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刚刚会见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就与一向主张亲俄的前国务卿、大外交家基辛格举行了会晤，并咨询他关于“关于美俄关系”如何推进的建议。这实际上显示出这位美国总统从来改变过与俄罗斯交好的初衷，尽管他本人屡次因这一外交政策而面临着政治对手和专栏作家们所制造的严峻考验，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解职，更让通俄门有进一步发酵的风险。
作为一位崇尚黎塞留和俾斯麦的政治家，基辛格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们的思维方式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是普京的狗
事实上，尽管特朗普以"不靠谱"著称，但他对俄罗斯的亲近政策，与那些疯狂反俄的美国专栏作家相比，实际上孕育着相当的合理性，因为：
随着俄罗斯实力的急剧衰落，俄国越来越难对美国构成实质上挑战；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崛起，逐渐对美国超级强国地位构成竞争，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则取代了传统冲突成为西方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地缘力量，俄罗斯的完整存在，本身就是旧大陆地缘均势的重要存在，也是美国离岸制衡优势的现实基础。
况且，俄罗斯的崩溃对美国毫无益处，它只会极大地加剧中北亚、高加索等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并形成一个辽阔地缘真空。对于俄罗斯价值的奥妙，前美国国务卿、大外交家基辛格（Kissinger）在2016年初的评价，可谓再恰当不过，"俄罗斯应该被看做是（美国）新的全球（旧大陆）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对美国的主要威胁。"
不过，这种合乎地缘现实的联俄政策，从一出现，就遭到了美国国内外的猛烈阻击，而这一政策也很快就成为特朗普政治上的阿喀琉斯之踵。
胜选之初，特朗普就被对手与"俄国干涉美国选举"联系起来，这造成了潜在的总统合法性危机；随后，特朗普的前国安顾问弗林（MikeFlynn）与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ersonSessions）先后因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SergeiKisliya）私下接触而被调查，前者甚至因此被迫辞职；更有甚者，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Kushner）也因"通俄"而遭到调查。与之相应的是，美国舆论则将特朗普的亲俄政策，视为对美国的背叛，《纽约时报》撰文《特朗普是普京（putin）的哈巴狗》，将其视为俄罗斯的傀儡，老牌媒体CNN炒作特朗普在俄国的"招妓门"，将特朗普打造成俄罗斯渗透美国的间谍。这种情况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JamesComey)也开启了对特朗普是否通俄的调查,而科米的随后被免，更让特朗普政府面临着更多因“通俄”而引发的烦扰。
更糟糕的是，随着特朗普修改奥巴马（Obama）医保法案的失败，其民调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据盖洛普4月初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已经下降38%，反对率上升到57%。民意的变化情况表明，特朗普已经丧失了借助民意力量为其政策背书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屈服于建制派和舆论的压力，调整对俄政策，已经成为特朗普政治生存的必须选择，其亲俄政策也陷入了困境。
实际上，特朗普对俄政策调整的失败，不仅仅反映了其政治基础的虚弱，也映照出美俄缓和外交的困难。
一方面，美俄双方在当今世界多项重大国际议题中，存在着深刻且难以弥合的分歧。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上，俄方坚持克里米亚乃是俄联邦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而美国不但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支持反对派，且受限于1994年三方协议确保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诺言，双方在这一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俄罗斯支持的东乌军事组织与亲西方的乌克兰之间接连不断的冲突，更让美俄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鸿沟越来越深。此外，在对待叙利亚不得人心的巴沙尔政权问题上，美俄之间的分歧也难以弥合。
令人难堪的是，无论是乌克兰问题、还是叙利亚战争，都是长期、痛苦、难解的低烈度冲突，这种漫长的争斗将为美俄双方酿制足够的偏见，给舆论操控政策提供丰富的题材，并使得双方向和缓迈进的每一步都遭到了无穷无尽的阻挠。
另一方面，美俄之间的主流政治力量，存在着互为威胁的意识形态冲突。
