从此消失。中国坚定自信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发展道路会迎头相撞，也不意味着两国发展道路就一定是平行线。但是两国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各美其美，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对美国战略界来说还是一件需要时间去消化、接受的事情。

2017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娅女士共同参观北京市板厂小学。这是彭丽媛和梅拉尼娅观看学生汇报演出后与参加演出的同学们合影留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并开始拿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聚焦于发展自身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秩序更习惯于采取一种“防御性姿态”，主要关心自身安全与利益。宣告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则开始从全人类或者全球的视角呼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美国战略界长期相信西方模式、西方经验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方案。中国的变化显然也将影响其对华战略判断，进而对中长期的对华战略产生影响。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中美关系上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这不以中方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美方某一届政府的政策为转移。对此，中方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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