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写《世界的演变》花了你多长时间？
奥斯特哈默：这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要想了解一个完整的世纪，一个人得用几十年去读各种文献。可以说，这套书的酝酿时间远远超过了写作本身。写作也不是一气呵成的，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如果把一再中断的大量写作时段加在一起，总共大约是六年。
腾讯文化：在普通读者看来，世界史是国别史或区域史的综合，在中国很有名的《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是如此。但《世界的演变》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正如你引用布罗代尔的一段话所描述的——“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将这些近邻关系、这些边界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变成一个整体”。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奥斯特哈默：首先，大家应当知道，我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人类通史，不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其他许多历史学者那样的作品。而且对这样一种囊括人类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历史的写作，我也不感兴趣。这类写作其实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带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推论式色彩——仅就远古史、古代史和考古学而言，人类对它们的科学认知就已经非常广博，而且这种认知的变化非常快，生活在近几个世纪的人，没人能全面了解这一切。所以这种长时间跨度的通史型写作总有缺憾，不可能面面俱到。
其次，我不喜欢“综合”这个词——如果它指的是自下而上、把特殊的和区域性的东西提升到普遍或全球性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历史写作是无趣的，从学术角度看也没有意义。我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应当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小故事，列举了很多非常具体直观的例子。
但同时，我也在努力不让它变成一块由碎石拼成的马赛克。我更感兴趣的是关联和解释。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家是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理想类型”，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世界史分析非常实用。分析的重要性远大于综合，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我这套书是针对大量单个主题的大量分析的一个关联性汇总。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世界史写作的最佳和唯一可行的方法。
腾讯文化：写《世界的演变》时，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吗？
奥斯特哈默：人们往往都会把外语问题看作一个巨大的障碍，有些人甚至认为，世界史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没人能看懂所有需要阅读的语言文字。但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棘手的困难。如果一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全球史中的某个专项课题，他自然要掌握这项研究所需要的各门语言，因为他首先要能看懂原始史料；然而，对一个从全面阐释的角度进行历史写作的人而言，他的工作不能主要依赖于史料，即使其撰写的只是一个国家——例如德国或中国——的百年史。因为其中涉及的史料实在太多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全部拿来，逐一钻研。因此，针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写作，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世界史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最优秀、最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用什么语言出版的。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英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即使是论述中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很大一部分也是用英语写成的。不过，在人文科学领域，真正重要的学术语言种类其实并不是很多。因此，世界史学家首先要掌握那些“大”的语言。
遗憾的是，我不会日语，西班牙语水平也很有限。但即使我懂，也很难在一个小小的德国大学城里找到用它们写的相关著作。大部分图书馆都找不到这些著作。
腾讯文化：有关19世纪的史料浩如烟海，你的选材原则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我注重的是不能只顾及那些“伟大的文明”。比如在19世纪，有很多社会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它们更多的是人类学而非历史学要面对的课题。但这些社会当然也是时代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腾讯文化：写作时，你是否曾提醒自己要避免掉入某些陷阱？
奥斯特哈默：是的。我极力避免落入的一个陷阱，是用“进步”和“落后”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这不是说进步不存在，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历史写作中最妙的那一根红线。
另一个要避免的陷阱，是从“世界霸权”的范畴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排第一、谁排第二，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并不太关心。
和印度相比，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甚至是成功的
腾讯文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你提到你的学术出身是“中国”。你是如何开始中国问题研究的？为什么？
奥斯特哈默：说来有些话长。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以平行或彼此关联的方式，研究世界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组织：中国和英帝国——在各大洲，英帝国曾经都有自己的地盘，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者；而中华帝国则是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政治体。我198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中英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
后来，美国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接替了英帝国的位置。在我眼中，中美关系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腾讯文化：你出版过几本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如《中国革命》《中国与世界社会》。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中国革命》这本小书是唯一以中国国内局势为主题的。篇幅比它长得多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则将中国的外交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完成。
如今，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作为大学教授，我没教过中国历史课，教的主要是欧洲史和国际关系史。
腾讯文化：研究“中国”的学术背景对你写作此书有帮助吗？在你看来，和其他世界史的中国部分相比，这套《世界的演变》的中国部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即使是对从事世界史写作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对某些地区的熟悉程度也总是会超过其他地区。2015年去世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Bayly）就是一位印度专家。一些人比较了我们两人有关19世纪的著作，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因为贝利是以印度为着眼点，而我是中国。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我的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我一直在书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一种贴近现实的比例关系。就19世纪而言，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历史。
或许你会说，中国在19世纪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对此我只能部分赞同。对国际关系来讲，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实力确实比较弱。但它并不是被动的。例如和印度相比，在某些方面，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甚至是成功的。另外，当时中国在国际上虽然弱小，但始终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它是全球最大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
腾讯文化：在书中《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一章，你特别谈到了帝国的凝聚力问题，也谈到直到现在中国依然维持了与其在帝国时代相当的版图，而奥斯曼、哈布斯堡、大英帝国都已不复存在。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持久力”？
奥斯特哈默：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帝国”的概念在今天往往是带有批评色彩的：帝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并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从这一意义上讲，用“帝国”来描述中国并不恰当。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与一般民族国家是有差别的——在德国，人们对“少数民族”没有概念。另外，朝贡体系也对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都（不无道理地）自视为一套由其自身制定的世界秩序的中心，一片被边缘地带包围的核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