平心而论，俄罗斯作为一个急剧衰退的大国，除了核武以外，其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能对美国的地缘优势构成威胁。那么，美国主流政治力量为何执着于对抗战略，而非采取基辛格契合现实的建议，采取相对和缓的对俄政策？
关于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内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中，阐述得非常明确："俄罗斯无法对我们构成威胁，它实际上是一个弱小的构架。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武器，他们的经济产出不了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他们一点进步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西方）的价值观不坚定，那么，俄罗斯很可能（侵蚀）成功。"
奥巴马的讲话实际上透露出美俄地缘博弈的一个真正关键所在：在奥巴马这样力主对俄强硬的西方主流政治家看来，美俄关系不仅仅夹杂着现实利益的纠葛，更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即，作为两个同属白人基督教文明圈、且善于输出意识形态的地缘对手，俄罗斯普京政权所奉行的保守东正基督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主流政治力量奉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换言之，普京政权输出的意识形态，正在威胁到西方主流政治力量生存的根基。
瑞典著名极右翼成员布雷维克（Breivik），就曾在自己的《2083—欧洲的独立宣言》一书中，猛烈抨击了把欧洲文明"出卖"给伊斯兰的西方主流政客，并极力表达了对普京政策的钦佩，声称后者捍卫了基督教的文明。
事实上，西方当前主流政治力量的最大国内对手：法国极右翼阵线领袖勒庞（Lepen）、意大利五星运动、德国的极右翼PEGIDA，美国的另类右翼等，在激烈反对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都对标榜民族主义的俄罗斯抱有相当强烈的好感。就像奥巴马所言，俄罗斯基督教民族主义式的意识形态，伴随着难民危机的愈演愈烈，对西方主流政治力量的权威，也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种对自身政治利益的侵害，直接威胁到政治存在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使得普京的俄罗斯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力量眼里必欲拒之而后快的大敌。而特朗普与国内民主党之间愈演愈烈的分歧，并发展到否定对方政治合法性基础，本身就是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体现：特朗普力主美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于立国之初的基督教文明之上，但他最激烈的反对者显然认为文明的多元化才是相关政策的标准——双方各自抽取了美国立国之初先贤的某些言论作为自己合理性的支撑。
19世纪中期，奉行君主正统原则的东欧三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同盟，与奉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法国之间的剧烈冲突
所以，尽管美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利益契合，但美俄之间未来关系能否按特朗普与基辛格的设想走向接近甚至合作，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转变。
毕竟，对于西方来说，黎塞留和俾斯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在阿拉伯之春和难民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专栏作家主宰西方外交的时代。
2011年，法国著名专栏作家、哲学家Bernard-Henri Lévy（左一），带着两名法国记者到利比亚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接触了反对派,并自作主张把反对派的代表带回了巴黎。为反对派制造了巨大的舆论海啸，并迫使法国政府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并不得不干涉内战
针对默克尔拒绝巴勒斯坦女孩永久居留的言论，德国舆论界予以猛烈抨击。左翼评论员萨莎·鲁博发推称：“如果你觉得安格拉·默克尔是个好人，就看看这段视频好了”；反对党绿党青年阵线负责人杨·施诺亨博也表示：“对着摄像头告诉一个小姑娘她的命运与你无关？丢人”；该党高级律师卡廷·戈因艾卡德转发并评论说：“政府在难民政策上犯的错不是摸摸头就能摸没的”；网民杰夫·曼恩称：“面对痛哭的小难民，默克尔拍拍头后让其滚蛋。真是无语”；马提亚·格兰蒂斯更指责说：“默克尔，一个基督徒，竟没有同情心，对现实世界也不了解。心碎。”
“德意志外交成功的最大危险，从来不是德意志的敌人，而是在座的三百位傻瓜（指德意志议会议员，他们很多出身报界，屡次借用报纸舆论的力量抨击俾斯麦的现实外交）。”——1885年，德国议员抨击俾斯麦的亲俄政策，俾斯麦予以回击。历史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俾斯麦的继任者们，任凭好战的舆论操纵德国的外交，最终使得德国陷入了英法俄三大强国的围攻走向灭亡
